重会恩师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肖庚珠老师
作者：余显恒
有一位老师在我的心里一直享有崇高的位置，那就是我就读初中时的恩师肖庚珠老师，我少年时对他的印象——英俊，潇洒，庄重，威严，处事一丝不苟。
青年时期的肖庚珠老师
只听说他的老家在江西省万安县，他大概在一九七四年从我们湖北阳新县调回到江西万安，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虽然我们从邮局投递了多次信件查询，但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我离开老家来深圳也有二十多年了，但一直没敢忘记寻找我的这位恩师，我甚至每当有来自江西吉安地区的新同事都要不厌其烦地托他们打听，但结果都令人失望。岁月总是这样无情，这种挂念竟然折磨了我近半个世纪，皆因我们师生之间有着不同一般的深情厚谊，老师不仅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就连行为举止形象都在他的教学内容中占有很大比重。如今我也是个年满花甲的人了，我越来越怀疑，我的这位恩师还在世吗？
今年四月的一天，有位同学给我电话联系说有了老师的下落，说是武汉的一位同学（当年五七干校插队落户在我们老家那一带的随迁干部子女）的一位亲戚在吉安市工作，无意中查找到了老师的档案，并联系上了。真是让我喜出望外，老师居然还健在！掐指一算，老师今年已是八十三岁高龄了，还活着，了不起啊！我当即要他把老师的联系电话告诉我。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试拨了老师的电话，约七八秒钟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嗓音略带沙哑的老者声音，虽然话音有些含混不清，但我已经明显识别出四十多年前那种很熟悉的声音，只是那声音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样洪亮有力，而是充满了沧桑岁月。是的，就是我的老师，我确定没错，这一瞬间我的心跳加速了:
“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余显恒，您还记得吗？您让我找得好苦啊！”
“记得！记得！您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啊！作文也写得好！”我的天！老师居然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四十五年前的那个青少年时代，那不是他当年经常在班上表扬我、还到别的班上炫耀的话吗？我的眼睛湿润了，看来老师在心底里一直就没有忘记他的学生，不然他怎么随口就答得出来呢？我明显的感觉到电话的那一头老师很激动，他连续的说话，让我插不上嘴，但我却没有听懂几句——老师的语音有些含混不清，兴许老师有些太激动了。
“老师！老师！”我很不礼貌的打断了老师的话，“老师，电话里听不太清楚，'五·一’节快到了，我争取'五· 一’节期间去看您！”
“好哇，一定来啊……” 我不舍地挂断了电话。这天是公元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与老师前次对话的时间是四十三年前，时空距离居然拉开了近半个世纪！
与老师通完电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盘算着不到二十天我们师生便可以重逢了。老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还是不是当年那黝黑刚毅的脸庞，炯炯有神且威严的目光？我无法想象......
夜晚，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师生往昔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家乡位于幕阜山麓，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山村，村里有一座古老的余氏宗祠，宗祠规模较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鄂东南第一次党代会在这里召开，后被列为革命遗址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的胡桥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下辖八个生产大队（村），人口约两万左右，全公社小学的的高小班都集中在潮坑祠堂，那时候叫胡桥小学。
当年的胡桥中学（余家祠堂）
余家祠堂里的旧戏台
大约在一九六九年，这里成立了初级中学，并命名为胡桥中学。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老师就从那个时候分配到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那时我还在上小学。记得老师来的时候，没人迎接，他是一个人背着行李从山垅小道步行找到这个祠堂的，那天祠堂的门是锁着的，其他人员都没来。接待他的是我的两个小学老师（当年的小学迁移在祠堂后面的破庙里）。突然间来了个操外地口音的人，我们这些山里娃感到很稀奇，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一样远远地躲在那里看，只见来的人很年轻，三十几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着中山装，留着分头，皮肤黝黑，眼睛格外有神，脚上穿着黑色皮鞋，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胡桥中学新来的老师。
我就读初中的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二月，那时是文革学制，实行春季升学。学校贯彻的教育方针是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还发出了“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小学的学制被缩至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没有了高考，只有畸形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管学习成绩好不好，不是“根正苗红”的，就绝对没有上大学的机会，那时的高等教育实际已经瘫痪。
幸运的是，教我主课的老师都是知识渊博的老师，我的恩师肖庚珠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我的语文、生物（那时叫农基），还兼任我的班主任，教我数学兼物理（那时叫工基）的老师则毕业于清华大学，还有化学、历史、地理等课，是本地的其他老师担任。
开始接触外地口音的老师，很不习惯，总有些胆怯。肖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大，目光不时地扫向每一个同学，仿佛他的目光一下就能把你射穿，那种威严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我们课堂上当然就很守规矩了。老师也有温柔的一面，他在课堂里巡视的时候，表情是很随和的，特别是给你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位亲切的朋友，比如讨论这段文字：“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那夜空下的景色、人物、动作，老师演示得淋漓尽致，把我们一下子带入了真实的场景，文中句子用词准确，意思表达到位，人物形象和动作逼真，还有那恰到好处的修辞，在老师的演绎下，我们学得很认真，语文成绩也提高得很快。我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那时老师经常批评我缺乏朝气。经过一段时间与老师的接触，在老师的启迪下，我的思维开始活跃了，老师打开了我的心锁。渐渐地越来越喜欢和老师打交道，我也就成了老师特别喜爱的几个学生之一。
不知什么原因，我从小学时候起就喜爱书法。到初中时，老师也喜欢让我为班上写这写那的，诸如誊写学习制度、办宣传栏之类的，甚至班上统一买的练习本都要我把每个人的名字写上后再分发给各个同学，这无意中又促使我加强了书法练习。其实，我的肖老师自己有一种独特的字体，那字体扁平、端正、刚劲有力，那字体也体现了老师的刚毅性格。我曾经问过老师那是什么字体，老师好像跟我说过是什么“魏体”，但我认为与通常字帖里的魏体有很大的区别。几十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把老师这种字体默认为“肖体”，而且我把老师的这种字体模仿得惟妙惟肖，也许是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吧。
我和老师除了教与学的关系之外，有时还共同学习一些在当时较冷门的知识。我们国家在一九五八年曾由国务院发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但几乎没响应。其实国家早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就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并作为附件刊登在《新华字典》后面。老师当时对汉语拼音也不是很熟悉，但有基础。我在老师的指导下，认识了21个声母和6个单韵母，于是我认真地开始研究汉语拼音方案。那时的农村是有有线广播的，听广播就是我练习普通话的很好机会，找到感觉后，我就越发对普通话感兴趣了。慢慢地，我对汉语拼音的拼读方法、拼写规则、变化规则，由生疏到熟练，远远地走在了同学们的前面。我想，这是老师引导的结果，是老师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全镇老师培训普通话教学的时候，我还有幸被推选为全镇老师的辅导老师。
回忆学习汉语拼音的历史，又使我想起了我和老师之间的一则轶事。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查字典，字典除了能帮助我理解词义外，还能纠正我的很多读音。有一次老师给我们上生物课，讲水稻的生长过程：幼苗--分蘖—抽穗—杨花—成熟，其中的“蘖”和“穗”字我事先查过字典，做过预习。后来听老师在上课时把“穗”字念成“huì”，我感觉有些不对，字典里标的读音是“suì”。为了慎重起见，下课后我又查了字典，证实了我没错，于是我拿着字典找到老师进行交流，老师当即表扬了我，并感叹：“这个字我读错很多年了，现在应该纠正了！”随即，老师又在课堂上向所有同学纠正了这个字的读音，并再次表扬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虽然有些羞涩，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成就感。当然，更让我感动的是老师那种治学严谨的态度。能和自己的学生坦诚相处，亲密无间的交流，不是更体现了老师那种令人尊敬的学者风范吗？
因为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我的语文学习进步很快，思想也活跃了，写起东西来也就顺利多了。那时的写作练习最多的就是记叙文和评论文。我曾一度对评论文很感兴趣。记不清是哪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由我国外交部写的文章，体裁是驳论，文章作者在其中的一段用排比的修辞手法，以反问的句式列举大量事实批驳前苏联在外蒙屯兵百万威胁中国的事实，老师在演讲中义愤填膺，那气势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后来我们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非常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尽量避免说空话，文章的质量自然就提高了很多，语法、修辞艺术等基础知识，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每当我们的写作水平有进步的时候，老师总不忘鼓励我们，哪个词，哪个句子，哪个段落结构，哪种修辞手法，他都要一一点评。老师经常把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甚至拿到别的班上宣读，使我既难为情又有一种自豪感，看得出来，老师自己也很开心。
学习成绩好一点的学生，自然在学校出头露面的机会就多一些。像办墙报（包括班报和校报），每次都会推荐我。学校开大会，各班代表发言，我是被推荐得最多的。老师对我们的发言要求很严格，每次学校有重大活动时，我们作为发言代表，都要在班上先练习，站姿，双手怎样拿讲稿，目光怎样投向观众，脸上的表情，声音的高度，语句的停顿，老师都是有重点要求的，练习不合格就重来。老师的这些教导，深深地影响了我，出社会后，我也没敢忘怀。
老师那时候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当年的学校不像现在漂亮的教学楼，那学校因为是一座宗祠，很宽大，特别是祠堂中间还有很大一片方形的露天场地，每到刮风下雨天，就没有几处地面是干的，遇到暴雨天气，祠堂周围的水田就被山洪淹没，教室也不能幸免，课桌上积满了被风刮下来的黑色尘垢。每当这种时候，老师就会挽起裤脚，和我们学生一起拿着脸盆到处排水，衣服湿透了也全然不顾。我们老家属于坵林地带，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夏天的时候，蚊虫特多，伸手一抓一大把，晚上睡觉只能挂蚊帐，老师的降温工具就是一把旧蒲扇，那时没有电扇，更谈不上空调。老师的生活条件跟山村里的贫苦农民一个样，所不同的是，老师有国家固定供应的每月二十九斤大米，四两油。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每餐才三两米饭，哪里能够啊！附近的老师还可以回家帮补帮补，带些杂粮或者红薯到学校蒸着吃，可老师的家却在千里之外。记得那几年，老师和师娘都在远离家乡的外地工作，师妹才三四岁，师弟刚蹒跚学步，师娘因工作条件限制无法管理孩子，无奈之下将两个孩子送到老师这里，老师既当爹又当妈，白天只好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学校隔壁村的一户人家帮带，晚上将孩子接回学校，期间的辛苦可想而知！
老师的穿着也很朴素，夏天穿的白背心，破了很多窟窿也舍不得扔，冬天就是那两件褪了色的中山装，一件灰色的毛呢旧大衣，只在非常寒冷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穿。
老师跟附近的村民也合得来，他从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
记得有一年老师根据学校安排，去附近一个名叫泉口的村庄支农（文革时期的国家干部支援农业生产活动），那天泉口生产小队正好是去一处名叫洪家坪的山地挖红薯，那山路又高又陡，从村庄到挖红薯的山头足有五公里的路程，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踩滑小石子而摔倒。那天天刚亮，肖老师和熊老师（我的数学老师）就跟随村民冒着晨雾上山了，虽然时值深秋，攀爬那样的陡峭山路还是让人汗流浃背，走到目的地，身上的衣服能拧出水来。两位老师的工作是帮助村民把挖出的红薯摘下来装框，村民陆续不断地肩挑箩筐将红薯运下山来。中午时分，一位叫余昌执的村民刚挑着满满的两箩筐红薯下山时不慎滑倒了，脚踝严重崴伤，坐在地上无法行走，而且疼痛难忍。怎么办？派人背下山？一个人是难以完成此任的，说实在的，劳动力也很紧张。这时，我的两位老师主动提出要抬伤者下山，这下可把村民们惊呆了：两位高级知识分子抬担架护送一位农民下山？这在我们山村里可是开天辟地的事啊！伤者也连连摆手摇头：“不行！不行！这要折阳寿的！”两位老师不由分说，让村民砍些树棍和藤条，做了一副简易担架，硬是把伤者抬上了担架，两人一步一顿的把伤者抬下了山。可以想象，那么高的山，那样崎岖的山路，小心翼翼的抬着一百多斤重的伤者下山，两位老师要付出多少艰辛啊！
多少年后，乡亲们每每说起这件事，仍然赞叹不已！
……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们即将毕业。按文革初期的规定，我们应该是在一九七二年冬季结束初中学业的，但这一年国家将升学时间作了调整，恢复了文革前的毕业时间制度，因此，我们在初中的学习时间延长了半年。
离毕业时间越来越近，我们的学习也越来越紧张，因为听说这一年的升学考试是很严格的，大概是因为龙港高中的招生名额有限，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果然，升学考试实行了一人一桌，而且每桌之间还要间隔一定距离，监考老师都是从别的公社调来的，当然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被抽调到别的公社去监考了。
紧张的考试结束后，同学们免不了都要聚在一起核对自己答卷的对错，那众生相终生难忘：有笑容满面的，有叹气的，有捶胸顿足的，还有哭泣的……
学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是各班自己安排活动，开茶话会，同学之间互赠礼物（那时同学之间的礼物是笔记本，相互留言），给老师的什么礼物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没有忘记的是我们班给学校送的礼物：一架上发条的大挂钟，那挂钟的闹钟声与古寺庙里的钟声极相像，声音浑厚，深沉，悠扬。
接下来是毕业典礼活动。毕业典礼的压轴活动是宴席，宴席的头天，我们要准备各种菜肴。猪肉是我们自己班上养的猪，记得那是一头白花猪，是我们班头一年买回来的仔猪养大的，养猪的方式是我们班上同学轮流喂养，那过程有不少辛苦和故事。杀猪那天，我自告奋勇当杀猪匠，并表现得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大早，我们借来了杀猪工具，几个身体强壮一点的同学围起来把猪捉住放倒在长条凳上，这时，我却胆怯了，稍前的那种英雄气概突然不见了，同学们都喊着：“快来呀！杀呀！”那猪绝望的叫声和同学们的催促呼喊声，使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没办法，谁叫我先前自告奋勇？再不行动，岂不被同学们看扁了？于是我壮起胆子，拿起尖刀，但我的手颤抖了，而且抖得厉害，半天对不准猪脖子的要害处，好不容易对准了要害处，我闭着眼睛，用力将尖刀推了进去！这一刻，我差不多要晕倒了。直到此时我才体会到，杀猪是如此的残忍，杀死一头猪要有如此大的勇气！苍天是如此捉弄人，虽然这头猪被放了血，但久久地哼哼着没有死去，还不时地挣扎。有的同学说，这是一头“油心猪”（我们当地对不容易被很快杀死的猪的说法），老师则分析说是没有杀到猪的心脏，但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第一次杀猪的失败，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那头猪被放在开水里慢慢地泡死了。
第二天，我们除邀请学校领导和老师外，还邀请了公社领导和各生产大队的干部参加学校的宴席。宴席的主角是我们毕业班的全体同学，大家先给老师敬酒，表达学生对老师无限的崇敬之情和感谢老师无私传授知识的恩德，再礼节性的给学校领导、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敬酒，接着是同学之间真诚的相互敬酒和惜别谈心，好多同学都哭了。老师也满含热泪，像送别儿女去远方参军一样千叮咛万嘱咐……
毕业离校后，我们能不能被录取上高中继续学习，这是一个非常煎熬人的等待。终于有一天老师稍来了好消息，我是被录取的人员之一！这颗悬挂的心终于放下了。紧接着是录取的政审工作，那时候的政审工作是很严格的。幸好，我的政审表格始终由肖庚珠老师全程负责，学校的审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只是在生产队这里签意见一栏遇到一点小麻烦，肖老师找到当时的生产队长，要求他签意见，队长拖延了半天，然后说：“暂时同意。”肖老师听后，很不高兴，语气中带有不容争辩的威严：“哪有这样说法的?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队长知道肖老师不高兴了，也没有合适的理由推脱，只好说：“同意。”老师立马要他在表格上签字，然后收好表格头也不回的走了。
一九七三年九月，我如愿的上了龙港高中。
……
好不容易盼到了'五· 一’假期，我们三位在广东谋生的同学原定四月二十九日出发，结果临时被老家来人耽误了一天，急切的心情难以言表。
三十日一早，我们驱车上路，直奔江西万安。这天，天气晴朗，碧蓝的天空偶尔出现几朵白云，缓缓地向东飘去，仿佛那白云在为我们导航，并提前去告诉老师我们在路上。虽然昨晚一夜都没有休息好，但想到今天能见到思念已久的老师，心里没有一点疲惫的感觉。昨天老师还交代他的爱婿给我联系，问我的出发时间，我在高德地图上查了从深圳到江西万安的路程，大约五百二十多公里，我告诉妹夫，我们将在午后到达。
路上，在广东河源段有几处有些拥堵，但也没耽误多少时间。当我们的车进入到江西境内时，盼望见到老师的心情好像更加急迫了，脑子里蓦然的浮现出老师当年教我们阅读的贺敬之先生的诗句来：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档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
羊羔羔吃奶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是的，老师不就是我们心中的延安吗？老师不就是我们心中的宝塔山吗？这诗句不就是我们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吗？
车行至信丰服务区，我们草草吃了点午餐，休息了片刻，继续赶路。此时的高速公路非常畅通，我那同学加大了油门，车速竟然飙到了一百六十码，车外的青山绿树，飞快的从车窗外划过，很快到了江西的遂川。近了，近了，还有一会儿就到万安了！刚过遂川，老师打来了电话：
“你们到哪里了？过了遂川就要下高速到万安。”老师真是心有灵犀，提醒如此及时！
“老师，我们刚过遂川，正准备下高速。您放心，我们有导航，走不错的，一会儿就到。” 我回复着老师。
我们减缓了车速，进入万安县道。不到二十分钟，我们的车拐入了一条乡村小道，在导航的提示下，我们将车停靠在路边的一棵不太高大的树下，下车找人打听老师的家。
这里是一处小村落，村子的房屋不是很整齐，但绝大多数都是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可以看得出，这里的农家日子过得比较殷实。村子周围有一些低矮的小山坡，山坡的土是红色的。山坡下都是农田，田里是插秧不久后刚返青的绿色秧苗，一片嫩绿，充满了生机。老师不跟儿女住在城里，而选择住在乡下，品味田园生活，亲近大自然，说明老师非常懂得享受生活。
在一位大嫂的指引下，我们穿过一处幽径，来到老师的院前。
看到了！老师拄着拐杖伫立在院子的栏栅边上，正在凝神注视着我们必经的小路！我们快步来到院前，推开院门。
"老师！我们来了！您让我们想得好苦啊！”我像久别父母的孩子，一下子抱住了老师！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老师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我也想你们哪！来了就好，难得你们这样讲情义！”说着，老师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我们搀扶着老师，来到客厅坐下。师妹和妹夫也早就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桌上摆满了花生和糖果，脸上洋溢着师兄妹重逢的喜悦。
老师留着很短的头发，那头发已完全白了，额头上那刀刻般的皱纹，记录着他一生的沧桑岁月，眉宇间隐约还能透出他年轻时的气质，他的视力还可以，看东西不用戴眼镜，听力也很灵敏，脸色看起来还不错，说话的声音已没有当年那样洪亮，只能听他用稍慢而略显低沉的语调和我们叙说往事。右边的腿脚不是很灵便，走路时需要拐杖帮扶。
八十三岁高龄的肖庚珠老师
师生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愉快的回忆胡桥中学的师生经历与生活，回忆到有趣的往事，大家都笑逐颜开。老师的记忆力很好，四十多年了，我们那个班的很多同学他都能说得出名字，包括一些人的性格特点。老师还向我打听了当年帮带师妹和师弟的那户人家情况，当我告诉他那家的两位老人早已过世时，老师低沉地叹了口气，流露出惆怅的眼神。
老师对我的印象很深，在聊到我们当年的学习情况时，老师仍然没有忘记夸赞我的书法，并向师妹和妹夫介绍我的书法是如何如何好，当年还跟他一个床睡觉，好多方面还互相交流，总之，那关系就像父子一样。
说着说着，老师从房间里拿出他珍藏多年的相册，那相册显得很陈旧，但保存得完好。我想，这应该是老师心里最珍贵的物品之一。老师把相册放到我们面前，说：“你们看看吧，我还保存有你们的照片!”
真是喜出望外！在老师这里居然保存有我们四十四年前青年时代的照片！太珍贵了！
肖庚珠老师珍藏的一九七三届毕业班照片
没想到我还能看到我们如此青春的照片，更没想到照片保存得如此完好！虽然照片有些发黄，但仍然很清晰。我像发现宝藏一样，赶紧拿手机将照片翻拍下来。这照片真的蕴藏着历史意义！
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一样宝贝，那是他从胡桥中学带回老家的一张小竹床，可惜我忘了拍照。那床的做工很好，至今还能用，说明了老师的细心呵护。老师说，当年做这张竹床，竹子是免费的，工匠钱才花了一块二毛钱！呵呵，美好的历史记忆！
我们聊了很久，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提议趁室外光线还充足，我们师生合个影吧。于是我们请老师坐在前面，让妹夫用手机替我们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在万安同肖庚珠老师合影
拍完照片，这时师弟也从县城赶回来了，寒暄过后，师妹和师娘(后续的师娘，原师娘早年前已过世)端上了自己烧制的菜肴，我们陪老师共进晚餐。老师很兴奋，要师弟拿来一瓶白酒，说是难得的相聚，要和我们一起喝一点。我们考虑老师年纪大了，坚持不让开瓶，其实我们几个现在也不怎么喝酒的，师弟建议喝点啤酒，我们都同意了，一致要求跟老师倒少点。
老师端起酒要敬我们，我说：
“老师，您是长辈，到哪里都只能我们晚辈敬您哪！祝您长寿百岁！到您九十岁的时候，我们来陪您过生日！”
老师笑着说：“好哇，到时多约些人来！”
“一定！一定！”我们都附和着说。老师这时的心情好极了，还憧憬着什么时候让师弟和师妹们陪着他故地重游。能让老师此刻有这份心情，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愿老师的愿望能够实现。
吃完晚饭，我们又陪着老师聊了一阵，然后由师弟带着我们去县城住宿。
第二天一早，按照师妹的约定，我们由师弟领着来到师妹新建的别墅，和老师一起共进早餐。老师早就在那里等候了，老人家的气色还是那么好，脸上堆满笑容，给我们介绍这介绍那。
师妹家新建的别墅
师妹家的别墅修建得很漂亮，三面环山，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低矮的山上，丛林茂密，葱翠欲滴，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阵阵山风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吃完早餐后，我们即将告别老师，返回深圳。我们拉着老师的手，和老师话别，并一再鼓励老师：“老师，您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以后还要来看您的！”
我们跟师弟和师妹也嘱咐说，现在是信息时代，没有距离，要经常告知我们老师的信息，我们虽然不能经常来看望老师，但在我们的心里一直对老师有一份牵挂。
临上车时，师弟师妹又拎了许多土特产往我们的车上放，师妹甚至还用箱子装了几只家养的活鸡放到车里，并嘱咐要我们常来，那兄弟姊妹情，难以用语言表达。
车发动了，我们摇下车窗再次向老师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师右手扶着拐杖，缓缓地向我们挥着左手，嘴里在说着什么，我们没法听清……
我们的车缓缓地驶离师妹的别墅，老师，师妹，妹夫，师弟，一直在那里望着我们远去。
此时，我不禁又想起了四十几年前我们送别老师离开龙港的那一幕：那天一大早，老师乘坐由龙港开往九江的长途大巴车，车开动了，老师从车窗内向我们挥手，扔下了几块钱，让我们自己去买点早餐。车走了，公路上扬起一阵浓厚的灰尘，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哭了……
那时的肖老师还不到四十岁，如今老师已是白发苍苍，年逾古稀。岁月啊，就不能倒流吗？
再见了，老师! 再见了，师妹、妹夫和师弟！
我们一定还会来看老师的！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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