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87岁的老婆婆讲述的真实的故事,是我丈夫的祖父抗日的真实故事。现在整理出来,只为记住一段历史,记住家族中的一位英雄,同时告诉自己子孙们，在他们身上流淌着烈士传承的血脉.....
我叫马秀伟，现年87岁，居住在河北省博野县南小王乡同连村，是烈士于砚田的唯一儿媳。我的公公原名湛英苍，化名于砚田，博野县南小王乡同连村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于1943年农历二月二在华北地区抗日战争中惨遭日本鬼子杀害,英勇就义，年仅32岁。在我县县志（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第６３７页有记载。在博野县程委镇烈士墓碑上也刻有他的名字。在新修建的博野公园烈士纪念碑上，也刻有他的名字——于砚田。在和婆婆共同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我曾经无数次聆听老人讲述亲人遇难的悲情往事，切身体会到公公的壮烈殉国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距离公公的去逝已有70余载，之所以把这段家事说出来，主要原因是想让大家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让我们共同缅怀和追忆我的公公和那些同样为了新中国成立奋不顾身英勇就义的烈士们!丈夫在五岁时就失去父亲，婆婆带着儿子东躲西藏，妹妹因无家人照顾病饿而死。婆婆不到三十岁就成为寡妇。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父亲在生前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长大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希望国家未来兴旺发达，给儿子起名“国旺”，但五岁的孩子就失去了父亲。1942年的华北战场，日本侵略者在进行着惨烈的疯狂进攻。博野县地处冀中平原的中心，斗争形势异常艰苦和残酷。公公当时任博野县抗日革命队伍的特工队队长，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时化名为于砚田，后来刻在程委烈士纪念碑上的就是这个名字。作为特工大队队长，公公的地下工作非常出色，在博野一带很有名气，所以公公的名字早已列入日本侵略者要缉拿的黑名单。“捉拿小于子，捉拿小于子，捉住小于子有重赏”，驻博野的日伪军下达了一道道命令。1942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在捉拿未果的情况下气急败坏，晴天白日闯进公公家，锅碗瓢盆等能砸的都砸了，把家当能拉的都拉走了,拉到到日本鬼子的岗楼上去，最后竟然把房子也拆了，只剩下拆房后的木头、门窗，堆放在院子里,准备第二天拉走。日伪军用卑鄙的手段以威胁于大队长。婆婆带着五岁的儿子和一岁多的女儿，这时无家可归。而亲人的安危未卜和去向不明更令家人心急如焚。就在当天夜里，公公潜回家，竟把那些木头一把火烧了，一个多么耿直而倔强的北方汉子！可这个举动更彻底激怒了日伪军，公公的行踪成为日伪军密切监视的焦点，敌人对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当时公公在博野南部白塔、白沙庄、淮南等地活动，他好长时间不敢回家，白天躲藏，窝在草棚或高粱杆垛里，只有晚上出来秘密行动，而且是单线传达上级命令，部署任务。由于汉奸告密，公公的行踪暴露，那是1943年农历二月二的早晨，公公在白沙庄谢家草棚子，被十几个鬼子和伪军包围了，公公双手持枪，和十几个敌人展开搏斗，两部手枪的子弹用完后，又用枪托打伤一名伪军头部（这名伪军存活下来，头上的右上方留下一个大疤，建国后在天津塘沽工作，正好和同连村的湛怀根在一起，他对这件事记忆深刻，每当提起这事情，他总是很感慨，说小于子真坚决，双手开枪，临死不惧，是个真英雄）。由于用完子弹，终归寡不敌众，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于队长就这样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尸体被日本鬼子扔在了白沙庄北边的河滩上，好心人把这个消息送到了婆婆的娘家-----淮南。那时婆婆藏在地洞里，姥姥只好在河滩上看守一夜，因为害怕尸体被狗叼走，第二天才通知同连的乡亲把尸体拉回。家已经没了，只好放在家族的祠堂里，因形势所迫，怕鬼子再找麻烦，于是停放了一会儿，公公就穿着满是弹孔的血衣被草草的掩埋了，连坟头都没敢立。当时婆婆和丈夫都没敢露面，因为日本鬼子对公公已恨之入骨，扬言要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公公死后，婆婆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追杀,领着五岁的儿子整天生活在地洞里，东躲西藏，她要想尽办法保住这个唯一的儿子，只因为公公在牺牲前几天的晚上潜回家，告诉妻子这阵子形势非常紧张，“我若有不测，请你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把儿子拉扯成人”。那时妹妹才一岁多，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哭闹，这样的孩子根本不许带入地洞，唯恐暴露目标。为了不连累乡亲，只好寄放在别人家里。公公死后不久，妹妹也病饿而死。1943年，就这样家破人亡，家没了，两位亲人也没了……公公十几岁时就到天津码头高家船上当工人，扛大个，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地下党----赵老心，于1936年加中国共产党，到1943年牺牲时年仅32岁。新中国成立后，在整理烈士事迹发放烈士证过程中，婆婆也领到了烈士证，但老人对这段往事心有余悸，心怀恐惧，从不向外人提起，在老人心里，那不是什么荣耀，因为丈夫的不幸遇难成为这个家庭的悲剧，成为日后艰难生活的开始，她不愿再因为烈士家属的事受到哪怕一点点牵连，这个家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折腾,不知什么时候婆婆偷偷地把烈士证给烧了。只有在后来和平的生活中，老人才无数次向我讲述这段尘封的往事，才慢慢解开心中的疙瘩。是啊，家被洗劫一空，丈夫遇害，女儿病饿而死，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婆婆后来带着儿子投奔到临村娘家，寄人篱下。为了完成公公的遗愿，保住湛家这颗独苗，婆婆最初带儿子住地洞，后来就让儿子到淮南村孙小五家睡觉，因为他家有六个儿子，几个男孩子混在一起，觉得安全些。这样十几年，婆婆从没敢让儿子在自已家睡过觉。在儿子成长的每一天，当娘的都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二十岁嫁到婆家，婆婆的眼睛几乎哭瞎了，丈夫才十六岁，我大他四岁。为了照顾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我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本来在娘家（安国市东寇村）时我就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还担任了妇联会主任，但为了这个家，我的党关系也丢了，工作也丢了。后来我们在淮南姥姥家里实在住不下去了，舅舅和妗子也嫌恶我们，于是又两手空空地搬回同连村,借住了别人的房子，白手起家，连锅碗瓢盆都没有，这时的村干部王自由和王老斐给我们送去了一口锅，几个碗，因为他们知道公公的英雄事迹。当时我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艰难生活，度日如年。再后来丈夫刻苦求学，获得了到保定读中专的机会，婆婆百般阻挠，不让儿子远离自己，我苦苦劝说，再苦再难也要让他出去，或许这样我们这个家才有出路。在丈夫外地求学的两年里，我更是义不容辞地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料理家务，照顾老人，养育子女，还要到生产队干活，里里外外，哪里也离不开我。丈夫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百里的高阳县工作，一去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1年才调回博野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公公当年的联络员李济林（白沙庄人，当时在天津市委工作）来家里看望，看到于队长家破落的光景，不禁面向南方，痛哭流涕，没想到老于家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为什么，为什么烈士流血家人又流泪，老于为国家付出得太多了！李济林硬要领着婆婆到民政局请求帮助，可是婆婆不愿去，包括后来出现生活特困情况时，旁人提议让去县里找政府，婆婆总是不愿去，身为烈士遗孀，她不愿声张，不愿提起，因为那是令人心惊胆颤的过去,因为那是刻骨铭心的伤痛！我知道我们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个不幸家庭中极普通的一个,是可恶可恨的日本侵略者给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也在经受着和我们一样的痛苦,那不仅是一个家庭、更是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这几年，国家的政策好了，对烈士子女予以抚恤，我这个烈士家属因为丈夫病逝而没被列入照顾的范围,还好村干部们挺照顾我，逢年过节都不忘慰问。就是三年前有件事令我伤心，在各村烈士名单统计中，同连村烈士名单中竟没有公公于砚田的名字!! 也难怪没有，因为同连村除了公公化名“于”姓外，确实没有“于”姓，我想这也是公公当时为了更好的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麻痹敌人的一种做法。我做为烈士家属，对这件事心里有些不舒服，可以查一下博野县的烈土名单，又曾有几位烈土应用了化名! 还好后来又调查核实，确有其人。常言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咱们过上了幸福平安的生活，不能忘记江山来之不易，更不能忘记那是用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真实的历史不能忘，一个80多岁的老人又回忆起这些往事…….另附一首烈士于砚田的二孙子怀念爷爷的诗，一个地道的农民,一直生活在这片热土上……害怕小孩的哭声引来敌人而被迫放到地面上冻饿而死的亲姑姑啊寇改茹（烈士于砚田的三孙媳），博野中学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向阳社区家庭教育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