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本文作者栖乔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到耕读大学的三江源之行中，其中最惊喜的遇见则是，结识了一群九五后的朋友。他们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多数都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他们或生在三江源，或考上研究生后选择间隔年，从内陆千里迢迢而来，长期驻守海拔四千米以上地区，奔走于牧场和雪山，为当地生态保护、牧民生活改善、游牧文明传承发光发热。在别人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的年龄，他们多以摆脱稚气，显示出超常的耐力，为生态文明的理想，为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逆行者”。
正文
乌黑油亮的卷发，脸颊上青春痘纵横过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冷峭的面部轮廓让人想到张震，这大概是当周给人的第一印象吧。他穿着一件黑白格子衫，以及印有暗纹的深灰色绒面西装外套，等我们一起吃早饭。此刻才知，前夜正是他与另一位村委驱车160公里，将因轮胎没气而困于近4500米的几位老师，从茫茫荒原接回来。到村里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同行的老师偶尔私下开玩笑，说高原的男人风吹日晒久了，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就像当周，乍一眼以为30多岁，实际上却是个1996年出生的小伙子。但他的“老”更是阅历累积起的成熟，当周已经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下文简称三江源协会）工作五年了，是协会唯一的九五后全职人员，18岁的志愿者曲军言必称“当周老师”。前往甘达村时，我们但凡遇到问题就会给他打电话。耕读大学在甘达村的两天，当周全程担任藏汉交传、同传，以及事无巨细的后勤工作。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周到、能干的人去年才大学毕业。当然，他时不时如泉涌般的笑声，以及那些没头没脑的玩笑话，还是会提醒我们他的真实年龄。如今，在三江源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年纪都不大，身为秘书长的东周老师也不过35岁，而我接触到的其他人，最大24岁，最小则只有18岁，其中多数都在协会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经历。高考结束，当周受时任三江源协会秘书长扎多老师影响，到协会学习。他本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接触三江源各地的牧民之后，发现牧区面临的问题都大同小异，他所做的事实际上也在回报家乡，这激起了他的热情。于是，原本不打算在协会久留的他，大学四年间，每年只在学校待两个月参加考试，几乎没有上过课，全靠自学，其余时间都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三江源协会是第一个由藏人发起的民间环保组织，至今已有20年历史。协会不仅聚焦号称“亚洲水塔”的三江源生态保护，更加注重价值观的培养，比如牧区的保护和发展，游牧文明的传承与传播，而我们所到的甘达村，则是三江源协会社区服务工作站的所在地。玉树地震后，协会人员与村民携手，用地震中废弃以及民间捐赠的木料、石头在甘达新村将工作站建立起来。“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人和水的关系都不一样了。三江源那么多源头，再小的源头都有名字，都有故事，过去的牧人讲得出来，现在很多水源的故事人们都不知道了。”当周带领大家参观工作站时如是说。在三江源，水被视作一件极其敏感而神圣的灵物。每一条水源都有生命，有性格，有故事。不能穿鞋淌过水源，脏手也不能触碰水源。这个“脏”，与内陆的“脏”不同，沾过荤腥的手，也被认为是不洁的，向水中排污更是绝不能容忍的事。协会另一位98年的志愿者勒姆告诉我，她的名字“勒”就是水神的意思，曾经一些牧民“玷污”了水源，便落下残疾、怪病。如今受气候影响，不少水源浅涸，僧人与牧民为干涸的泉眼举行祭祀活动，泉眼又再次生出水来。这些异相于现代人而言可能全然无法理解，但泉水汇聚奔腾至下游的遭遇，却不免令人扼腕。嘎东宗水源干涸后，当地藏民举行了水源祭祀活动，如今又有泉水涌出。上图为水源祭祀石塔。
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仰赖青藏高原的水。从这里发源，向东，黄河、长江滋养中华文明；向南，澜沧江逶迤六国，这些仅听到名字就会令人心生慨叹的江河，都在三江源孕育。然而，在全球气候变暖之下，黄河源头之一——神山阿尼玛卿，每年雪线上升六米，这只是生态凋敝之一隅，水源保护迫在眉睫。生活在海拔3900米的甘达村村民，承担起村域约九万五千亩以内的水源样本采集监测工作。大家翻山越岭，守护着扎曲河的300多个泉眼，这只是黄河源头之万一。方圆36.3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地区，全靠1000多位散布其间的环保人守护。而历经十几年，发展出如此庞大的环保人网络的，正是像当周这样一代代三江源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水源样本一隅
这五年里，当周跑过三江源的大部分地区，从藏汉翻译、采写编辑，到组织开会、打扫做饭，需要什么做什么。这不仅把当周塑造成了一个全能型人才，也带给他许多在学校不可能衍生出的思考。有意思的是，当周对于自然保护的兴趣并不大，他更关心人。生态建设背后的文化内核，是真正吸引他的部分——现代牧民该如何找到归属，找到自己的生活？又为何如此生活？他像一个诗人，一个在此刻能扬鞭放歌，下一刻就能谈论人类学与加缪的草原思想者。当周本科学习文学，今年参加了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学习小组，跟随耶鲁大学环境学院和人类学学院联合博士候选人高煜芳学习。他希望通过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学习，用历史的视野探究当下的社会问题，比如西藏游牧部落的变迁。他认为，“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当周发现，在学界，藏人对当地社会问题的关注很少。多数藏族学者专注于历史与宗教议题，缺乏从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的角度讨论西藏现实的声音。而内陆专家或者海外学者研究西藏时，又难以站在藏民以及游牧文明的立场审时度势。在现代性的强势冲击下，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日渐衰微。但三农问题仍在学界和政界倔强地占据一席之地，民间乡建人士也遍布全国。最重要的是，多数中国人心底最深沉处，依然会泛起乡愁——属于农区的乡愁。然而，牧区的乡建却是沧海一粟，民间建设刚刚起步，学术与政策相差万里。同时，当周也看到，如今主流社会仍按照城市思维建设农村，以农业思维建设牧区，草原保护也是按照城市与农耕文明的思路来推动。在牧区一线工作生活，他深知这样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他希望通过更加专业的学术训练，成为未来学界对西藏问题有话语权的人。当周向耕读大学转述甘达村情况
小林是植物生态学的研究生，不过，还没有正式读研一，她选择用间隔年首先了解自然保护组织是如何工作的。她是陕西人，目前在三江源协会做志愿者，负责三江源植物物种和文化多样性的调研。耕读大学在甘达村调研期间，小林负责三江源协会方面的会议记录。按小林的话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甘达村），就不想下去了。”或许是儿时生活在乡村的缘故，小林对自然有种莫名的亲近感，性格也沉静得如同一株植物，讲话轻柔，总是默默完成工作。但她有时也会显示出植物枝茎般的韧，比如研究生选择了跨度极大且冷门的植物生态学，并在开学前率先来到高原做志愿者；又比如，对本科专业工程管理的保留态度，她说：“工程是一把双刃剑，我也试着从景观设计这种看似有利的方向努力，但还是失败了。工程的现状和主流前景，相比野性的自然仍然倾向于破坏的一面，甚至在景观设计领域有时借用设计的幌子在不断发挥它的'破坏功能’。”近期大理苍山十八溪溪底硬化工程引发社会关注，这起事件也反映了大型工程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普遍问题。小林
她热爱文学，本科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有些人读小说可能会跳过描写，专心于人物，小林却不然。她会沉浸在《雪国》的自然景观描写中，而忘记自己读的是小说。回过神来，不禁想：为什么如此美的景色只是背景而不是主角呢？当她再次走近书架，拿起的就是约翰·缪尔《加州的群山》了。美国自然文学令她一见倾心，巧的是，小林的本科学校坐落在秦岭半山腰。无数自然奇观和丰饶的植被，引领着她走上填补内心空缺的道路。她喜欢用爱默生的话调侃自己：如果置身“沙漠”，你会爱上一棵树。而她会爱上植物自然生态，也大抵如此。小林基本每天都会去西藏典型的四种高原生境进行植物拍摄和物候记录，看草原一天天变绿，植物陆续开花。“以前不了解植物的时候，看自然都是感官和宏观的，会忽略很多细节和有趣的场景。”小林喜欢这里，也欣赏这些年轻人的状态。“能够加入协会的年轻人多多少少和主流人群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敢于逆流而上，这并不是为宣扬个性，所谓“做我自己”，而是为着牧区乃至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自己扎根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原与雪山之间，果敢行动，为理想沉潜。在这里，“没有许倬云先生说的'现代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那种精神状态”。小林（左一）和朋友们参加人兽冲突解决方案论坛，回程遇大雪乡建和环保是朴素而持久的事业，拥有这样的品质与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无关。献身其中的人，共同点可能在于，逐渐化解执着的自我，而与山水、与土地贴得越来越近。在需要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能够站起来成为意见领袖，其余的时候，也能轻松放下外界的尊敬或者非议，将身心融进自然之中，这种与万物为一的境界和宋儒程颢所说的“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可谓一体两面。小林说，她在上本科的时候，每次上课都有种“山不过去，我就过来”的感受。做生态文明建设的人也是如此，在城市急剧扩张领地、人们逐渐与自然割离的当下，他们主动跑出来，回到自然中去。相比当周和小林，初见勒姆时，她显得腼腆许多，加之汉语不是特别好，总在安静做事。如前所说，“勒”是水神，而“姆”是女性，勒姆的名字意为“女水神”。她来自黄南州泽库县和日乡和日村，那里的石刻技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里有一块刻着WiFi的石头，就是勒姆姨父做的。来自石刻之乡的勒姆，毕业于室内设计专业，如今在协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刚毕业，哥哥就推荐勒姆到三江源协会学习。一开始，勒姆对协会的工作完全摸不着头脑，只是听说这里有位资深设计师。经过初来乍到的迷茫之后，利用自己的专业，勒姆帮助牧民推广当地手工艺产品，比如用牦牛毛编织的挂坠，还有毡毛围巾、毡帽等等，并全程参与三江源设计师联盟工作室的改造，目前又专心于防熊屋设计。用专业软件制作精确图纸，让勒姆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人兽冲突解决方案论坛中，勒姆又成功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分享，这些成长都使她越来越放不下自己在协会的工作。她明白，从事室内设计，与自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建筑本身会破坏环境。文明与自然之间存在宿命般的矛盾，但是生态保护的阻碍不在于文明存在，而是人类文明的过度扩张，特别在当下，原本人与自然的平衡被再次打破。勒姆表示，尽管接下来她会离开协会，但将继续从事环保事业，帮助家乡建设，她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身边人。所有的关键，到最后，都回到了人，回到价值观的建立。在牧民趋于定居的今天，人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还要思考游牧与农耕和城市文明的关系。特别是相对更少数的牧民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现代文明的拉扯中奋力挣扎，不甘心得过且过，主动探索外界的同时，寻找能阻碍异化、保存自我的方式，不经意间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18岁的曲军，刚刚通过耕读大学的考试，成为2020级学员，也是耕读大学迎来的第一位牧民孩子。为什么牧区的孩子会选择“耕读”大学？我曾盲目设想许多宏伟的愿景，并试图加在这个少年身上。后来发现，曲军的动机很简单，他想做乡村建设，却不知道乡建是什么，该从何做起，只是在协会中耳濡目染了解到一些皮毛。曲军的家乡在囊谦县觉拉乡，属于澜沧江源地区，半农半牧，他也希望家乡可以吃到不施化肥、不喷农药、生长激素的蔬菜，掌握与生态友好的种植技术和生活方式。初中毕业，曲军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回到村里后，他参与到舅舅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环保队伍中去。但这个组织中，大多数是没有读过书的年轻人，为了组织的发展，两年前，舅舅推荐曲军来三江源协会学习，又在当周的建议下，报名参加本届耕读大学。曲军很爱笑，摘掉帽子，卷卷的头发乱作一团。参观工作站时，他讲起桌上采集的几百瓶水源样本很有感情，提到协会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发展出1000多位环保人时，尤其露出得意的神色。尽管童年生长在广阔的牧场，曲军对山水的情感却很懵懂。跟随协会奔波，他目睹牧区人文衰败，生态退化，也重新发现了这片山水天地对于自己的价值。曲军有志于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接班人，他的理想得到了舅舅们以及根尕喇嘛的支持，却还没有获得父母的认可。作为长子，父母希望曲军未来能够安稳生活，担起家庭责任。虽然他们同意曲军在三江源协会和耕读大学学习，但对于他未来真正想要从事的领域，父母的态度举棋不定。三江源协会秘书长东周老师表示，协会接下来计划建立“志愿者之家”，以接应内陆关注三江源的同仁。这其中就包括许多青年，他们将通过守护这里，见证自我的存在，同时，成为“桥”的一部分。当周说，他学习历史和在协会工作都是再次认识自我的过程，回答“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也可以说，从事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告慰乡愁。故乡是人心底最微暗的火，而自然则是人类的故乡。当人类不断迁徙，又亲手葬送自然时，掐灭的是那一点照亮生活的光。这些从四面八方涌来三江源的年轻人，将直面现实的艰辛、复杂和残酷，但想必，切实行动也能平抚他们曾经不安的内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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