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清乾隆祭蓝描金四面开光人物花卉鼻烟壶;清乾隆瓷胎画珐琅西洋母子人物诗文双联鼻烟壶;清乾隆涅白料胎画珐琅花卉洞石纹鼻烟壶
杨勇是“老北京”，打小就住在琉璃厂西街的大宅门里，他是第5代人。20多年前，房屋拆迁，几代人才搬出老宅。杨家祖上做的是当铺生意，没人雅好古玩也无人经营。杨勇说：“或许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原因，潜移默化受了影响，我对古董极为痴迷。”
80年代初，杨勇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想要玩古董，没钱不行，可那个年代，谁都不富裕。杨勇向我回忆：“那时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也不过百十来元。我为了能买古董，算是第一拨儿下海做生意的。”旅游、餐饮、娱乐、住宿，他什么都做过，当时也算小万元户了。他说：“那时，每天下午把流水跟收入留出一些做周转和备用资金后，拿着剩下的钱就开始东、西琉璃厂逛荡。”最后，经常是钱包空空回到家，书包里倒是多出几件古董。
刚入门玩古董的人，通常都愿意找一位老师带，可杨勇不然，他是“广撒网，多收鱼”。他说：“我是做生意的人，喜欢先做人际关系，先把人交好，深入以后，才收古董。”当时文物公司有八大门市部，各有专长。宝古斋经营古代书画，墨缘阁做的是现代书画，韵古斋专营金石陶瓷，庆云堂的历代碑帖砚墨水平极高……杨勇就从这8家开始“广撒网”。他说，多少有点像人口普查，先打听这些门市部里谁的业务好、水平高，接触的老师傅好，然后再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身上学技术。
杨勇说他那时年轻，各家门市部跑得勤。为了拉近关系，煤气紧张时，他就想办法帮他们弄煤气票，白面紧张就去弄粮票。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喜欢上了他，也都愿意和他说说过去的事。“我听这些经理讲他们参加工作时，耿先生(耿宝昌)、赵先生(赵嘉章)这些老前辈怎么教业务的。那时候老先生讲，学业务需得‘紧睁眼，慢开口’，老先生要问你、考你的时候，得慎重三思后慢开口。我都是从他们那儿听到的。我对现在市场的总结是：‘频睁眼，慢掏钱。’”
杨勇说，那会儿的文物店东西多，没假货，也没有次货，像当时萃珍斋里全是好东西，就是现在翰海总部的位置。翰海成立后，把东西全都放在地下室了。那时候8 个门市部包罗万象，什么都有。稍晚一些，北京朝阳三间房首饰公司要归口文物公司，所有东西需要交接，这个过程用了3年时间，可想东西有多少了。杨勇感叹： “那时候拿出来的东西就是现在大拍的封面，翰海当时小拍的东西，也是现在二流拍卖公司的封面。”杨勇在当时买到一件宋白玉双勾诗文勒子，双勾“梅花落：绍圣元年春月”，他称是博物馆级别的玉器。
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总去麻烦人家。杨勇说，只要手头有富余钱就去这几个门市部挑些古董。“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分门别类，只要是古董就喜欢。到各个门市部和大家搞好关系，又买他们的东西，我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就这样，逐渐积累了一份小小的收藏。可遇到大价钱的东西时，他还是捉襟见肘。“当时我藏了私心，让我叔叔、大爷他们买，当时他们分了家产有钱。他们买下后，等我手头有钱了，再从他们那儿买回来。先占上，等于这个东西你就拥有了。”那个时期，杨勇推荐家里人先买门市的，从瓷器、玉器起家，后来直接在拍卖中竞拍。他说，那会儿买的玉牌子八千一万的就好得不行，现在拿出来都能卖一两百万元。
鼻烟壶在康、雍、乾三朝极为盛行，到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吸食鸦片成风，加之香烟的兴起，对鼻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道光以后，鼻烟壶和鼻烟作为一种颓废的社交礼仪逐渐消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离清朝近，鼻烟壶数量又太多，所以不受重视，再加上当时的中国人认为鼻烟是没落的象征，对鼻烟壶也没有尊重的态度，曾一度一簸箕一簸箕地出售。
可是西方人对鼻烟壶是有情结的。乾隆年间，西方人拿着乾隆皇帝赏赐的烟壶回去后，照葫芦画瓢，制作过非常精美的鼻烟壶，又反过来送给中国皇帝。60年代，美国著名的中国鼻烟壶鉴赏家奥德尔(Edward Choate O'Dell)创建了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这个协会每年定期在各国举办年会及展销会，活跃的会员有600多人。每到聚会时，各位会员都会携带自己最得意的鼻烟壶，相互炫耀。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中国鼻烟壶的主要收藏者都为西方人或华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地区收藏家才开始买玉和珐琅材质的烟壶，新加坡人则喜爱买内壁画的鼻烟壶。
杨勇的烟壶主要通过在海外的华侨、国外的行家提供信息或直接出售。他有一个荷包型金地洋彩十八罗汉鼻烟，80年代曾为美国著名烟壶收藏家鲍勃·史蒂文(Bob Steven)收藏。1981到1982年，鲍勃·史蒂文的1000多个鼻烟壶分三场由苏富比拍卖。之后这个鼻烟壶辗转于迈阿密、佛罗里达，成为克莱尔(Kleiner)收藏的一部分。其后又易手两三人，直到90年代末期才再次重返中国。杨勇说：“过去洋彩、粉彩、珐琅彩概念不清，前年台北‘故宫’出了本关于洋彩的书，才有了真正的定论。我通过举一反三的比照，确定这个是洋彩，可以说是弥足珍贵。我就是为了全面我的收藏系列，花了不少钱把它买下了。”
杨勇又拿出另一件得意之作让我看，乾隆早期黄料双螭龙纹鼻烟壶。他解释，这种风格的，我在张宗宪先生的一个出版物上看到过，到现在为止，不见第二个。我一直在苦苦追求，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寻觅到这样一个鼻烟壶。看来杨勇的运气很好，今年3月，他去美国参加一年一度的烟壶交易会，在一个不起眼的展台处发现了这个乾隆早期黄料双螭龙纹鼻烟壶。“瞧瞧它多美呀，比张先生那‘膛儿’漂亮。”他说。
杨勇感叹，以前买一只很好的玉烟壶十几万元人民币，现在要二十几万美元，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首自来。”从2005年开始，杨勇开了家古玩店，以经营养收藏。“现在要买一件好烟壶越来越难，有时去到国外藏家家里，要想能见到精品，你得先买他一堆破烂，否则见不到‘真神’。再者这两年鼻烟热，中国人买得凶，我们做古董生意的很难与那些大企业家拼。”杨勇现在希望为他的这些鼻烟壶找个好去处，他说，总归你什么事情做到最后也需要一个结果吧，我不是说我能力达不到，而是再要去继续收顶尖精品，人的精力和财力很难达到，可能会把我慢慢地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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