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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晋书?王祥传》

一代名臣、乡愿典型

——读《晋书·王祥传

  黄小孺

孔子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之为“德之贼”。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乡愿呢?孟子解释说,这种人“阉然媚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

按这种标准,我认为西晋名臣王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乡愿。他活着时,以“高行”见称,以“至孝”见闻;他死后,“卧冰求鱼”的故事则成为千百年来孝子的典范。这真可谓是“众皆悦之”了。但是,细察王祥一生行迹,我发现他绝非真忠信、真廉洁,更称不上纯孝之士,他只是一个“似忠信”、“似廉洁”、“似纯孝”的乡愿而已。

 

遗亲恶名伪孝子 

根据《晋书》记载,王祥很小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继母朱氏不慈”,经常在他父亲王融那里说他的坏话,因此他父亲也不喜欢他。父母经常让他去打扫牛栏,但王祥一点也不怨恨,反而愈加恭谨。父母有病的时候,他衣不解带,亲侍汤药。

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又死了。王祥哀毁备至、极尽哀容,吊者大悦,以致王祥“渐有时誉”,也就是说,王祥孝子的名誉逐渐在社会上传开了。对此,朱氏十分不满——王祥如果是孝子,自己对他如此刻薄,那不是反证自己“不慈”了吗——,于是偷偷拿毒酒给王祥喝,想毒死他。幸好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在边上,他疑心自己的母亲要害哥哥,一把将酒抢过来,要自己喝掉。朱氏怕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连忙从王览哪里把毒酒又夺了过去。这样王祥终于安然无恙了,而他母亲“不慈”的罪名总算敲定,而他兄弟俩“兄友弟悌”的美名也流传千古,以至于一千多年后一个名叫蒲松龄的文人还写了一篇以他们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小孺按:这是我的直觉,读《晋书·王览传》,我一下子就记起《聊斋志异》中有类似的故事。)

亲侍汤药、临哀尽礼,尽管这已算是标准孝子了,但毕竟这些事情普通人只要下决心都可以做得到的,算不得惊天动地。王祥能在中国孝子群中独享盛名,还有另外的伟绩。

其一是卧冰求鱼。有一次,朱氏想吃鲜鱼,当时天寒地冻,河面都结了厚冰。一千多年前的魏晋之际,不像今天,市场上一年到头都有鱼卖的;在冬天想吃鱼,那是异想天开。这可怎么办好呢?王祥是“纯孝”的,母亲大人想吃鱼,他是一定要办到的。于是,他脱下衣服,准备砸开冰面,跳入河中抓鱼。但这时候河冰忽然化了一小块,两尾鲤鱼从水中跃出,刚好跳到他怀里。于是他就“持之而归”,他的母亲终于吃上鲜鱼了。

其二是黄雀入幙。还有一次,朱氏又想吃烧烤的黄雀。黄雀是很难抓的小鸟,这怎么办才好呢?王祥急坏了。巧的是,这时又鬼使神差地有数十只黄雀飞到他袖子里。

这两件灵异事件发生以后,王祥就名噪天下了,史称“乡里惊叹,以为孝感天地所致焉”。

这里姑且不谈纯孝感动天地的这种鬼话是否可靠,我想问的是:这些事情是怎样传到社会上的?

王祥家虽是有300多年做官历史的世族,但到王祥这一代似乎不很有钱(王祥本人做了几十年官之后还是“家无区宅”,可证这一点),应该是请不起婢仆的(如果家有婢仆,那么抓鱼、抓鸟这些事情,王祥完全可以让婢仆去办)。那么这些事情应该只有他们家四人知道,王祥的父母肯定是不会将自己的恶迹对外宣传的,那么这些事情毫无疑问是王祥自己说出去的。为了博一个“孝”的美名,使父母蒙上“不慈”的恶名,这种行为恐怕很难算得上是“纯孝”吧。

《晋书》王祥本传又说:“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王祥抱树而哭这一招实在有些高超:邻人这下子可都知道他是在奉父母之命在看守红柰果了。此是王祥“彰父母之恶”的一个明证。

《论语》中孔子说:“事父母几谏”,《孝经》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即使王祥的父母真的“不慈”,王祥也理当劝讽,以免父母贻笑于后人。但他对于父母的不合理要求却一味顺从,实是陷父母于不义,使千载之下的黄小孺尚知其父母之不是东西。《孝经》云:“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王祥正是这样一个不孝的典型。

实际上,王祥并不是历史上只管自己做“孝子”,不管父母留恶名的第一人。据《孟子》记载,舜也是个大孝子,但他的父母却有“父顽母嚣”的恶名。这些人为了博得一己之美名,百般作伪,以彰父母之过,我觉得都算不上孝子。在这一点上,似乎孟子也失察了。

 

首鼠两端假忠臣

王祥本是世族子弟,再加上他的“纯孝”,名声越来越大了。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求忠臣于孝子之门”,那么像王祥这样的人自然是当官的热门人选了。于是州郡屡加征辟,但他“隐居三十年”,始终不出来做官。这样一来,他于“纯孝”之外,又加上了一个“高行”的美名。这些名声就是他日后当大官的资本。古人云:“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在王祥身上这句话似乎可以改成“欲高官,笃孝纯至辞小官。”

终于,在他快60岁的时候,终于经不住“显亲扬名”的诱惑出来做官了。当时还是魏文帝曹丕(公元220226年在位)的天下。(小孺按:60岁这个数字是房玄龄《晋书》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记录并不可靠,史官只是以此来证明王祥淡薄名利的“高行”罢了。王祥到底是多大岁数出来做官的?请见拙文《王祥生卒年考及其他》)

嘉平元年正月(公元249年,嘉平魏齐王曹芳年号也),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辅政大臣曹爽及忠于魏室的名臣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桓范等人。这年二月,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汉末魏晋之间,丞相并不是一个常设的官职;司马懿拜相,这是司马氏篡魏的一个表征。

正元元年正月(公元254。正元,魏主高贵乡公曹髦年号也),司马师诛夏侯玄,随后废齐王芳,立曹髦为魏主。司马氏在篡魏之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废立的过程中,王祥起到什么作用呢?史无明文记载,只是说“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总之,司马师废立魏帝,王祥是有功的,这才升官、封爵。

景元元年四月(公元260年。景元,魏元帝曹奂年号也),司马昭弑高贵乡公,“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曹髦死得很惨。在曹髦的葬礼上,王祥哭得十分悲哀,涕泪交流,号哭道“老臣无状(老臣我不像样呀!)”,好像他是曹魏的一大忠臣似的。但是转眼之间他又升官了:“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司空、太尉、司徒,古官也,合称“三公”。以魏的“忠臣”而被掌权的司马昭封为魏的“三公”,可见司马昭确实是很欣赏王祥这样的“忠臣”的。

咸熙元年三月(公元264年。咸熙,魏元帝年号也),魏主封司马昭为晋王。顗与王祥一起去觐见司马昭,顗建议对晋王行拜礼,王祥说:“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于是,见晋王之后,顗下拜,王祥只是作揖而已。司马昭对王祥由衷赞叹道:“今日始知君见顾之重矣!”看来,统治者对于“忠”而有“礼”的人总是分外青睐的——只要你不危害我的实际利益,你“忠”于魏、谨守“礼”倒是我所鼓励的,我也正要我的奴才像你“忠”于魏一样忠于我呢。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是为晋武帝。王祥“拜太保”,是“一时并置”的“八公”之一。司马炎在诏书中的一句话道出了王祥吃香的原因:“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原来,王祥的“忠” 、“孝”、“有礼”等“高行”只是司马氏“隆政道”的工具而已。

由上可见,王祥并不是真的对曹魏衷心耿耿——如果真的如此,他早像何晏、夏侯玄等人一样被司马氏杀了——,他对司马氏篡魏的几次大的政治行为始终没有表示过反对。他的忠、礼只是做做样子、粉饰太平而已。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在魏也做三公,在晋也做三公。

泰始四年(公元268),王祥死了。晋武帝司马炎“为之感伤”,赙赠甚丰。在《资治通鉴·晋纪》中关于王祥的记录只有寥寥三处,记的是他升官和死的时候的事情。王祥一生除了伪忠、伪孝之外别无史迹可传,他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才能的乡愿、帮闲而已。但他也就以他的帮闲术屡获高官,而且在《晋书》群臣列传中名列第一,这也是一件颇堪玩味的事情。

20081522时至61时作于上海;本篇所指《晋书》均指通行的房玄龄主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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