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代变法透析变革的敏捷精髓
如果从“阶层利益”和“社会变革”两个维度来看，中国历史变迁就像是一个大的S曲线。而在这个曲线中，有7次社会变革是起到了加速或转折的作用。这7次社会变革分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孝文汉化、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戊戍变法和改革开放（如下图所示）。
中国历代变革S规律图（小编画了3遍才画出个样子，请大家凑合着看 :-) ）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后，也就是公元前700—300年），而这个时代的中国正是先秦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孔子、孟子等一大批诸子百家，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儒家，而是诸子百家通用的思想。
也就是说，从夏、商、周中华文明初开，到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到秦统一六国，再到西汉继承秦帝国，社会一直处于变革的趋势，想找到“拨乱反正”的方法。而这个“拨乱反正”的经济动因是中国的人口在持续增长（据统计，夏商周人口1300万，战国人口2000万左右，秦帝国2200万，汉初因为战乱人口锐减到1500万，而到了西汉末年人口就到了5000万）。人口增长了，而社会财富没有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志之士就持续在寻求变革之道，谋求社会更好的发展，给与每个人更大的利益福祉。
因此在夏商周、先秦，一直到西汉，当时的政治家眼光认为天下人不该这么苟安下去。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应该用人力去改变：“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商纣王、秦始皇统一六国、刘邦项羽起兵反秦，这些都是君主出来用人力改变不合理统治的例子；而周召共和、孔孟、商鞅、李斯、董仲舒，包括王莽都是政治家来改革的例子。
其中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改革是“商鞅变法”，这场变法之所以有名，固然有其历史的意义。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如果把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组织，这场变法起到了变革加速器的作用，因为这场变法从最大程度上提升了最广大阶层民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让每个人都为了看得见的利益目标而耕种、杀敌，从而最大化地激发了民众的潜能，使得秦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为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拨乱反正”的社会变革趋势一直到王莽改制才告一段落。因为王莽改制失败以后，大家都认为此路不通，因此变革的议论渐趋消沉。王莽改制后，政治家的普遍观点是：“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因此，社会变革的呼声渐趋消沉，君主和政治家们都寻求稳定和统一，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开篇里面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合”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更大的（据统计，从夏朝到今天共约4000年中，统一的时间是3123年，而分裂的时间是877年）。因此，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从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建立，三国纷争，两晋南北朝动乱，到隋唐和五代十国，一直到宋朝建立，这段时间君主和政治家都追求“安天下不如天下安”，因此鲜有人出来图求变法或改制。在这个阶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北魏孝文汉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他亲民的思想和治国理念，推行文治、实施汉化，将穷途末路的北魏带向太平盛世，并为将来的隋唐一统打下基础。
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里，说盛唐其实是北魏奠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渊源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但孝文汉化并不是为了加速社会的变革，而是为了谋求国家富强，进而统一天下，也就是追求“安天下不如天下安”。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因为世界的发展大势而又一次开始趋于变革。
在这个阶段中，有三次社会变革又起到了提速的作用，这分别是万历新政、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而且三次变革一次比一次加速度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说万历新政，万历新政处在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连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的历史大背景下，与全球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有着密切的联系。万历新政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场改革源自市场的萌芽，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改革的核心是财政，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条鞭法”。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是中国两千年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也标志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但万历新政的目的仍是缓和社会危机、巩固封建统治，所以很多民众即使参与了“一条鞭法”，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类比的话，这次变革的加速度只提升了0.5倍。
再谈谈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海战清国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救国图存运动。戊戌变法的措施有很多：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措施虽多，其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体，效法日本，与世界接轨，救国图存。因此，戊戌变法是中国真正想与世界接轨，实现同步发展的关键事件。但由于其总共才有103天，可谓“昙花一现”。所以戊戌变法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的时候，有不少人仍然麻木不仁地看着，因此说它加速度提升了1倍一点不为过。
最后我们再来看改革开放。谈到这次变革，大家再熟悉不过，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变革的亲历者。1978年开启的改革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两点：一是解放了人的思想；二是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解放人的思想”在于中国社会重心变了：从原来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一切向前（钱）看”；“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同步（尤其在加入WTO后），这种同步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因此，改革开放事件提升了2倍的变革加速度。
从“中国历代变革S规律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变迁就像是一个大的S曲线，经历了四个象限：预测、迭代、增量和敏捷：
商鞅变法以前的中国社会都是崇尚经验控制，尤其是受到周朝的影响，包括孔子在内的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倾向于按照周朝古制来治理国家，因此是一种偏向于以专家经验来控制的“预测”变革方式。
从商鞅变法以来，包括秦在内的朝代都看到了调动最广大阶层民众的力量，因此秦发动十万民夫修长城、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发动国家力量打击匈奴，这都是试图以民众的力量来实现变革。这种模式需要不断迭代调整策略，以适应社会需求，因此是一种以变更驱动，动态调整的“迭代”变革方式。
王莽改制之所以说一个转折点，就在于社会对于变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稳定成为社会共识的主旋律。但阶层民众的利益却始终是趋向于不断追求更大的，因此才会有像孝文汉化这样的民族融合事件发生，目的是谋求国家富强，统一天下，进而形成“安天下”的局面。自从中国历史进入隋唐，广大阶层民众都想“天下安”，因此从隋唐到宋元明清各朝代，民众都希望能安居乐业，而不愿意再去操“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样的闲心。这个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也都是为了从增强国家财政，让民众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阶层利益的交付就成了该阶段的主旋律。这个时期的变革也是以利益交付为核心的“增量”模式。
戊戍变法是中国加速进入敏捷变革的分水岭。在戊戌变法前，中国的社会有强大的文化惯性，变更节奏慢。中日甲午海战后，以“君主立宪”为体制的变革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呼声，而中国也渴望通过维新变法融入到世界主流中。戊戌变法后，中国社会的变革速度明显提升，先是民国成立，希望通过西方的共和制来改变中国；后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改良马克思主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共和体制来建国。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发展变革之路一直不平坦，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经济变革的序幕，才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日新月异。
因此，这个时期变革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其目的是为了找到最广大阶层利益更大的道路，这两个因素合二为一，就形成了“敏捷”的变革模式。所以我们说，敏捷的特定既要有阶层民众的利益交付，也要有更快的变更速度。而今后的中国社会变革，以及在这个大环境下的企业变革，都要以敏捷的变革模式为导向，这是历史证明的规律。
纵观经历四个象限的中国历代变革，有成功有失败，我们回顾这些变革的目的就如同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将变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加以总结，成为我们现在的智慧宝库，指导今天的管理模式。
王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而管理和历史实际上有相通之处，也可以合一。就如同图“中国历代变革S规律图”，我们应用敏捷的方法来认识历史的规律，让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说，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经验，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从管理中找到好的方法，来认识历史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共八个字：“古为今用、史理合一”。
“1.2.1变革四象限”中，我们更多是用管理方法来认识历史的规律。那我们从中国历代变革中，究竟能得到怎样的经验呢？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逐一分析中国历史上7次著名变革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孝文汉化、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戊戍变法、改革开放。
而我们也会从管理的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因素、问题需求、管理职责。这3个方面用中国文化的三个名词来说，分别对应着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这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例如《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就说“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进一步来分析，环境因素（天时）是当时变法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也包括我们上面所说的“阶层利益”和“社会变革”；问题需求（地利）是变法的主导者因地制宜，寻求要解决的管理问题，试图满足的相关方需求；管理职责（人和）则是变法的发起人、主导者、以及管理团队如何进行角色分工，相互配合，完成变法的各项任务。
我们知道，分析管理问题的通常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组合，一个是分解。所谓组合，就是将每个孤立的问题整合起来，沿用统一的标准来分析，从而得到可借鉴的方法；所谓分解，就是将复杂的管理问题拆解成简单的问题，从而认识地更加清楚。因此我们整本书也会用这两种方法：一开一合。具体来说，将历代变法用这3个统一的维度来分析，可以找到各次变法的得失之处，这是组合的方法；我们也会在本书形成历次变法的得失对比表格，以及各方面表现的雷达图，使其形成数据化的图表，用数据思维来更好地指导今天的管理，这是分解的方法。
通过这两种“一开一合”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好的管理经验，古为今用，为我们所用。接下来，让我们出发吧！
我们下一期将分析第一次变法案例：商鞅变法。下周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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