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历程》（科学精神的起源及百年科技演变的历史回顾）作者吴国盛，现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本文主要是对本书核心内容做一个梳理，并从人文视角分析中国科学起源与近代落后发展的原因。
1.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人们一说起科学，总会想到技术。国务院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
2. 以过分功利主义的态度看待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区分到底“科学”是生产力，还是“技术”是生产力。
3. “科学”被理解为“分科”：拉丁文原意为“知识”本身，日本人翻译成“分科之学”，中国人的“格致之学”与科学很接近，但是服务于修身，而不是获取知识本身。
吴教授认为，中国人对科学认知的误解导致很多人从小开始就被灌输“分科”的思想——有的人似乎天生适合学理科，有的适合学文科，于是越学越窄，越学越细，越学越专，结果技巧学到了，但丧失了知识的视野，见识就低了。
这三大误解有两大“来源”：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有一个文化定式和惯性；另一方面，中国人学习科学的历史路径也起到了一定影响。
如果仅仅从经济和国力增长的角度去理解科学，无法真正理解科学的起源，因此需要有一个对科学更好的、新的透视的眼光——科学的“人文眼光”：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待科学。
什么是科学？
希腊科学观强调科学“无用”的特征、超功利性，认为知识分为3类：
1.经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技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3.科学：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必须是无用的。
在他们看来，一切有用的知识都是服务于别的目的，而不是服务于自身的目的，所以不是科学。认识科学是为了习得自由的人性，自由的科学是无用的科学。由此，希腊人发展了一套科学的逻辑——推理、演绎、证明、论证。
根据希腊人的科学观对科学下定义，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科学？吴教授提出：“中国古代没有古希腊那种无用的知识，所以中国没有科学。”但我并不认同这一点。
梁鹤年教授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中对中西文化之别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多年的体验和反思下，我发觉西方人是一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射击瞄准，看得比较清。他们是'追求目标’的文化。我们是两只眼睛看世界，就像穿针引线，看得比较全。我们是'处理关系’的文化。
但一只眼睛不能穿针，两只眼睛也不能瞄准。我们要清且全，才可得真……无懈可击的逻辑、透彻精细的演绎，怎可能会错？不是错，是不全。
有时，看不全比看不清要危险。它给你一目了然的错觉，但你其实未窥全豹。看不清，你会小心；看不全，你会大意。清，是技术性的东西，如摄影的曝光、焦距；全，是艺术性的东西，如取景、构图。清与全是构成真的两个层面，既分开，也相连。
如果想看得清楚些，用逻辑；如果想看得全面些，用想象。逻辑使人有信心但容易变得刚愎自用，想象要人有虚心但容易变得优柔寡断。
这可能也是东西文化之别”。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之别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论差异，各方并无优劣之分，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方科学发展历程的不同。
在中国语境下，19世纪前，科学是否曾在东方的土地萌芽？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谈谈有些人对于中国科学起源的误解。其实这些误解都可以在文化经典中找到答案：
误解1: 中国没有“推演法”
——我国《墨辨》早有推演相关论述
误解2:中国没有类似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系统
——我国的經絡系統、天文子午線、性善論都是例子。
误解3:中国没能摆脱掉“天人合一”观念
——其原文“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若一”并非那么狭隘。
纵观中国文化经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智慧对于科学发展影响深远
1.太极图影响到玻尔“并协说”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27年在充分肯定“测不准原理”之同时，自己又提出“并协原理”，并逐渐把并协原理发展成一种并协哲学。1947年丹麦国王破格授其荣誉徽章，当玻尔必须为自己礼仪袍选定一个图案时，他选定了中国古代'太极图’，并题词：
“对立物是并协的（互补的）。’太极图准确、形象、完美地表达了并协原理的深刻内涵，是人类对'宇宙生成’符号表达的极致。”
2.老庄哲学影响到海森伯“测不准说”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以“测不准原理”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无巧不成书，'测不准说’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学理上不谋而合。”
20世纪50年代海森伯提出影响很大的“技术哲学”见解，即受到《庄子·天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之观点的影响。海森伯在多次讲演中，提及庄子的这段'技术有害论’话语，并倍加推崇，发展了老庄哲学的“德国版”。
3.庄子哲学影响到汤川秀树“介子说”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以“介子场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49.12），成为日第一位诺奖得主。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擅长的直觉、模拟等思维方式；并直言不讳：他的介子理论与《庄子》'混沌’寓言有关。……此寓言大大激发了其想象力。汤川从'混沌’思想联系到'核力’研究，把'倏’与'忽’神奇地想象为粒子在'混沌’这个'基元域’的碰撞，于是成功地发现了'介子’理论。”
4.《周易》影响到杨李“不对等说”
杨振宁、李政道1956年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获奖后说：
“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40年代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阳阳相对的道理，也有阳阳消长、阴盛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
20世纪80年代李政道讲学，反复强调《易经》与量子力学之相通：
“在量子力学中有一条很根本的、很重要的测不准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的。测准了一个方面，就一定测不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道理都和《易经》学术相近的。《周易·系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数字所能分能穷的。”（《科学时报》2010-2-26；《新华文摘》2010年第9期页155-156）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在19世纪之前产生科学，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因而被忽视。
正如吴教授所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极端的农耕文化，主要表现为“排外”、“重农抑商”、缺乏“海洋”意识等。就算现在，很多人在计算国土面积的时候一般不会把海洋计算进去。
农耕文明有两大特点：重粮食生产；定居意识强。“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等观念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这导致中国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
这种社会延续了远古以来的血缘文化，形成了有一套社会定式，通过血亲关系来构造社会秩序。所以中国人讲究“亲戚”和“关系”。这又形成一个天然的等级秩序，讲究亲疏远近，费尽心思在人际关系上做文章。
读近代史可以知道，中国人真正开始接触科学是出于无奈，去学习那些能够马上起效的东西。我们不是在文明、自然的教学过程中接触的科学，而是在被压迫、侵略的过程中学习的科学。科学最开始在中国就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工具。
或许，中国的文化基因和近代科学的基调才是很多中国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真谛的原因，也是我们努力做科学但是依旧上不去科学之巅的原因。
不过我相信，中国科学的未来一定光明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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