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说到，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成员到达北京，准备赴法留学。然而，半年的预科班结束后，毛泽东却放弃出国，选择留下。
3月12日，他送别同学后又急忙赶往湖南探望母亲。在湘雅医院的病床前，毛泽东见到了痛苦虚弱的母亲。想到自己这些年辗转各地，几乎没有关心过家里，毛泽东心如刀绞。他决定留在长沙侍奉母亲，尽量弥补自己的亏欠。
经过同学周世钊的推荐，毛泽东在长沙楚怡小学谋得了一份历史教员的职位，这是一份兼职，每周只需要上六节课，薪资不多，不过也恰好符合毛泽东此时的需要，他把母亲从医院接到宿舍，每天“亲侍汤药，未尝废离”。
但这样的日子注定无法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维持过久，就在毛泽东回到家乡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号，为了反对巴黎和会针对山东问题的决定，大概5000名北京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这场运动来势汹汹，中国人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制下的愤怒爆发了，学生们发誓要以血保卫山东。
《申报》有一篇评论这样写：巴黎和会之始，我们多闻所谓的“公正的胜利”“支持弱小民族的圈里”，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求助他人者注定是要失望的。让国人今天知道，一劳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国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谁能侵犯它们？
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当时任职湖南督军的是张敬尧，他对改革势力多加阻挠和迫害，然而依旧没能挡住五四浪潮的来袭。
五月九日，长沙报纸纷纷报道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毛泽东立即联系新民学会的成员，号召大家积极行动，加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然而此时，成员们大多已经工作，在张敬尧的高压之下，思想趋于保守，虽然他们都认同毛泽东的主张，但谈到具体行动方面，热情立马消散了一半。
就在这时，毛泽东曾经在北大的挚友邓中夏，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派，回到湖南和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商量如何在湖南开展学生运动。
5月25号，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一起来到楚怡小学，邓中夏向他们通报了北京方面的情况，当他讲到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事情，大家都击掌叫好。
接着，大家对之后的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一，立即成立学生联合会，作为统一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后，都要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三，尽快实行全省总罢课。”
6月3日，湖南学生加入了罢课大潮，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专等二十多所学校的学生共同罢课，6月4日，湖南学联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罢课宣言，“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责，誓为外交之盾。”
张敬尧见势不妙，迅速向学校方面下达指令，学校被迫放假。然而毛泽东和学联们并没有就此罢休，抵制日货行动开始了。
他们一方面走街串巷，散发传单，宣传反日主张。一方面在学校设置纠察机构，禁止学生使用日货。
这样的政治实践，让毛泽东等一些进步人士，对中国的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具体的执行中，而是把眼界扩展到了观念传播之上，各种介绍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湘江评论》应运而生。
出版《湘江评论》的最初设想来自毛泽东，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传播新思想，也能够通过约稿、组稿吸收优秀的学生骨干，然而，出版刊物需要相当的资金和人力支持，按照当时学联的情况，很多人认为两个月出版一次的双月刊比较合适，毛泽东却坚持做周刊。
他的执着再次发挥了作用，代价是他揽下了刊物绝大部分工作。没钱租场地，就把自己的宿舍当作办公区，稿子无法按时叫过来，只能自己扛起全部撰稿的任务。
据周世钊回忆：“润之为了赶稿，每天挥汗疾书，常常写到半夜。好几次，我深夜醒来，从壁缝中见他的房里，仍灯光荧荧，原来，他还在赶写将要付印的稿件。还有，因为经常睡得太晚，第二天早晨起迟了，有时，他连洗脸吃饭都来不及，就得去教室上课。”
易礼容的回忆更能显示出毛泽东超人的毅力和专注力，他描述自己有一天找毛泽东的景象，“润之睡得太晚，到这时还未醒。结果，当他掀开蚊帐时，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毛泽东所枕的线装书上，四处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想来这些臭虫，是饱尝了这位大主编的血，才养得这么肥的。”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终于创刊了，刊物的宗旨是“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为了打开市场面，在周刊上市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学生到各个学校的宿舍里一对一进行推销，功夫不负有心人，创刊号首印2000份在一天内销售一空，大家连忙加印2000份，很快也销售告罄。
随后《湘江评论》各期印量是5000份，这在当时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印制量。《湘江评论》的名声很快传开，到第三、四期出刊时，很多教师、社会人士也争先购买，甚至有来自武汉、广东等地的学生来信要求订阅。
毛泽东的文字激情澎湃，思想立意深刻，即使到现在，阅读时仍然能感受到他通过文字传达
给我们的震撼和鼓舞。比如他在创刊宣言中写，“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 '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这时，他开始看到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他看出许多人在做无用功，因为他们飘在民众之上，没有根基。因此他写下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被《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多家报刊转载。
胡适曾经推荐：“现在从北京、广州、上海至四川，新出版的周报和日报数目不少。今天，我特别介绍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方面。尤其是《民众大联合》这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他在文章里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为了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
他还在刊物里，用幽默讽刺的语调，为学生发声，他说：“如今，我们做学生的，真是好苦啊！教室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让我们成了'近视’；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
“还有，我们的国文先生，是那么顽固。满嘴'诗云’、'子曰’，实际上，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知，现今已是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死尸式的臭文章，强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刊物创办前一个月，远在北京的陈独秀由于上街散发传单，支持学生运动，被军警逮捕。随后，社会各界频频发声要求释放陈独秀。《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也在文章中为陈独秀声援，文章结尾这样写：“政府绝没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陈君死了，也不能损及他至坚至高的精神毫末……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这篇文章几经流传到了陈独秀手中，令他大为感动。彼时，也许双方都不曾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他们两人将在上海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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