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能够决定什么？

牛非虎：吴青萍，读了你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一文，对文中强调的“新教伦理与资本家精神”，我原来有一个会议发言，发在这里与你交通，希望得到指教。

吴青萍：牛非虎，你好！大作太长（牛非虎《庆历新政变法始末》），我因要忙午饭，只浏览了前面部分，了解大意是概说宋朝政治改革属事的。于此，结合敝人上述拙文的观点，谈三条意见供参。一、从思想性这个根本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包括宋朝)均是在中国几乎独有的世俗功利性观念文化治下之产物，所以不管是朝廷上面的各种改革，还是下面民间的各种起义，最终都没能突破世俗（思想）追求的局限，因此总体上仍限于兴勃亡忽的周期率内循环波动着。二、宋朝为突破“三冗”（冗政、冗军、冗费）沉疴而发起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虽然对其治政的开明和提效有一定作用，但由于仍是局限于政治、治法等非观念文化的社会表浅层面上改进之用心费力，因此注定难有长治久安之功之效。

三、上述剖析归总地看，则可集结为一句老话：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危险的。且这种危险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官治不好不良的时候，由于官僚的腐败导致社会的溃烂。而且也“更”迁延到整个社会的长期性发展之轮回或内卷特征。中国历史为何存在难以跳出的周期率？根本就是主流中国的观念文化之非信仰性。为何现代革命才能具有从根本上扼住中国颓势，改变人们“一盘散沙”“各自顾各自”的苦运，就是因为这场革命初步确立了一种崇高思想追求的精神信仰(阶级说在外)。结合拙文（《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到的马克斯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讲，其共同性的基本逻辑也属这样，即新教信仰的思想不同于天主教信仰的思想，由此不同的超越性(信仰)思想才会最终导致了绝然不同的经济形态。这是人类社会演进之中的普遍规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