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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鹰
《南泥湾》
这支红色歌曲，从1943年就一直响彻在中国的天空上。
那一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秧歌队来到南泥湾，他们给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带来了后来一直在中国的天空上绚丽绽放的新编秧歌舞《挑花篮》，其中，《南泥湾》就是这部秧歌舞中一段经典曲调。
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兵包围和日军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陷入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及其它日常用品奇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几乎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菜吃、没纸用、没鞋袜穿、没棉被过冬的严重地步。
1943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来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等空地上垦地开荒，种粮种菜，或养鸡、养鸭、养兔。可是，由于规模太小、经营分散，效益还是不大。
自力更生，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
于是，1940年秋冬，朱德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想寻找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在一次座谈会上，朱德说：“要发展农业，不开荒是不行的。我听说延安南面有个南泥湾，是片好土地，可以开垦。”接着，他提出建议，派人去勘察南泥湾。
1941年1月，延安陇东专区专员马锡伍派刘宗义去南泥湾勘察。并不知南泥湾在哪里的刘宗义，通过查找地图，才知道它位于延安东南约100里的地方。刘宗义来到鹿县（现在的富县），县长罗成德派了30名战士，带上两挺轻机枪保护他前往。由一位老人引路，带他们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终于找到了南泥湾。经过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而且土地辽阔，有近万亩地可以开垦。
刘宗义回去后，把实情详细汇报给朱德，朱德非常欣喜，立即给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写了一封信，命令他立即派部队去开垦南泥湾。武亭收到信后，马上组织军委直属炮兵团开进南泥湾。
这是最早进入南泥湾的部队。
当年的南泥湾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临等部分地区。南泥湾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一个“丫”字形，西边为南蟠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三川交会处叫阳湾，后来成了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也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的中心地带。
因为当时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荆棘遍地。正如那时候的歌谣所说：“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滩。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
可是，当时的延安八路军必须要在这一片荒芜之地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新希望。
于是，朱德把南泥湾考察的情况和准备调更多部队进行屯垦的打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完连声称赞：“这件事你朱老总抓得好，抓得好哇！”
当朱德提议调第一二○师三五九旅时，毛泽东当即同意，还补充说：“光有三五九旅不够，我看延安的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学校和留守部队，都要抽调人进去，还可以动员逃难到边区的外地农民也进去开荒种地，安家落户。”
就这样，朱德找到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王震欣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指示。
1941年3月，大地刚从冬季的萧条中翻过身子，王震就率领着三五九旅的官兵，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这一年，三五九旅开荒种地11200亩，收获粮食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
自力更生，第一年就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累累硕果。第二年，三五九旅官兵的生活就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可以吃到1斤半蔬菜，而且，会餐还能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清风吹拂着南泥湾，吹拂在三五九旅战士们的心里，短短三年时间，昔日的“烂泥湾”，神话一般变成了“米粮川”、“好江南”。
1943年，当时只有19岁的贺敬之，被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深深感动、震撼，一口气便写出了《南泥湾》歌词，作曲家马可立即谱了曲。
这一年2月5日，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个春节。这一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就是这个秧歌舞中的最经典的一段。这天一大早，延安的群众就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枣园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拜年。朱德特地从王家坪赶来，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与群众坐在广场上欣赏这一盛大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演出。成千上万的人围成一个大圈，秧歌队在跳着唱着：
“陕北的好江南，
鲜花开满山，
开（呀）满山；
学习那南泥湾，
处处是江南，
是（呀）江南……”
《南泥湾》经郭兰英演唱，很快在全国唱响，而且至今还在中国的天空大地上飘荡。
《绣红旗》
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电影《江姐》在我们那边各个村里轮流放映。于是，我们就跟着电影往各个村里跑。《江姐》里面有个唱段“绣红旗”， 我们小孩子都很喜欢，我们追着这部歌剧往各村赶，其实主要是想看这个《绣红旗》的片段。那时候我们并不真正明白这个唱段里的内容，我们只是喜欢听它的曲调，觉得好听，听了那么多遍也听不厌。
而且，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歌剧《江姐》中，江姐的模样：一袭蓝色的旗袍，如红旗一样鲜艳的毛衣，洁白的围巾。
再后来，我迷上了看小说，也就看到了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
歌剧《江姐》由阎肃根据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的。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了《江姐》剧本初稿，马上敏感的意识到，这部作品很有可能将成为一部新中国歌剧经典，于是将《江姐》列入空政歌剧团的重点剧目，并把作曲交给了著名作曲家金砂、羊鸣、姜春阳三人。
歌剧《江姐》的故事发生在四川，而三人中只有金砂是四川人，也有四川民歌创作的坚实基础，于是，金砂就带着他的两个合作者深入江姐故乡采风，借鉴和挖掘四川地方戏曲的特征。
一年后，他们拿出了音乐第一稿，却被首长全部推翻。
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几乎让金砂他们崩溃。
那时候，中国歌剧正处于发展时期，金砂、羊鸣、姜春阳合作的《江姐》曲子却还保留着固定的艺术形式。
《江姐》的音乐被彻底否定后，金砂、羊鸣、姜春阳都陷入了困惑。然后，他们静下心来，系统学习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然后琢磨剧本中江姐那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外柔内刚的精神面貌、个性特点。金砂和他的合作者们终于找到了塑造江姐的音乐之魂。而其中的歌曲《绣红旗》《红梅赞》更是这部歌剧的灵魂。
那一年，阎肃用他的独幕歌剧《刘四姐》的稿费，请几个同事在北京东来顺吃涮羊肉。吃喝谈笑中，有一个同事开玩笑：“咱今儿'吃’完了'刘四姐’，明儿呢?” 阎肃听到这话被逗乐了，笑起来说，“我刚看了《红岩》，里面有个人物江姐，是个非常好的创作题材。那时，小说《红岩》正在全国被人热读，在座几人都读过，经阎肃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江姐值得写。
于是，阎肃带着一本小说《红岩》来到锦州，住在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里。用了18天时间，写出了《江姐》的初稿。
阎肃对写《江姐》那么有激情，是因为他心里有一种“重庆情结”。闫肃年轻时就随家人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与地下党组织搞土改、清匪反霸，还去过歌乐山“中美合作所”。
这样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创作《江姐》留下了切身感受。在北京东来顺吃涮羊肉时跟同事们说的话，并不是玩笑。为创作《江姐》，闫肃多次去过歌乐山、渣滓洞，还历时七天七夜“蹲大牢”体验生活。阎肃的生活体验不是做样子，他是来真的。他让工作人员给自己“载”上沉重的脚镣，双手反铐，关进一间黑咕隆咚的牢房里，整整一个星期。“牢”门口经常有人参观，他们边走边说，议论里面的“犯人”，他们谁也不会想到，那个被关在里面的人居然就是后来写出了歌剧《江姐》的人。
那种体验太真实了。七天七夜，不让说话，不准抽烟，不许乱走动，三餐吃的是监狱里用木桶装的菜糊糊，夜里睡的是地上发了霉的草垫子。那个星期，阎肃看到了用来折磨革命者的种种刑具，还真的上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阎肃感到双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这种真实的体验，使阎肃在创作《江姐》时，多次含着眼泪在写......
歌剧《江姐》初稿出来后，闫肃拿给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刘亚楼读了《江姐》初稿，感觉这是一部可以好好打造的歌剧。他找到闫肃说，我在莫斯科看歌剧《卡门》，觉得主题歌非常好，《江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个主题歌？于是，阎肃就写出了《江姐》主题歌，金砂、羊鸣、姜春阳紧接着谱了曲。可是，找人一试唱，就被否定了。
然后，《江姐》创作小组来到重庆体验生活。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搜集到了许多一手素材。一天傍晚，创作小组几个人一起散步，一边走一边讨论歌剧《江姐》。阎肃突然说，我这里有首歌，是一个朋友约我写的，叫《红梅赞》。于是，闫肃念起了歌词：“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阎肃还没念完，稿子就被金砂抢走了，然后金砂就和羊鸣、姜春阳一起构想这首歌的曲子怎么写。他们先后写了八个不同的版本，最后一稿出来，还担心不能被传唱，又对这一稿改了20多遍。曲子改定后，阎肃拿给刘亚楼，刘亚楼看完，当时拍板：好，就是它了!
《红梅赞》定稿不久，空政文工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都是《红梅赞》的歌声。听着那些歌声，闫肃和三个作曲家心里就有底了，这首歌肯定能流行 。
《江姐》在全国公演后引起巨大反响，一年间演出286场，几百家文艺团体同时上演这部歌剧。几乎是同一时间，歌剧《江姐》里的一首首歌曲《绣红旗》《绣金匾》《红梅赞》......也像一团团火焰，在中国的天空大地燃烧，一直是那么炽热、艳丽。
《浏阳河》
浏阳河固然不仅仅是一条地域概念或者水域意义上的河流，她自然还有其悠远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指向。但谁也不敢否定，浏阳河能被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知晓，绝对与一首流传了五十多年的老歌息息相关。
这首歌就是《浏阳河》。
在汉语字典里，浏，就是清亮清澈的意思。发源于罗霄山脉的大围山北麓的浏阳河，似乎就是大围山流下的一行清亮的眼泪，真纯而又多情。
浏阳河在古代又叫浏渭河，也叫浏水。这么叫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浏阳不管在古代还是现在，都在浏水的北岸，而古代的阴阳学说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说法。所以，从大围山脚下的浏水北端发源成流的浏水，就被叫成了浏阳河。
上古时期的禹，把全国分为九个州，浏阳当时属于九州之一的荆州。直到春秋末年，从一块巴掌大的穷乡僻壤忍屈负重杀出了一条血路的楚国，终于突出重围并日渐强大起来，便顺理成章地冒出了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而且直接将杀气腾腾的战火烧到了南方各个郡国。于是，随着楚国的向南扩张，浏阳就成了楚国的属地。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就在楚国的南部设立了长沙郡，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到了东汉末年，也就是209年，刘备和孙权争夺荆州，最后被孙权夺走了长沙，他就把长沙地区的东部设为浏阳县。从209年有了浏阳县后，浏水就像古代一个深锁楼阁终于出阁待嫁的小脚女子一样，被掀开了那面神秘的红盖头，由羞涩闺秀变成了风情的少妇，其名自然而然也被改成了浏阳，从此也就有了现在的浏阳河。
歌曲《浏阳河》有这么两句歌词：“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这首歌的词作者徐叔华一点也没有夸张，往昔的浏阳河确确实实是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流，确确实实离湘江只有几十里水路，确确实实从水路到湘潭并不遥远。
这条水路不仅流水清澈，两岸古树参天，沿途村舍炊烟袅袅，而且还与湘江血肉相连。她不但是湘江一条主要支流，还是一条湖湘文化的支脉。难怪，那个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徐叔华，要写这么一首散发着湖湘韵味的歌词，而且这歌一唱就唱红了整个中国，将一座本来并不怎么出名的浏阳城也唱得比玫瑰花还要大红大紫。
当然，无论是浏阳，还是浏阳河，都注定是要红遍全球的，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尽管真正以浏阳河命名的水域并不太长，但沿着她的水路行走，你随时就能看到一个个伟大的灵魂和不朽的背影，你随时就能感应到一个个铿锵坚固的文化标识，你随时就能见证到一道道幽深莫测的历史刻痕，听到一阵阵响彻云霄的拍岸波涛。
从大围山脚下沿着浏水的源头走进浏阳市区，我们就会与这么几个文化物象不期而遇——谭嗣同故居，谭烈士祠，才常广场，欧阳予倩大剧院，浏阳文庙。
就是这几个文化物象，无限度地放大了浏阳城的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
通往谭嗣同故居的那条梅花巷，虽然早就顺着浏阳河的浪花流向了时光的彼岸，化作了一缕虚无，然而，谭嗣同故居却把一个过于年轻的生命的英魂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一次次的怀想中去寻觅留在这座故居里的点滴和过往。作为一个一品大官的儿子，作为浏阳河畔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谭嗣同完全可以去过他衣食无忧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儿的日子，可他却把自己尊贵的生命那么坦然那么无畏地交给了一把血腥屠刀，然后又把一具永远不死的精魂交还给了养育他的浏阳河。
唐才常似乎就是为了追随谭嗣同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要不然，他怎么就那么全盘地秉承了谭嗣同的英雄壮举呢？虽然，谭嗣同就义后不久，他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最终还是没有如愿以偿，而且还在起事失败后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点燃的那炬火焰，却还是烧痛也烧伤了当时的清廷专制。只是，仅仅活了三十三岁的谭嗣同怎么也不愿意看到，唐才常居然也在三十三岁那年与他在世界的另一端重逢了。
两个都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男人，竟然就那么巧合地都以三十三岁的生命历程，拓展了浏阳河的历史长度。
在浏阳这座小城，欧阳家族同样也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家族。而确立这个家族在浏阳城的名望和全社会地位的龙头人物，却是谭嗣同生前最敬重的学者和恩师欧阳中鹄。说欧阳家族是一个文化世家一点也不为过，从欧阳中鹄发端，他的长孙欧阳予倩是一个作家和戏剧家，他的曾孙欧阳山尊是个文学家。中国戏曲史上就有“南欧北梅”之说，“南欧”说的就是欧阳予倩，“北梅”自然就是指梅兰芳）了。因此，在浏阳市区创建一家欧阳予倩大剧院，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以欧阳予倩在中国戏剧史上那般显赫的地位，就是在湖南省的省位长沙甚至在北京城建这么一家大剧院都不为过。但浏阳人还是更愿意把他们百般敬仰的欧阳予倩留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时刻聆听到浏阳河的滚滚涛声和喃喃细语。
流淌着满河湖湘气韵的浏阳河，固然离不开一座文庙的文化照应与对接。
它就是始于清嘉庆23年(公元1818年)的浏阳文庙。
浏阳河的源头在大围山脚下，而浏阳的文化源头就在浏阳文庙。
一个令人惊讶的文化事实告诉我们，它曾经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算学馆”的创始地，它曾经还是全国对祭孔乐器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圣贤之地，因此被界定“国乐古礼在浏阳”。至今，浏阳文庙还保存着曾国藩在欣赏了浏阳文庙的“韶乐”后欣然书写的“雅淡和平”、“精深正乐”的匾额。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曾国藩微闭着眼睛聆听着苍劲幽古、浑厚清雅的韶乐的时候，浏阳河是正在涨潮还是正在涓涓流淌呢？不管当时是潮涨还是潮落，那一泓湖湘流韵已然早就覆盖了浏阳，那些生长在这里和客居在这里的圣贤雅士，断然是早就被那一泓流韵清洗过无数遍了。
从浏阳到浏阳河，只是一个历史的转身；从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浏阳河到一首红色经典的《浏阳河》，却融入了几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血雨腥风和日月星辉
是浏阳河的清波照亮和装扮了小城浏阳。
是《浏阳河》的旋律唤醒和激活了一条红色河流的前世今生。
打开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就会看到，闪烁在浏阳河两岸的文化背影，真可谓是接踵而至——焦达峰、陈作新、胡耀邦、王震、宋任穷、杨勇、李贞、彭佩云……
而这些才俊名媛们，又有谁没喝过浏阳河的水呢？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唱着和听着《浏阳河》走向中国近代史的烽火云烟的。
大围山深知，浏阳河更深知，《浏阳河》具有何等巨大的时代震撼力和文化感召力。跟它同时代的的歌曲中，一首又一首或眨眼间就被时光淹没，或渐渐被时尚的波涛浪花冲走，可《浏阳河》却依然还是一直与它同名的那条河流始终相互交融在一起，并始终保持着节奏一致的心跳。
作者简介
凌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永州市作协副主席。在《人民文学》《散文》《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湖南文学》《美文》《天涯》等刊发表小说、散文300余篇。已出版散文随笔集《放牧流水》《巨轮的远影》《最初那一滴水》等七部。多次获得全国和省级散文征文奖,其中,《天堂里的一条河》获得《人民文学》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我的十八洞村》获得湖南省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
出品/河南阅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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