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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是父亲去世一周年忌日。在给父亲上完坟回老宅子的路上,在村里街道两旁人家的大门口、院里院外,我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大囤”。蓦地,儿时“二月二,打簸箕”的情景,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即俗说的“龙抬头”的这天,每家每户把保存好的陈年小麦、玉米、高粱和豆桔粉烧成灰,盛到簸箕里,当清晨第一声雄鸡报晓时,民间传说的“龙”已经翻身抬头了,这时家家户户放鞭炮庆贺,开始“打簸箕”。
“打簸箕”的步骤是,先在大门口、院子里清扫出一块地方,当然地方越宽敞越好。随后开始打“囤”。打“囤”一般由家庭主妇和家中最小的顽童共同完成。由孩童手提一个装有五谷杂粮的小布袋,慢慢地向地下撒,主妇以孩童站立点为圆心,右手端着簸箕,左手拍打簸箕底部,使簸箕里的灰均匀地往下撒落,边拍打边成圆形方向走动,直至打成一个大圆圈,即成了具有象征意义上的“囤”。然后打上“囤”口,再在“囤”口竖上一杆用红条纸做成的写有诸如“五谷丰登”字样的小红旗。家里院子大、门口敞亮的人家,还在院子里打上大小不一的几个“囤”,分成“麦囤”“谷子囤”“高梁囤”“大豆囤”“玉米囤”等。
当太阳从东方露出第一丝晨曦时,家家户户打开鸡笼门,把雄鸡从鸡窝里放出来,咯咯大叫的群鸡争相跑到“囤”里吃食。据说第一只跑到“囤”里的鸡第一口先吃什么,那么今年种什么粮食就会丰收。
这天早晨,各家的饭桌上都有一道专门的时令菜:“荠菜炒鸡蛋”。早饭喝经水浸泡半湿后,在石碾上压得半碎做成的“麦芽”粥,就着从地里挖来的荠菜炒鸡蛋,意为冬天已过,万物复苏。这叫“打簸箕,吃春饭”。
除了“打簸箕”, 二月二这天,家乡还有“吃蝎子爪”的说法。早饭后,各家各户把炒酥凉透的花生、大豆,倒进用红纱糖或白纱糖熬制得滚热的铁锅里,迅速盛到面板上用铲子拍压平展,待完全冷却后,再用刀切成块,拿给家里的孩子们吃。这叫“二月二吃蝎子爪”,把毛毛糙糙的糖豆当作蝎子爪,孩子们吃了不挨蝎子蜇。六、七十年代家乡穷,家里没钱买更多炒糖豆的纱糖,只是买很少一点,熬制时多添水,炒出来的糖豆粘不上块,形不成可以用刀切割的整体,只是单个的花生、豆粒上粘着细碎的一些糖渣,看起来更像“蝎子瓜”。
我自17岁当兵离家后,基本没有在老家过二月二。只是女儿三、四岁时,有一年我回沂水县城的家休假,正赶上二月二。当时住的是小平房,二月二的早晨,我和女儿用几个烧透的煤球炭灰渣,盛到一块纸箱板上,在不大的小院里打了一个小囤,女儿用一个小碗盛上大米、小米倒进囤里,没有鸡,让天上的小鸟来“囤”里吃食,把女儿高兴得不行。后来虽然搬到了楼上,再也没有打过囤,可作为一种节日习俗,女儿却知道了“二月二打簸箕”的文化含义。
二姐在世的时候,每年都会挑选出个大饱满的上等花生、豆子,用优质红、白纱糖,炒上两大包“蝎子爪”糖豆,专程送到我县城的家给女儿吃。她去世后,二月二我和女儿再也没吃上过自己炒的糖豆。倒是女儿,节日情结重,二月二当天都会到超市买糖豆吃。有一次,我吃了女儿从超市买的几粒糖豆,却再也嚼不出儿时母亲炒的糖豆和二姐炒的糖豆的香甜味。
在我保存几十年的一张沂蒙山版图上,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小王庄村只占了一个小米粒大的位置,倒是当年还存在的那条村前通向远处的小河,在地图上标记得很明显。我印象中的这条小河,总是在默无声息地流淌着,面对着周围几百亩荒岭薄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流走了一代代村民们贫穷生活的辛酸和哀怨,也流走了“二月二打簸萁”的传说。
“二月二打簸箕”“吃糖豆”的习俗源于何时我无从考究,但我认定,它象征着家乡人民追求幸福,渴望富足生活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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