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的时候，吞噬了我两个爷爷那眼老井已不在了,而长城脚下那道梁被称作段井梁。由此可知，那口井叫段记井。大概是此前有段姓人家驻场放羊的人箍的井吧。我姑且这么判断。因为在盐池王乐井那边有丁记井，鸦儿沟那边有张步井，而我大姑妈嫁到了苏步井乡的青羊井。后来我们家饮羊是在北边长城外的红井，拉水是在东边的龙头井。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是流动的。同样的道理，人能两次掉进同一个井里么？似乎也不能。然而，巧的是我爷爷和我二爷爷，这亲哥俩偏偏就先后掉进了段记井。二爷爷是腊月里到井上打水，水桶子掉井里了，他下井去捞，当年箍井人的技术失误让这口井成为吃人井。那时打井，打出水后底下下个石缸子，上面则是用城砖圈箍起来，然后用土填实，再用石头箍个井台。段记井的直径太大，人下井时支撑不便。二爷爷掉到井里时，井上有人，等打捞上来时淹了个半死，腊月的冷水把他激得够呛，据说从那时得了食道的病不到一年时间便离世了，享年51岁。
按说，有了哥哥的教训，我爷爷打死也不会下井的。但是，这次掉下去的不是桶子，而是一只羊。那年秋天，我爷爷在井上饮羊，一只怀着小羊的青山羊不小心掉到了井里。爷爷是给生产队放羊，而那只羊偏偏是爷爷分家时分给他二儿子我爹的唯一一个自留羊。那可是二儿子家的一份不菲的财产。不行，他把绳在井外拴好，一头绑住自己的腰下井了。到了井下，他把绳解开拴在羊头上，然后自己踩着井里的砖头往上爬。他想自己出了井口再将羊吊上去。不巧的是爷爷上到井半腰踩上劲时，脚下的那个砖朽了，断了。爷爷便掉倒了井里。因为井外没有人。爷爷不会游泳，当然也就再也没上来。那年爷爷51岁。
爷爷去世后，家里人报的是他为了捞生产队的羊死的，是因公牺牲。大队还开了追悼会。但是，爷爷的的确确是为了捞我家的羊死的。无论如何，人死了，按说，说因公牺牲也没错。就算是捞自家的羊那也是在给生产队放羊的时候捞的，他是给生产队放羊不是给我家放羊，怎么能不算是因公牺牲呢？爷爷逝于1967年，那个年头政治运动多，风头很紧。后来，是我六奶奶向大队举报。本来还给点抚恤金或棺材钱，大队的干部固有恻隐之心，但这事没法继续操作，因为政治风险太大，此事不了了之。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的两个爷爷为什么都勇敢地下井呢，一个是捞个桶子，一个是捞只羊，想来多有不值。他们的死轻如鸿毛？非也！只能说，那个年头，人的生命像草一样卑微。因为穷，在小农经济时代，爷爷那代人对来之不易的一针一线都弥足珍惜。羊是盐池人心中的图腾，我能想象我爷爷对羊的感情。他给四个儿子取名环羊、蛮羊、银羊、金羊。也许在他心中，羊就是他的孩子。所以，我理解我爷爷下井救羊的用心。那个年代，所有的生命都很粗糙。我爹小的时候小腿骨折，我爷爷就用两块小木板绑住算是治了。现在想来相当于打石膏固定。我记得我家的羊腿断了我爹就是用这法子治的。另外，按我爹说，一只羊是掉井里也犯不着，就算是羊死了，有张皮交公充个数，再把生产队的羊给我爹一只，徇个私也不是多大的事。一群羊谁知道哪个家是公家的哪个羊是自家的。后来他放羊，这种事稍作技术处理即可。当然，我的六奶奶不是个省油的灯，有了她，这事或许包不住。所以，爷爷还是固执下去救羊，一念之差，人财两空。
我上高二应该1989年，那年除夕我去井上拉水，桶子掉井里了，我七爹到兴武营村借来耙子捞，没捞上来，因为铁桶子的环子开了。一个桶子，多大点事，我真没在乎，用七爹的桶子把水罐灌满便拉水回家。我爹舍不得那个桶子，他又带上家当去井上打捞。年三十拉水的人多，井早被人打干了。那个桶子被别的打水人捞了上去拿回了家。我爹一打听，是杨记梁的一个人，便去杨记梁把桶子找了回来。我爹不仅继承了爷爷的衣钵拿起了放羊棍，他的性格乃是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也与爷爷酷似。
段记井不知何时因何原因堵了，但是那是我家永远的伤心地。我无法想象我爹后来过长城放羊每次经过段井梁，想起自己坐井观天的父亲，那是怎样的心情。二爷爷和我爷爷走后留下一老一小两个寡妇。从此，开始了这个家庭艰难的生活。还好，我二奶奶这个弯腰小脚老太太，像佘老太君一样撑起了这个十几口人的家。二爷爷和爷爷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相反，因为他们勤劳节俭，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些，被定了中农。这老哥俩的节俭是出了名的，据说低标准时我二爷爷吃糠吃得排不下便。我爹说，人吃糠放得屁极其臭，屋子奇臭无比。而我爷爷要求家里熬清清的米汤，调上苦苦菜和地软子。爷爷老弟兄如此清苦度日，便有了后来的一桩奇事。“低标准”来了，所谓“低标准”就是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1961年），盐池因为是山区饿死人的事很少，据说灵武、吴忠饿死了不少人，说大街上人饿得栽跟头。我家从柴垛隐藏的地窖里起出了一窖糜子，一说两窖。那可是救命粮啊。那时有粮得拿出来大家吃。这件事被我六奶奶告到了大队。在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我的二奶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一方面可能她把起出来的粮食藏好了，另一方面，为了这家人她也是豁出去了。她义正辞严，当着全大队社员的面矢口否认。她表示愿拿脑袋担保，谁站出来指认，可以到家里搜查，如果搜到，我的脑袋不要了。如果你有勇气站出来也请拿脑袋担保。大家看这妇道人家底气这么足，肯定没有粮食。再说，那个年代有一两窖糜子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大队对此事没有追究。
中国人讲因果，讲祖上的荫泽。我也常常在想，那两个早逝的爷爷俭以养德，虽然他们早早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所积的福报全给了子孙。先人冥冥中对子孙的护佑是值得我们永远感恩。他们的儿女们都很朴实厚道、善良勤勉，但是，在贫下中农面前，他们低人一等。无论现实多残酷，生活总要继续，日子毕竟要自己过，而且中农的儿子最后还是把日子过到了贫下中农前面。有了这些积累，轮到我们这一代，至少保证不会因家贫辍学。我那送人的四爹成为闵庄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四爹是小学老师，他的字写得如做人一样端端正正，我们弟兄几人受他影响，也都写得一手好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都通过求学的方式走出了闵庄。
去年秋收之后，我七十二岁的父亲腿疾严重，他终于服老了。答应我们兄弟把一群羊卖了告别劳作。其实，如果父亲不是腿疾，他是不愿进城的。一方面，一辈子要强的他觉得人不能停止创造，另一方面总觉得故土难离，觉得还是在家里撒落。我对父亲说，那年我妈一场大病花了十来万，你这群羊卖了也不够。所以，劳动的事就别想了，健康是第一位的。当然，从内心来说，我也觉得农村那个家才是真正的家，还是愿意常常回到闵庄。逢年过节家里人多热闹，去年夏天休假，我只身一人回到寂寞的闵庄，陪父母住了三天，心里一点都不心慌。晚饭做好了，我们把小方桌摆在院子里，没有苍蝇没有蚊子，只有清朗洁净的月光，我们一起吃饭聊天。这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盐池农村人家是不打院墙的，开放的院子如同善良厚道的闵庄人的内心一样敞亮。待心斗满天，我们进屋休息，睡在家里的大土炕上，心里无比的踏实。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所谓安心即福地。无论如何，我不得不承认，城市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父母七十多了，无论怎么说，闵庄是个寂寞与偏僻的所在，进城之后，不仅父母生活方便，我们看望也方面，平时周末陪老人吃吃饭说说话，想来也是乐事。父母真正下决心进城的决定因素是我刚上学小侄子，中午没处吃饭休息。他们来了可山捎带让小侄子结束流浪狗一样的午间生活。
今年，应该是我爷爷诞辰100周年。清明节，在父亲和三爸的带领下，我们哥几个在爷爷坟上填土烧纸时，我仔细看那一沓一沓的纸钱，面值是10亿元。我笑了。我爷爷在那个世界一定很阔很阔。不要说一个铁桶子，就是一个金桶子掉井里他也不会下水去捞。
因为从没见过爷爷，加上父母健在，以往，清明节我佯佯乎乎真的没有思念。我也将至天命之年，今年是第一次给爷爷填土上坟。以前也祭祖，顶多烧个纸。填土上坟这些事我爹和我大爹他们早早办妥了。今年清明节，在给爷爷上完坟后我将把我的父母接到了银川。从此，他们告别闵庄热土。我和父亲以拜祭爷爷的方式与闵庄这块土地的阔别，离开爷爷坟冢，我想，下次回到闵庄我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过客。而我的父母真正的回家，也许是他们归于黄土的那一天，想到此处，我忽然转身，默默向段井梁方向凝望，不禁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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