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生裕
《上庄记》是季栋梁先生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力作，小说以我和老村长为引子，将上庄人与事有机串连。作者怀着极大的温情与悲悯，向我们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西部一个偏远落后村庄的全景。和我的家乡闵庄一样，上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即将消逝的村庄的缩影。但是，在消逝之前，上庄人要经历多少纠结多少挣扎多少痛楚。季栋梁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经历，有在农村长期任教的经历。他懂村情知民情，村庄之于他而言，太熟悉太亲切。小说中的“我”作为下乡的扶贫干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见证并审视着这个村庄的变迁。作者真正走进了上庄，走进了上庄人的内心世界。一部《上庄记》写出了中国西部村庄的魂，写出了中国西部村庄的神，写尽了中国西部村庄的痛。
上庄是宁夏中部干旱带上一个焦渴而且贫瘠的村庄，就自然环境来说，它谈不上美，然而，作者却向我们真切地展示了上庄的另一种美—人性美、人情美、风俗美。
老村长的子女在城里工作，他完全可以进城享福，但他放不下乡亲们，选择了坚守。凡事为上庄计，为上庄谋。他是上庄的主心骨，虽是一介村官，但他有大将风度，有责任与担当。在作者笔下，上庄人无论大人小孩子，他们身上焕发出的质朴善良与坚韧让人温暖，让人欣慰。村民对“我”这个身兼乡村教师的扶贫干部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友善令人感动。
上庄的孩子们是可怜的可爱的甚至是可敬的。可怜的是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可爱的是他们的自立和友善，可敬的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积极、向上、乐观的精神种种。在校园内的地上划“责任田”为作业本，中午自己在炉子上烤土豆，喝生水，即使这样，他们并没有放弃美好追求。他们能把别人看来不屑的事做得很庄严，如春寒料峭中升国旗，一只只小手高擎着，一脸庄严。还有比如上庄人在劝“我”吃饭、喝水、抽烟的问题上，表现出与他们捉襟见肘的生活条件不相衬的慷慨与实诚。他们虽然卑微，但他们渴望尊重，渴望被他人需要。
瘸腿李谷以妹妹换亲，娶了一个俊媳妇桑巧，在孩子三岁时，桑巧跑了。在这桩不幸的婚姻中，桑巧其实隐忍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之后开始反抗。这个人物虽没有正面出现，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她内心的美与苦。桑巧在城里当过保姆，见过世面，但是，她并不是完全自私的，她对现实的反抗并不任性，相反是有底线有保留。桑巧无法战胜外面世界对自己的诱惑，但她内心希望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对自己的“叛逆”行为是一种灵魂上的救赎与安慰。首先，她为哥哥换来了媳妇，其次，到婆家给残疾丈夫生了儿子。甚至在她出走后，丈夫发现，三年里桑巧给儿子做下了能穿四五年的大小不等的衣服和鞋袜。桑巧跑了，按民间规则，一方违约，这门换亲应该中止了，但是，李谷的妹妹表面上带着孩子乖乖地跟着哥回了娘家，但是临走前对丈夫的叮咛，说母猪肚子大了，别下下来一屁股全压死。晚上记得上大门，豌豆该锄二遍了。善良娴淑的妹妹的这些貌似不经意的举动，让当哥的心软，最终作出妥协让步。
在表现乡土文化方面和乡间风俗的描写上，季栋梁做足了功课。小说中大量运用乡土俚语、俗语段子，个性化语言非常传神地表现人物性格，不仅增强的小说的可读性，也使小说里的人物更鲜活更生动更具地域特色。他笔下的汉子满嘴的粗言糙语，但是，他们一个个纯净质朴，内心明澈。作者写了李玉堂的倔，比《世说新语》写王蓝田吃鸡子更传神。李玉堂在山梁放羊，风将草帽子刮到沟底，他两次跑了二三里路，追到沟地捡回来，第三次追到沟里，驴日的狗养的骂着跳着蹦子将草帽子踩个稀烂，还唾了几口。寥寥几笔传神地刻画出这个乡间人物的可爱。
老村长唱的秦腔《打鸾驾》唱得字正腔圆，老骚胡唱的《拾黄金》及各种荡气回肠的表达相爱和相思的所谓“骚花儿”，内容丰富，别有风味。比如阴阳谢土散五谷时念的经文的内容。一个人若不用心观察生活的人，这样的内容无法形诸笔端。作者对上庄人的谢土、送鬼等乡间习俗，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理解。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迷信，而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某种敬畏与感恩。
老村长、老顾等人是上庄智者的代表。那句“人活一世干球蛋，就像蚂蚁搬土山。东边搬到西边去，最后钻到了土里面。”作者无意向我们阐释着平常人的朴素的生命哲学。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热土难离的理论依据。是的，哪里黄土不埋人？正是有了这份精神力量的支撑，他们才能保持内心的安详对及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作家的责任与使命。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上庄记》的可贵之处是不回避问题，作者通过对上庄人的生活现状的描摹，在向这个时代发问，以亟待回应或回答。如农民的信仰问题、贫困问题、买卖婚姻问题、医疗问题、留守老人的孤独，留守儿童的教育，进城打工者的生存现状，比如进城青年女性当“小姐”，长武染性病等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李谷的婚姻、杨六郎的心事、盼香的烦恼等等，他们的不幸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村庄之痛。李谷与李玉堂是买卖婚姻的直接受害者。尤其是李玉堂花了十三万娶来的俊媳妇跑了，去要儿子岳父还要他花钱赎买。在婚变中几欲冲动报复，杀人的心思都有。2013年，发生在彭阳的七尸八命灭门惨案在情节上与之极其相似，庆幸的是李玉堂保持了克制，没有走向疯狂。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如何融入城市，如何在城市寻找认同感与归属感，可以说，对于这个问题，农村没准备好，城市也没准备好。农民被教育绑架、被城市化裹挟，城里人没有充分的包容与接纳，甚至还有傲慢与偏见。一边是村庄田园将芜，一边是进城后的苦苦支撑；一边是在家的老人热土难离，一边是进城的年轻人不愿返乡。外出的人不回村庄，老马到死的时候没有见上他在城里的重孙，老马死了没人抬重，这些都令人唏嘘。面对凋蔽的村庄，上庄的老人这样感慨：“钱把人心挣疯了”“没人了啊，都进城撵钱去了，钱比他爷他婆还亲哩”“等我死了，这个庄子也就死了”。
我们在感受上庄之痛时，也有些许慰籍。在我们这个信仰迷失，价值观扭曲的时代，上庄人保留了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的坚守与笃信。他们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连小女孩子在儿歌中唱的“红豆豆，煮米米，我爹妈给我寻女婿......不要耕地拿粪的，就要双手写字的。上庄的人看重孩子的教育，即使教学条件再差，他们也要留一份对孩子成才的盼望。就像“我”到每家都说这个孩子能考上大学一样，正如无论天有多旱，上庄人从不放弃对土地的捣饬，保留一份收获的希望。小说让人读来酸楚、疼痛，但没有绝望。孩子是希望，教育是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以老村长为首的上庄人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一致。而且为了孩子，他们倾尽所能，不遗余力。凡此种种，在上庄人无奈无助的背后，我似乎看到了随时可以喷薄的正能量。
小说结尾，“我”争取到了企业的的支持，征得单位领导的支持，为上庄的困难户解决了一笔21万元的扶贫资金。这种对上庄人的关爱固然让人欣慰，但是，这就能完全改变他们的命运吗？不，这只是一块生日蛋糕，吃完后他们面临的是更多的平常的日子，许多重要的紧迫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让我困惑的。
小说中，“我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非常道”，如利用个人关系帮他们拉企业，联系孩子城里入学。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面临的是社会问题是普遍问题。据说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欲速则不达。上庄的问题种种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达”之处。在一路狂奔中，谁跟不上趟？谁在喘息？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当然是老弱病残与妇幼。城市化的狂奔中，跑掉了鞋子，跑掉了裤子，或许就是裸奔。季栋梁将一个非常冷峻的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提请我们关注。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什么不在机制上制度上作些因地制宜的改变？而让一个既有同情心和人文情怀，又有门路的扶贫干部去充当救世主，去让农民感恩戴德。我们是否思考，这个过程中是什么缺了位？我以为这是作者无声的批评和狡猾的吁请。如果我们都能这样坦诚地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中国是有希望的。
我希望当下中国的村庄之痛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阵痛，经历了阵痛后，或许迎来新生。马上过年了，像我和季栋梁这样的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似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的幽灵。我的家乡闵庄，这个没有爱情没有童话的村庄在我眼里一度是垂死的，曾无数次诅咒并且胜利逃亡，从厌倦、逃离，再到依恋，今天，当闵庄即将消逝，化作另一种形式存在时，我们内心却充满了忧伤与惆怅，我不敢想象，如果闵庄消逝了，我的乡愁何处凭吊。
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或许要放弃上庄，但是，村庄消逝后究竟要留下什么？走出村庄，在我们的行囊中应该带走什么？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究竟追逐什么，丢失了什么。对于走出村庄的人而言，如何回望故土，小说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索。
感谢《上庄记》，感谢季栋梁。
按：《上庄记》继代表北京市获第十二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之后，最近又获得北京文学艺术奖。北京文学艺术奖是北京市的政府奖，获奖长篇小说只有2部，而且这是首次将此项颁给北京籍以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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