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9日下午，“国博讲堂”特邀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联络部研究馆员闫志博士以“从野生到驯化——牛崇拜的全球化”为主题进行讲座。
【国博讲堂·深度分享】
引子
从芝加哥公牛队那张愤怒的牛头，到清新小资津津乐道的日本神户雪花牛肉；从印度对牛的食物禁忌，再到牛仔文化风靡世界，牛的形象、意象充斥着今天消费社会的各个角落。
社会动物考古学已经明确表示，动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是通过动物的“隐喻”建立起来的。人类会将动物拟人化的“品质”投射到人自身来，比如“狗的忠诚”、“牛的勤恳”等，都是人们“效仿”的动物品质，而“狼狈为奸”、“狐假虎威”则是人们刻意避免的恶劣品质。这些人类创造的有关动物品质的“隐喻”实际上也在影响着我们对待相关动物的态度。
然而，作为一种驯化动物，牛已经超越其他家畜动物，甚至其他野生动物，在当代社会中承担了无与伦比的文化符号功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图1 牛形陶壶，伊朗西北部，公元前12—前8世纪
图2：公牛头形来通杯，公元前4世纪，南意大利出土。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从捕猎对象到驯化家畜
——牛的驯化史
在漫长的进化道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都是以捕食小型动物、采集植物果实或块茎为生计。如果想用大型动物打牙祭，就只能像秃鹫或鬣狗一样，跟在大型肉食动物后面，享用它们留下的残羹冷炙[2]。在今天非洲肯尼亚北部东图尔卡纳地区的库比·福勒，有一处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这处遗址上，人们发现了河马、羚羊等大型动物遗骨。遗骨上不仅有人类砍砸、刮削的痕迹，同时还有食肉动物啃咬的迹象。这充分说明，当时的人类是在和食肉动物争夺已经死亡的猎物，或者干脆就是后者饱餐之后打扫战场的清道夫。[3]
直到复合化工具出现——比如用木棍、绳子和石斧组合成复杂的带手柄石斧——人类才成功地转型成为猎人。牛津大学格林学院的斯蒂芬·奥本海默指出，能够装上手柄的第三代手斧是古人类在30万年前首创的[4]。20万年前出现的尼安德特人——一个很早就和我们在进化树上分道扬镳的人类种群，就是发达的狩猎群体。他们可以捕食猛犸象、野牛这类大型哺乳动物。但是很可惜，他们缺乏艺术天赋，没有给我们留下他们关于这些动物之间的故事或艺术品。一直到距今40000年前左右，基本“征服”了尼安德特人的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直接祖先——开始懂得如何把看到的世界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来[5]。
图3. 肖维洞穴岩画，法国阿尔代什省，距今32000年前
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南部至西班牙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共发现了数十处有岩画的史前洞穴遗址，时代在距今30000年前到10000年前[6]。例如，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省的肖维洞穴岩画(Chauvet Cave Painting，见图3),一共描绘了13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数量最多的是野马和野牛，其他还有狮子、犀牛等动物形象。发现于19世纪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岩画，也是以野牛和野马为主题。从这些岩画呈现出的样貌来看，当时的画家们拥有高超的表现技巧，他们力图在平面上创作出三维立体的图案，尽可能捕捉对象的动态瞬间。
在非洲利比亚南部的麦萨克高原(Messak Plateau)，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裸露的岩画，与欧洲岩画用彩绘方式不同，此处的岩画是用阴线雕刻的。画面主体是一头大角水牛，角上还站立着一只类似水鸟的飞禽(见图4)。这种大角水牛应该属于一个业已灭绝的野生水牛属。岩画的创作时间还不能确定，但最早不会超过10000年前。尽管此时此地很有可能已经出现驯化的牛，但是岩画上所绘的应该是野生水牛。[7]
图4. 水牛属的非洲野牛，利比亚麦萨克高原岩画，摄影Jean-Loïc Le Quellec
(图片来源：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ume 1, p159)
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考古学家André Leroi-Gourhan对法国境内每一座岩画洞穴做了研究，提出在这些岩画中，野马和欧洲野牛是最常见的动物主题，占总数约60%，而且它们多位于洞穴岩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动物则处于边缘位置，有一些不常见的动物则集中在洞穴深处[8]。这一论断在麦萨克高原岩画中也可以成立。整个画面的主体无疑是水牛，站立在水牛角上的水鸟可能用以辅助说明牛的生存环境。这些动物绘画真的只是原始人类在复制肉眼看到过的真实动物吗?那么为什么不同种类的动物，占据的位置却差异如此之大?或者那些处于核心位置的野牛、野马，就是当时人类餐桌上最常见的肉类来源吗?
关于壁画动物的内涵，自从19世纪发现洞穴壁画以来，人们就在不断讨论之中。早期观点大多倾向于认为，这些动物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在生存环境艰难的史前时代，为了祈求食物丰盛，原始人类希望通过绘画巫术来对狩猎活动施加影响。因此，越是在原始人类食谱中常见的动物，就越能占据洞穴壁画的核心地位。然而，近来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因为在洞穴遗址及其周围，出土的动物骨骼大多是驯鹿或红鹿(red deer)遗骸，属于野牛、野马的遗骸则很少。这说明，当时人类的主要肉食来源是鹿类动物。这大概是因为虽然鹿的奔跑速度快，但其攻击性小，猎人在捕猎鹿的时候相对安全。而野牛的攻击性很强，更不必说猛犸象、披毛犀等更加凶猛的动物。但是野牛的肉产量高，其凶猛程度又不及猛犸象和披毛犀，所以是人类特别希望能够捕获的动物。因此，绘画巫术表现的不是人类“常吃”的动物，而是人类“最希望”吃的动物。动物考古学家Mithen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古代的猎人们平时集体狩猎时通常都会选择安全的对象——鹿，但是也有因为鹿群迁徙等原因造成“青黄不接”的时候，这时一些人就单独或结伴冒险攻击野牛;由于捕猎野牛需要更高级的狩猎技巧，需要学习和传授，因此有经验的猎人就把野牛画下来，用于教学[9]。这个结论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其实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但是，野牛、野马大量地出现在图像中，却很少出现在考古地层中，这一矛盾现象还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当多数学者认为野牛岩画与狩猎有关时，有一种反对观点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Mathias Guenther在1988年发表的著作中称，这些岩画的创作者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专职”猎人，而是以采集-狩猎为生业的人群。采集-狩猎人群主要以野生植物为食，偶尔会捕猎一些小动物作为副食。Guenther指出，直至今日在南部非洲的布须曼人(也称桑人)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见图5)。他们的捕猎对象主要是野兔、蹄兔以及羚羊等小型植食动物。但是他们的岩画作品却多表现大象、大羚羊、长颈鹿等大型动物(见图6)。这种日常生活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难以将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给出了解释：这些表现在岩画中的大型动物，是布须曼人宗教的产物。这一案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的意义。
图5. 南部非洲的布须曼人（图片来自网络）
图6. 布须曼人岩画中的大型羚羊
不论考古学家们对于旧石器晚期岩画的内涵和作者怎样争论，关于这些岩画作品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则没有分歧。这些艺术究竟怎样标志出人类的“身份”呢?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其文化哲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创造符号系统的能力使得人类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这套庞杂的符号系统中，语言和艺术则是最为重要的两端。以语言为例，动物的语言系统仅仅能够和感觉直接相关，而人类的语言则还能够描述并表达想象。前者只能用声音表达情绪，如愤怒、喜悦、恐惧、警示;而后者则可以通过一套声音符号，管理人际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人类与其他领域之间的联系(宗教)。因此卡西尔将这两种语言分别定义为“情感语言”和“命题语言”，并且明确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分界线”[10]。正如人类语言并不是对情绪的简单对应，人类的艺术也不仅仅是对物理世界的机械模仿。艺术是人类创造出的另一套符号系统，借助这套系统，通过对客观实体进行夸张和表现，人类得以“发现”(而非复制)自然界。
以科学哲学研究闻名的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也提出过相似的理论。他把人类的认知对象和认知、表达过程分为三个“世界”：相对于人类认识的客体世界是“第一世界”，人类意识中对客体世界的经验是“第二世界”，而人类将意识中的世界表达出来(无论通过语言还是艺术)则属于“第三世界”[11]。波普尔的“第三世界”与卡西尔的“命题语言”或“艺术”有着相通之处，即都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带有创造性的见解。
由此可见，旧石器时代的智人们在洞穴深处描绘动物形象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复制他们每天接触到的自然生灵，尤其是将野牛、野马特意安置在中心位置这一举动，更加表明他们是在“安排”、“讲述”和“创造”他们经验中这个令人着迷的世界。智人们用自己的符号宣示着“文明”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进入全新世(距今约10000年)以来，人类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对周围资源的消耗会形成不可逆的态势，仅仅依靠最原始的狩猎采集模式，很难维持稳定的食物来源，因此在一些定居较早的地区(西亚、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农业萌芽。农业是人类有意识选择栽培某些种类的植物，利用其生长规律，使之定期供应食物的生业模式。与早期农业同时，人类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养。变成家畜的动物也能够像农作物一样，提供稳定的食物。南非考古学家安德鲁·史密斯认为，最早被驯养的动物来自生活在干旱环境中的野生兽群，它们纪律性强，而且在干旱环境下其移动更容易受人类控制。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山羊和绵羊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种群，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12]。它们的驯化地点也在西亚干旱地区，特别符合史密斯的理论。但是牛的驯化过程却十分漫长并困难重重。
关于牛的驯化，在考古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动物考古学和基因研究成果表明，家养黄牛起源于距今10000年前的西亚和非洲东北部地区，是由当地野牛驯化而来[13]。但是最近有研究者认为，非洲东北部，尤其是以埃及南部的Nabta Playa—Bir Kiseiba地区，并没有全新世早期的驯化牛类，所有当地的牛骨遗存都是野生牛属[14]。也有学者认为，印度在大约距今7500年前独立驯化了黄牛[15]。水牛的进化则被追溯到5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中国家养黄牛的历史，最早不超过距今4500—4000年前的铜石并用时代，地域包括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地区，总体而言比西亚、北非以及印度晚近得多[16]。
牛类动物的驯化与农业的出现，都使得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加深。社会分层带来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当牛变成家畜，可以提供稳定的肉类、奶类资源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今土耳其境内)最东部的Tepecik çiftlik遗址出土了许多表面光滑的红陶片，陶片上堆塑有公牛形象的装饰物(见图7)。铜石并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5800—前3200年)的土耳其东部地区，出土了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印章，其上的图案也有奔跑的公牛这一主题(见图8)。同一时间，伊拉克北部的阿尔帕契亚地区出土了彩绘陶碗(见图9)，上面用彩色颜料描绘了四只牛头，牛头抽象成一条直线，并且相互交叉形成十字形，唯一可以辨识其物种的就是四对外翻的大角。这件陶碗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出土时它与其他陶器以及一些价值较高的物品放在一起，与容纳这些物品的房屋一起被烧。因此有学者推测，这些装饰华丽的陶器以及所处的建筑，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这也间接证明了牛在此时已经化身为权力的象征[17]。
图7. 土耳其Tepecik çiftlik遗址出土的带有公牛装饰的红陶片
(图片来源：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ume 3, p1521)
图8. 土耳其东部地区出土的印章
图9. 公牛头纹碗，伊拉克出土，公元前5600年—前5200年，大英博物馆藏
进入新时期时代晚期，牛的驯化现象在非洲东北部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尤其在埃及这一农业发展较早地区，牛的蓄养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便反映在艺术品中。埃及中部的阿拜多斯U-415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涅伽达文化I期的长颈陶瓶。陶瓶表面用阴线雕刻了一组人物和一些动物(见图10)。位于陶瓶腹部的一组画面中，有两个人用绳子一类的东西牵着一头牛和几只猪形动物。这一行为应该是在表现人与家养动物的关系：人类可以用绳索牵引并控制动物，迫令其按照人类的意志移动。在涅伽达遗址的一处王室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枚残损了的燧石制品(见图11)。这件石制品长度约17厘米，被塑造成公牛头的形象，出土时有一只角已经缺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件牛头燧石制品的工艺水平都十分高超，边缘修饰得非常整洁，线条自然流畅。有学者指出，这件雕刻作品实际上同时拥有人(牛角像双臂)、鸟和牛的元素在其中，很有可能是后来埃及女神哈索尔的原型[18]。
图10. 长颈陶瓶，埃及阿拜多斯U-415号墓出土，涅伽达文化I期
图11. 牛头形燧石石片，埃及涅伽达王室墓出土，涅伽达I期末到II期早段
进入早期农业时代，牛以家畜的形象进入艺术作品。这一新的形象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野牛形象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布莱德利的研究表明，农业产生之前的岩画艺术中，动物的轮廓并不是作者在意的问题。因此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相互叠压，轮廓线互相交错。而农耕文明中的动物形象却轮廓清晰。这种差异在布莱德利看来代表着两个时代的宗教思维差异。前者显示出原始人类对于动物和人的边界的认识比较模糊，人与野兽之间是一种可以互换的状态，这是古希腊神话中“兽人”(Therianthropy)的来源。而后者则由于驯化了动物，因此能够明白人与兽之间有着分明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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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英)彼得·沃森 著，胡翠娥 译：《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2] (美)路易·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6—42页。
[3](美)布莱恩·费根著，杨宁周辛冯国雄译：《世界史前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63页。
[4](英)彼得·沃森著，胡翠娥 译：《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上)，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44页。
[5] 由于此时出现的艺术品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非常高超，因此关于之前人类究竟有没有相关艺术品的创作行为其实引发了考古学界的广泛争议。
[6] “距今XX年”是一个考古年代学的专有名词。这个词并不是指距离今时今日多少年，而是指在碳十四测年技术产生以后，距离1950年这个特殊年份的历史时间。例如，“距今3000年”，就是指从1950年向前数3000年。
[7] Edited by Colin Renfrew & Paul Bah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ume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58.
[8](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97页。
[9] Narissa Russell Social Zooarchaeology: Humans and Animals in Prehistory. Cambridge Press, 2012. p14.
[10](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11](英)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4—162页。
[12](美)布莱恩·费根著，杨宁、周幸、冯国雄译：《世界史前史》，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年。第153—154页。
[13] a. Bradley G. D., Loftus T. R., Cunningham P., MacHugh E. D., 1998. Genetics and domestic cattle origin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6: 79-86.
b. Marshall F., Hildebrand E., 2002, Cattle Before Crops: The beginnings of food production in Africa. J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16: 99-143.
[14] Michal Brass., 2018. Early North African Cattle Domestication and Its Ecological setting: A Reassessment. J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31: 81-115.
[15] Meadow R. H., 1996.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northwestern South Asia. In Harris D. R. (ed.)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London: UCL Press, pp. 309-412.
[16]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17] 吕章申主编：《大英博物馆展览：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39页。
[18] Edited by Colin Renfrew & Paul Bah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ume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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