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是不是应该唤他“杨叔”，我的心里还真的有点吃不准。不过，这一点丝毫不影响我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给大家看看。
他是我们邻村的，跟我们又没有一点儿沾亲带故的关系，所以这种江湖辈份嘛，准确不准确的无所谓。所以，我就按照年龄关系，称呼他为“杨叔”吧。
那时候我还小，大概读小学的年纪。不过，我幼小的耳朵里，可没少听到有关杨叔的逸闻趣事儿。
在我们老家那里的山沟山坡上，邻近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杨叔。为什么？他痴迷于“耍钱”。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听说过他的名气，你说他得有多么执著于此道且精于此道。打麻将，掷骰子，捉麻雀，推对子，他无一不会无一不精。
那个时候杨叔大概快四十五六岁了吧，因为他大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分家单过了，二儿子也都十七八的人了。杨叔人长的精瘦精瘦的，一对鬼机灵的小眼睛，平时老眯兮兮的，就像八天没睡觉一样。走路慢吞吞的，蔫蔫的，就像在数地上有多少蚂蚁。只有见了牌的那一刻，眼睛一下子就炸开了，像一对核桃滴溜转；而且，射出一道只有秦腔戏《娄阿鼠》那个赌鬼才能放出来的光，仿佛能把对手手里的牌看穿看透一样。
“有其父必有其子”。杨叔的两个儿子简直就跟杨叔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一样：精瘦，嗜赌。
杨叔最经典的一件趣事儿，我们那里方圆七八里的人都知道。把大家惹得能笑死了：“这俩万货，简直就是枣木咣咣一对！”
啥事情呢？那个时候的冬天，像我们老家那里大家都没有什么活儿干，就都待在家里熬冬。有勤快的人家会把深秋时分拉回来堆在院子里的树根树墩树枝拿出来，坐在后院劈柴；女的呢，就纺线织布纳鞋底儿缝褂子；最不济的，也会细细地打扫庭院。杨叔呢，一入冬就成天专业耍钱，不分昼夜不分场合，比上班还守时。——他们好像耍的也不大，但是热爱的程度叫人咋舌：可以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老婆还不敢叫，叫了回家指定要揍一顿。
想必是那天白天杨叔去三里地的外村跟人耍了一天钱，但是实在没过瘾。他回家吃过晚饭后，在热炕上翻过来翻过去地咋都睡不着。
那时候的人家，冬天晚上土炕都烧得热，前半夜还有点烫屁股。据知情人说，杨叔家的炕上是光席片上面直接就是棉被子，连个褥子都没有。他们爷俩晚上睡觉还有个习惯，就是脱得光溜溜儿的，就像两条精瘦的鱼一样。
话说杨叔就像炒豆子似的在热炕上翻腾，气得老婆一个人裹了个被子蒙头睡一边去了。杨叔翻腾到后半夜，实在是睡不着了，就一脚把二小子蹬起来：“来，咱爷俩耍钱来。”
他们耍的是我们那里当时老人们经常耍的“捉麻雀”。他们家里随时就准备着那样的纸牌，兴致来了好方便玩。于是儿子跟他俩人拿被子把自己身子裹住，只露出脸和两只手。你猜想一下他们爷俩耍的咋样？俩人被窝里对坐，就这样对放炮，一直耍到了天亮。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白纸糊的窗户映着白雪，炕上都大亮了，他们才住手。
这样的玩兴，我估计澳门和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城也找不出个可以跟他们匹配的。
杨叔耍牌的认真程度，那才真叫一个绝。
那天晚上他去坡上耍牌，那一次应该是打麻将。麻将桌是个小方桌，他们支在热炕中间，头顶上是个气灯在照明。气灯“嗤嗤嗤”地冒着响声，他们叽叽喳喳地打牌。四个人打，一圈儿人围着看，屋子里一片闹闹哄哄。
打牌的人基本都抽烟。那个时候少有纸烟，有也是没有过滤嘴儿的羊群烟。大多数人抽的都是旱烟，旱烟袋子随时别在后腰上。
据说杨叔有一把牌好的很，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把抽了几口的旱烟锅随便往旁边一放，专心来看这把牌。
这时候，旁边有人闻到一股焦味儿，应该是什么东西给点着了。坐他跟前的人低头一看，呀，杨叔的棉袄底下给烟锅里的火星子点着了，焦味儿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杨叔，快，你的棉袄着火了。”他急得直拽杨叔的胳膊。
杨叔给气得，使劲儿一甩。“甭急甭管，等我这把牌胡了着。”
结果呢，那把牌胡了后，他急忙脱下棉袄一看，棉袄前面底下已经烧出来个拳头大的窟窿。
“把他家的。”杨叔嘟哝一句，拿一团纸把捏灭了的地方塞住，然后继续玩牌。
听说回家后，杨叔给老婆狠狠骂了一顿，“你咋没把人顺便烧死了去呢？”
大家再见到杨叔的时候，可以醒目地看到他的棉袄那里补了一个碗大的疤。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唐装上面印的圆坨坨儿。大家开玩笑说：“哎呀，杨嫂的手艺不错啊！”
杨叔耍钱的口号是：“宁做打手，不做看客。”就是他要么自己上手亲自操刀，要么就不去。不过，他哪里能不去呢？不去干啥呀，在家里待几分钟就跟丢了魂似的。
所以，也就有了他去了但是插不上手的时候。
有一回他吃过晚饭，把碗往锅里一撂，撒腿就朝坡上头跑。可是，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赶到的时候，人家人已经凑齐了。——那天晚上他们是四人打麻将。
“既来之，则安之。”杨叔干脆脱了鞋，坐旁边看。
第二天早上，他蔫沓沓地往回走。路上有人碰到他，他鄙夷不屑地说：“那几个万货呀，真是叫人没法子说了。——把个五毛钱的麻将打了整整一晚上，都不够熬油的。真真是几个冷怂半吊子客！”
“你咋知道的？”人家惊奇地问。
“我坐跟前看了一晚上么……”
今年春节回老家，有人还说到了杨叔。“这一家子啊，对耍钱真是一门忠烈。”
“杨叔还在么？”我问。这都快四十年了，自打念书工作，就很少听到他们耍牌的这些事情。
“早都不在了。”堡子人都说，杨叔去世的时候，娃给他的棺材里一边放的麻将，一边放的花花牌，叫他在那边好好耍痛快耍。
杨叔不在已经快二十几年了。可是，他的逸闻趣事儿还在我们这里几个村子里流传着。老人们说：“狗日的，要是把耍钱的劲头用在过日子上，早早在西安给孙子把房都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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