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三妗》的故事,纯属无意中得来的。
昨天在西安办事儿,需要漫长的等待。在跟我一样坐着等待的人中,有几个人大声的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跟我中间隔着个粗大的柱子,我们彼此都看不到对方,但是他们说话的声音毫无遮拦地绕过柱子传过来,叫我听得真真切切。
老人就是我们本地人,而且跟我是乡党——户县人。他说他今年八十岁了,年轻的时候当过队上干部。我虽然没过去看一眼他,但是从老人说话气息充足,说话声音很大有点震人耳朵,这一点上能听出来,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状况很不错,头脑思维清晰。
农村人,尤其早些年间,当过队长的跟没当过的,差别比较大。不像现在的人,读过书的跟没读过书的,看起来差异那么小。老人说话的条理清楚的很,一码是一码的交代的很清楚。而且,有意思的是,老人地地道道的方言,听起来绝对得劲儿。我特别喜欢琢磨中国的方言,它们就像各地的小吃一样,特色鲜明,味道纯正。我写东西的时候往往发现,有些话只有用方言说出来才最合适,最能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老人当时讲了许多事情。他在说到“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有点义愤填膺。
“什么叫个理?”老人顿了一下,我感觉可能是在等听他说话的人思考,“你看这个'理'字,多有意思:左边是个`王'字旁。啥意思?能称王称霸的人就是理,其他啥倒是个锤子呢!”
他说他们村那里现在选村干部,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有人在。这么着花钱搞事情的人,心底能单纯吗?选出来的,都是村里那些要说能说要打能打的歪人,把村子里给弄得乌烟瘴气的。“现在嘛,弄个啥都是为了让上头领导看着好,胡折腾,胡成精。”
老人说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对当前村里一些不公道的阴暗面不满。他接下来就讲到了“三妗”的故事。
老人讲的这个故事,还是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儿子他舅家。他说他老伴儿姐弟三人,有两个他弟。俩他弟都是厚道人,俩兄弟媳妇真是农村人说的“残活手”。有理没理都有理,有利没利都要沾点儿利。
他说,当初给这俩兄弟说媳妇的时候,父母亲还开玩笑说自家俩娃有点实诚有点软,最好能找个厉害点儿的媳妇,就在村里不吃亏了。没想到,嗨呀妈呀,这兄弟媳妇也太厉害了,整天闹腾得俩老人都不安宁。
为了给俩兄弟说媳妇结婚,俩老人真是蛤蟆支桌腿儿——硬撑着的。每一个连定带娶,都叫俩老人腾一层皮:得重盖一间房,一则能住下,二则也显公平。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盖一回房子,没有个四五千块钱根本就耍不下来。农村人嘛,一下子到哪里去掏腾这么多钱呢。老伴儿说,那些天父亲俩人愁得整宿头疼,睡不着觉。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钱不管咋说还方便些,你没有他有,东没有西有,借也有处借。那个时候根本都就没有钱,把人愁肠的,简直是没处下手嘛。”老人说的很真切,旁边很多人也都唏嘘不已。
俩兄弟结婚没几年,媳妇就闹着要分家。分家不只分财产,把俩老人的扶养权也分了:一个养爹,一个养妈。搁在农村,家里是哥俩的情况下,这样也倒没错。错的是,俩媳妇都是厉害角色,都不想吃亏,嘴上还说是都不想占便宜。她们俩都要求各自养活的老人跟自己住,免得有什么麻烦。
——“这不是活活的叫两个老人'离婚'了么?”老人很气愤。但是,作为姐夫,他也没办法说啥。
后来呢,就发生了《三妗》文章中的“清宅子”的事情。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明显感觉老人给气得不行:“我把这伙驴日的东西,清宅子说的是年轻女人不守妇道偷人。这都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俩人住一块儿还要清宅子,简直没一点天理了。”
老人说,那一次,他也没客气,跟村委会人一起去处理了。当时闹得很厉害,也很不愉快。俩兄弟媳妇嘴硬得像茅坑沿上的石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叫人看了都觉得恶心。
老人说,厉害跟厉害还是不一样的:有理,厉害,这才真叫厉害。就怕那些没理的,还有死厉害。那不叫厉害,叫黏兮鬼。
最后呢,俩兄弟媳妇的做法引起了全村人的唾弃,可是俩儿媳妇跟没事儿人一样,脸端得平展得就像一面磨盘。
我当时听了老人讲的这个事情,顺便就写下了小说《三妗》。为了艺术处理一下,我让“三妗”在村委会的干涉下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勤劳加上有点懂礼性的农村妇女。我不知道自己做到对不对,我只是想让读着心里不要太不舒服。
《三妗》发布后,反响不一。有人不了解,说居然有这样的人。有人理解,说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人的素质有所滑坡。在农村,钱的意识太重了,在对待老人方面的确有很多令人不齿的现象。而且,比较糟糕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听遵从老早时候分家叫舅来主持事务,有纠纷叫舅来处理说和了。导致很多待老人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妗”是一个我虚构出来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我希望她能有所改变,但真实的生活中恐怕很难。有人说,想叫一个人做出改变的,不是滔滔不绝的道理,而是南墙。
人性的改变是很难很慢的一个过程。《三妗》只是希望能起到一点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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