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我们是兄妹仨。我行二,上有哥,下有妹。
小时候,村里人见了我总说:“偏大的,向碎的(小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知道,他们是拿我开涮,逗我玩呢。其实嘛,他们哪里知道,上有人遮风挡雨,下有人提鞋弄袜,个中独享的优势,只有我这亲历者最得其中滋味。
我跟大哥小时候都比较贪玩,出门都是我经常跟他后面。贪玩不说,我还有点顽劣,动不动就惹事儿,搞得邻家大人领着孩子找上门来。
被人家找上门来,父母就比较生气,给人家软言软语地回话赔笑脸。父亲脾气不好,整天忙得啥一样的,逢到我们俩添乱,就发火。
父亲发火的时候,家里就像大铁锅烧开水了水。我就赶快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可怜样子,躲在一边不吭声。所以,每次都是大哥替我挨了打。
在外面,是一样的。我每次跟人家干架,最终都是哥哥挂了彩。他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总觉得自己有护着我的责任。
妹妹是家里的宝贝疙瘩。父辈是兄弟四个,没有女子。当时,妹妹是我们大家庭里两代人唯一一个千金。爷爷奶奶总把舍不得吃的东西留下来,避过我们给妹妹。
妹妹从小就有“有好的大家一起吃”的意识,拿了爷爷奶奶给自己的干核桃炒栗子水果糖,叫过我们一起分享。
常常,就是一个核桃,那么我们就砸开,一人一瓣。一颗糖呢,又不好掰开,我们就轮流用舌头舔一舔。大哥不好意思真舔,就那么做个样子,意思一下。妹妹不愿意多舔,就用舌头尖儿抿几下,然后做出“好甜啊”的样子,递给我,“哥,赶快,该你了。”
我那时候是真有点太贪嘴,装懵懂,拿了糖就真舔。我那一舔啊,水果糖基本就差不多没影儿了。
回回如此,回回这样。
其实,母亲可能很清楚我的伎俩,但也不怎么说出来。——在我的心里,我们兄妹仨,母亲对我有着特别的偏爱。
我出生的时候,体质很弱。据后来听说的,当时家里人都认为我要是能活下来都是奇迹。由于家大孩子多,生活困难;我又是跟着哥后一年出生的,家里人就打算把我送人:能活下来是福气,活不下来也属正常。
可是,瘦弱矮小的母亲,当时是坚决要把我留下来的,她自己一个人养。就连外祖母说要把我抱回去帮着养,母亲都不答应:她要亲手侍弄喂养我,时时刻刻看着我长大。
外婆感到很是意外:自己的亲生女子嘛,一直都是棉顺的像一只养,咋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凶巴巴的?
母亲那时候奶水少,加之前边又有大哥。我呢,就只好喝羊奶了。家里养了一只奶山羊,跟我比着谁更瘦。母亲每天忙完农活,收拾好锅碗案头,就赶忙要拉着羊去后坡前坎上让它吃草。羊吃的多,我才能喝的多;羊吃饱了,我才能吃得饱。
羊吃草的时候,母亲就在附近打草,用竹背笼背回来。——晒干了冬天喂羊吃。
母亲不到一米六的个头,又消瘦,不知道她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儿,可以背起满满一背笼青草,手里还要牵着东跑西跑的山羊,沿着弯弯曲曲沟沟洼洼的羊肠小道满载而归。
人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母亲的身上真有这样的力量。
我小时候瘦弱,先是被百日咳折腾的够呛:发病的时候浑身憋得通红,出不来气儿,常常揪得在屋子中间打滚儿。家里人干着急没办法,母亲只好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在背上拍,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到我的身上。为了这个病,我很小就被带到祖庵镇,周至县的集显、哑柏等地去求医。
现在流行一句话,人软人欺。其实吧,人软了病也欺。
我小时候每年冬天冻脚后跟儿。冻伤这东西,一年冻,年年冻。真是奇了怪了,每年一入深秋,我的脚后跟儿就有反应,先是有点痒,痒得人使劲儿挠才行。再往后半个月,西北风刚带着冬天的气息来,我的脚后跟儿就红肿红肿的,还透着亮。摸上去,就像是烫伤的水泡,刺心的疼。
母亲给我们缝制棉鞋的时候,都要在脚后跟儿处加一个马蹄形护兜儿,就为了保护脚后跟儿,防冻。但这些在我这里都不管用,继续冻,直至溃烂,不上药根本就没有办法。
换药要去三四里外的邻村医院,都是陡峭的小路,下沟跨坎的,极其难走。下雪天,路和沟坎分辨不清,全凭记忆中的路线小步挪动。
母亲背着我,三天一次换药,从不间断。一直到五六岁,我的每个冬天都是窝在热乎乎的烧炕上。走路呢,都是在母亲的背上,母亲成了我的腿。
其实,母亲的手比我的脚后跟儿冻得厉害的多。真的,每年不到国庆,母亲的手掌手指就开始肿胀,然后紧接着就裂口子。
母亲手上冻出来的口子,叫人看了害怕:有深又宽又长,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弄得母亲的手就像柿子树皮一般粗糙。
母亲手掌上的那些口子,在我的脑海里有着太深的印象。用遍了防冻疮的药:猪胰子,那时候流行的棒棒药,还用热水暖敷……都不见效。
母亲这手啊,我现在想来应该是一年受了冻,然后又要洗锅涮碗的,被侵蚀落下的。但是母亲愣是忍着疼痛,给我们纳鞋底做棉鞋,洗衣服。直到实在疼的不行了,才叫我们兄妹仨帮忙洗锅涮碗。
但母亲这人就是爱干净,凡事总得自己过手才放心。我们洗了锅涮了碗,她总还要再冲洗一遍,当时我们还有点生她气,以为她不放心我们做事情呢。
大哥不敢说,妹妹不忍心说,我就说母亲:“叫我们洗,你就不要再洗了。我看你手还是不疼吧?”
母亲总是嘴里说着“好好好,以后不了”,但以后还是这样,总也改不了。
那时候,我们兄妹仨都是同样的感受:疼在母亲的手上,疼在我们的心上。
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我曾经跟母亲开玩笑,问她在我们兄妹仨跟前一碗水端平了么,母亲嗔怒道:“咋没端平?”
“我咋感觉你总是偏着我呢!”
“我没!”母亲声音很响,但总是底气不足地怼我。
母亲是农村人。农村人种庄稼,对弱小的秧苗总要多施肥多浇水多用心。我观察了,三兄妹里,母亲一直都这么待我的。
著名作家毛姆说:“我拼尽了一生的努力,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我也想说,我不停地坚持,就是为了配得上跟大哥当小弟,给小妹当二哥,组得成结结实实的兄妹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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