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满节气。我中午去吃了久违的蒜蘸面。——忍了多半年没吃了，今天解放一下自己。
我喜欢吃蒜蘸面的还是老地方：钟楼南边建东餐馆。
三十多年的老餐馆，本身就有一种吸引力。我们来吃的，不单单是一种信任，还有很多是的记忆情结。
餐馆的变化很小，好像多少年了一直没变。仔细看一下，一些小地方还是变了。今天，就有人注意到挂在前面的电视机换了，成了液晶屏的，效果好多了。
原来是一个老式电视，屏幕后面一大疙瘩镶在墙上。我那些年看NBA，就是坐在那里一边吃蒜蘸面，一边看乔丹跟皮蓬还有罗德曼组成的铁三角胖揍对手。
其他的东西，都没太变化：面碗是一色的黄色大洋瓷盆，如果往上面印上“为人民服务”或者“红军不怕远征难”，你一定会有坐在人民公社时候的大食堂吃饭的感觉。
建东餐馆的特点是碗大面香筷子长。吃面就要这样，把自己吃得满头大汗，嘴里辣的像嘴唇让蜜蜂蛰了一样不住地“呼吁呼吁”才叫过瘾。——通身那个舒坦啊，简直用现代汉语无法表述。
那些吃饱喝足的，拍着鼓胀得像衣服里塞了个同兴西瓜的肚皮：男的脸上是十足的快意，女的是半掩的羞赧。
我的饭，老板已经了熟于心：“四两，不要鸡精味精盐淡？”
“嗯！”面汤还是盛放在大水壶里，你刚坐定，老板就麻利地给你倒满满一碗煎面汤。
来这里吃饭的人多，啥样的人都有。所以，这里就能见到许许多多的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啊，简直没办法说。”老板抹一把宽宽的额头，“豆腐人家都不吃嘛，全给拣出来了。想想早些年，没肉的时候，豆腐就顶肉吃呢。”
老板是六十年代生人，对那些年缺吃少穿的记忆很深刻；对现在年轻人的铺张浪费很看不惯：“就应该把南非那些受可怜的难民拍成电影，给现在的娃们放着看看，一周放个两次。”
我们跟前几个正在吃饭的人给惹得笑了起来：“咱想叫娃们忆苦思甜呢，就怕人家娃他爸他妈他爷他奶不答应。”
是啊，餐馆见证了很多变化，但也固守着很多不能变化的东西。
餐馆里面小间有两个隔开的小包间。一个包间圆桌可以坐8-10人，除了主食面食以外，还可以有凉拼和啤酒饮料。
这里的包间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来的客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政府官员，没有等级之分，一视同仁：人多了坐包间，人少了坐外面。
我吃饭的当儿，五六个政府模样的人剔着牙出来，恰好六七个农民工进来。老板连忙招呼：“来，坐里面包间。”
那几个人显然是才忙完活儿，身上溅瞒了水泥石灰点点儿，把个迷彩服弄得更斑驳复杂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头上的安全帽都没顾得卸下来：“老板，给咱弄快点儿，下午还要赶个活儿。”
跟在他后面的是个瘦削的老汉，那个罗圈腿呀，严重的俩腿之间能钻过去一条狗。他走路的时候，就像一架大幅度摇摆的老车。最后面的是两个女的，也是从工地上下来的。生活的不易，让她们完全没有精力顾及衣服上的污渍。
老板把他们送进包间，赶快提上盛面汤的水壶，拿了一摞碗进去招待。
我经常来这里吃饭，就是喜欢这里的氛围，喜欢老板这样的做派：对谁都一样客气。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叫人尴尬而又气愤的事情。那是在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招待几个同学，正在我们用餐的时候，老板让我们换个包间，不住客气地道歉：“有个领导来了。他们一直喜欢坐这里。”
把我们鼻子差点儿给气歪了，领导再喜欢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同学是省城大院来的，笑了一下说，“没事儿，我们换个地方就行了。”
那次事情之后，我们吃饭都特别注意这一点。每次到这里来吃饭的时候，我总想到那次尴尬遭遇。老板劝我说，“这就叫店大欺客。咱这店小，来的客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县长也罢，还是要饭的也罢。”
建东餐馆的柜台下面还放着一把老式算盘，黑框黑珠。逢到客人消费比较多的时候，老板就从底下拿出他的算盘，左右开弓，噼里啪啦地拨打一阵子：“173！”
在计算器流行的时代，算盘绝对称得上是古董级别了。我笑着跟老板说：“现在，能有你这一手打算盘功夫的，真是太少见的了。你这也算是独门绝技了！”
老板沉闷的“哈哈哈”一笑，“咱这里耍的主要是老传统。”
老板说的没错，建东餐馆或许正是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才被许多人经常惦记。
（作者简介:陈启,陕西西安人。乒乓球初级爱好者，写作初级爱好者。2008年，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词、曲）发表于《中国音乐报》；散文《吃麦饭》入编《2019年中考冲刺卷陕西语文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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