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满节气。我中午去吃了久违的蒜蘸面。——忍了多半年没吃了,今天解放一下自己。
我喜欢吃蒜蘸面的还是老地方:钟楼南边建东餐馆。
三十多年的老餐馆,本身就有一种吸引力。我们来吃的,不单单是一种信任,还有很多是的记忆情结。
餐馆的变化很小,好像多少年了一直没变。仔细看一下,一些小地方还是变了。今天,就有人注意到挂在前面的电视机换了,成了液晶屏的,效果好多了。
原来是一个老式电视,屏幕后面一大疙瘩镶在墙上。我那些年看NBA,就是坐在那里一边吃蒜蘸面,一边看乔丹跟皮蓬还有罗德曼组成的铁三角胖揍对手。
其他的东西,都没太变化:面碗是一色的黄色大洋瓷盆,如果往上面印上“为人民服务”或者“红军不怕远征难”,你一定会有坐在人民公社时候的大食堂吃饭的感觉。
建东餐馆的特点是碗大面香筷子长。吃面就要这样,把自己吃得满头大汗,嘴里辣的像嘴唇让蜜蜂蛰了一样不住地“呼吁呼吁”才叫过瘾。——通身那个舒坦啊,简直用现代汉语无法表述。
那些吃饱喝足的,拍着鼓胀得像衣服里塞了个同兴西瓜的肚皮:男的脸上是十足的快意,女的是半掩的羞赧。
我的饭,老板已经了熟于心:“四两,不要鸡精味精盐淡?”
“嗯!”面汤还是盛放在大水壶里,你刚坐定,老板就麻利地给你倒满满一碗煎面汤。
来这里吃饭的人多,啥样的人都有。所以,这里就能见到许许多多的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啊,简直没办法说。”老板抹一把宽宽的额头,“豆腐人家都不吃嘛,全给拣出来了。想想早些年,没肉的时候,豆腐就顶肉吃呢。”
老板是六十年代生人,对那些年缺吃少穿的记忆很深刻;对现在年轻人的铺张浪费很看不惯:“就应该把南非那些受可怜的难民拍成电影,给现在的娃们放着看看,一周放个两次。”
我们跟前几个正在吃饭的人给惹得笑了起来:“咱想叫娃们忆苦思甜呢,就怕人家娃他爸他妈他爷他奶不答应。”
是啊,餐馆见证了很多变化,但也固守着很多不能变化的东西。
餐馆里面小间有两个隔开的小包间。一个包间圆桌可以坐8-10人,除了主食面食以外,还可以有凉拼和啤酒饮料。
这里的包间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来的客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政府官员,没有等级之分,一视同仁:人多了坐包间,人少了坐外面。
我吃饭的当儿,五六个政府模样的人剔着牙出来,恰好六七个农民工进来。老板连忙招呼:“来,坐里面包间。”
那几个人显然是才忙完活儿,身上溅瞒了水泥石灰点点儿,把个迷彩服弄得更斑驳复杂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头上的安全帽都没顾得卸下来:“老板,给咱弄快点儿,下午还要赶个活儿。”
跟在他后面的是个瘦削的老汉,那个罗圈腿呀,严重的俩腿之间能钻过去一条狗。他走路的时候,就像一架大幅度摇摆的老车。最后面的是两个女的,也是从工地上下来的。生活的不易,让她们完全没有精力顾及衣服上的污渍。
老板把他们送进包间,赶快提上盛面汤的水壶,拿了一摞碗进去招待。
我经常来这里吃饭,就是喜欢这里的氛围,喜欢老板这样的做派:对谁都一样客气。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叫人尴尬而又气愤的事情。那是在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招待几个同学,正在我们用餐的时候,老板让我们换个包间,不住客气地道歉:“有个领导来了。他们一直喜欢坐这里。”
把我们鼻子差点儿给气歪了,领导再喜欢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同学是省城大院来的,笑了一下说,“没事儿,我们换个地方就行了。”
那次事情之后,我们吃饭都特别注意这一点。每次到这里来吃饭的时候,我总想到那次尴尬遭遇。老板劝我说,“这就叫店大欺客。咱这店小,来的客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县长也罢,还是要饭的也罢。”
建东餐馆的柜台下面还放着一把老式算盘,黑框黑珠。逢到客人消费比较多的时候,老板就从底下拿出他的算盘,左右开弓,噼里啪啦地拨打一阵子:“173!”
在计算器流行的时代,算盘绝对称得上是古董级别了。我笑着跟老板说:“现在,能有你这一手打算盘功夫的,真是太少见的了。你这也算是独门绝技了!”
老板沉闷的“哈哈哈”一笑,“咱这里耍的主要是老传统。”
老板说的没错,建东餐馆或许正是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才被许多人经常惦记。
(作者简介:陈启,陕西西安人。乒乓球初级爱好者,写作初级爱好者。2008年,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词、曲)发表于《中国音乐报》;散文《吃麦饭》入编《2019年中考冲刺卷陕西语文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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