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评弹状况的认识及对上文的补充

梁捷
　　
　　 “悼念”一文行文仓促，主要围绕唐耿良先生去世与《别梦依稀》来谈，批评性大于建设性。故另撰一文，略作补充，顺便也谈谈我对当下评弹状况的几点认识。
　　第一，我认为作为整体的艺术形式不可比，比如评话与弹词不可比，《三国》同《英烈》不可比，唐耿良与蒋月泉自然更不可比。但是从《别梦依稀》与其他公开材料来看，蒋与唐不仅均为“七煞档”、“四响档”、“十八艺人”，也都在成立上海评弹团、二次斩尾巴、捐飞机捐大炮（参《别梦依稀》）、改编现代书、评校授课以及我认为的广义的“评弹政治化”趋势中起到关键作用。他们之所以能起“关键”作用，与他们是“大响档”（暂不论艺术成就）分不开。
　　周玉泉、徐云志乃至沈俭安、杨仁麟等人的艺术成就，与蒋月泉、唐耿良以及张鉴庭、张鸿声等人的相比，孰为高，孰为底，可以讨论（我认为徐云志“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肯定不如蒋月泉的《沁园春.雪》，有人要比这个吗？；可要比较徐的《三笑》与蒋的《玉蜻蜓》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政治活跃程度、对评弹政治化的趋势的作用上面，前面这批人肯定不如后面这批人。
　　清算个人恩怨，那是个人的事情（比如唐耿良和张鉴庭之间），我们既没有资格深挖猛批，也没有资格既往不咎。对于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如郭彬卿之死，朱慧珍之死，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凶手，具体的凶手。而演员个人命运之后的评弹这半个多世纪总体上发展趋势、前途命运，则需要所有评弹演员与爱好者共同反思。每个评弹演员要反思，是要加入官僚体制、成为评弹团领导、接受体制册封的一级二级演员、最终成为灭绝评弹的凶手、帮凶，还是做一个真正的演员、艺人。
　　第二，在讨论和比较艺术成就时，“市场”或者“生意”肯定是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市场可以量化，可以“敌档”比较，但它并非绝对标准。评判取决于价值系统，好东西有大市场，坏东西有更大的市场。有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一句话叫“劣币驱逐良币”，两者相互矛盾。“响档”的说表、弹唱水平常常高于平均水平，但是也有一些低俗伎俩会盖过“响档”，取而代之。比如政治秘闻、说黄段子、骂人乃至其他下作表演，都可以显著提高听客数量。这些表演与正常的评弹表演难以区分，甚至也可以说是评弹表演的一部分，这一点需要仔细分辨。
　　目前大家普遍承认，“噱”是评弹的“四大要素”（说噱弹唱）之一，甚至是“噱乃书中之宝”。但“噱”的分量不应超过“说”，否则就变成苏州话滑稽戏了。同样的，老先生在书中夹杂一点政治批评或者噱头（如《别梦依稀》中记载的，张鸿声说“李宗仁 孙科”为“伲种人，真苦；真苦，伲种人”），现在都被表彰为“针砭时弊”。但扬子江的表演，政治因素非常非常多，骂人不绝，甚至影响到书的进展，这使得他获得极大的市场。但是并不因此证明他的评弹价值。
　　扬子江的市场比其他评弹演员好，可比他更直接的脱衣舞的市场显然更好。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扬子江是极为罕见的脱离体制、不受约束、不必承担意识形态教化的评弹演员。他比其他评弹演员更为人格独立，赚钱也赚得心安理得。他的成功，可以促进我们重新认识半个多世纪前、未被规制和驯化的原生态评弹市场。解放以后，评弹表演中的黄段子以及噱头都明显减少，这是有关部门积极宣传的艺术上“进步”之一，这点构成了评弹、相声（以侯宝林为代表的相声清洁运动）等口头艺术所共同面临的吊诡情境。
　　唐耿良的《三国》里几乎没有粗话、脏话和黄段子，也就几乎没有噱头。这种书拿到书场里，肯定没有较“野”的书有竞争力，很容易漂。大家认为目前“唐三国”有骨没肉、不好听，引申为“水平低”。但更野、更“江湖气”的演员就水平高？恐怕也不一定。
　　同样，也可以举杨振雄为例，据我所知，有相当多的听众不喜欢杨振雄，也否认他有非常高的艺术地位。他在解放前经常会“漂”，生意恐怕是远不及“七煞档”的。在真正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杨振雄是很有可能被淘汰的。也正是计划体制，使得他的“儒雅”得到了广泛承认（领导和部分文化程度高的听客的承认）。杨振雄与扬子江的市场孰高孰低，艺术孰高孰低？大家各有评判。
　　第三，我要反过来说，追求评弹的唯文学论、唯艺术论的价值，同样是荒谬的。我个人感觉，评弹片子的文字水平略低于京剧，更不用说和昆曲比。再华丽的片子，写出来给大家看，也不会有“文学性”可言。评弹就是口头艺术，就是通俗、明白，追求或者表彰评弹的文学价值，那实在有些自不量力。
　　《珍珠塔》算是文学水平较高的一部书了。我认为它的价值在于，那么多代演员唱这部书，留下很多“一气呵成”的唱段，听觉效果极佳。《珍珠塔》应该也确实已经成为其他书目编写唱词的“模板”，有多少“先断肠”、“泪两行”的句子都是模仿《珍珠塔》，这就很好了。我希望以后电台编辑不要再来介绍评弹文字的“文学性”，不要说与唐诗、宋词比，即使与流传的昆曲词牌相比，两者也有天壤之别。
　　杨振雄的《西厢》很早就出版（未完成版《长生殿》也很早就出版），他的片子已经是评弹演员中最“雅”的了。我们比较杨的《西厢》与原始的王实甫《西厢》，可以发现杨主要做了“通俗化”的工作，在少数地方，直接照搬了原来的句子。即便如此，“通俗版”西厢对多数听众来说，还是曲高和寡的。
　　第四，我建议评论演员的艺术时，要发掘他的长处，同时予以全面的评价。如果我们批评本帮菜不辣、川菜不清淡、粤菜不肥腻，那么这样的批评绝对正确，但毫无价值。蒋月泉不用小嗓，徐云志不够苍劲，张鉴庭不够委婉，这样的批评就属于废话。
　　唐耿良的书说表清晰、逻辑严密，这是他的特点。他确实不如张国良火爆，但也不会让听客有荒唐、不通的感受。所以我不赞成简单地排列或者否定已经成名（作古）的演员，那是缺乏教养的表现，还是应该多陈述喜欢的理由。我自己经常在路上听录音mp3，还是听“唐三国”100回最多，听了许多遍。“陆三国”中气不足，适合在安逸的环境下慢慢听，在繁忙的心境下就听不进去。而张国良的“三国”过于暴躁，我几乎没有听完一回再听一回的愿望。我的这种收听习惯，与在书场里安安静静花两个钟头听书当然不同，感受和评价自然也会不同。所以都只是个人体验，在陈述时应当自我克制和体谅他人。
　　下面反过头来，延续“悼念”一文，谈谈我对当下评弹状况的一些认识，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第一点，评弹演员真穷，真苦。评弹演出，一回书只能卖三块、五块的票，做得辛辛苦苦，每个月的实际收入也难有几千。有些演员选择在旅游景点、饭店里唱开篇，更多演员转业，经济原因显然是最主要的。扬子江很牛气，因为他可以把票价提到30元，这是近年评弹界里绝无仅有的。但从整个艺术市场来看，30元真的太便宜，环境真的太差，差到年轻人不好意思走进书场。看看周立波的演出吧，多是380元一张票，天天爆满；看北京的情况，演出北京评书的“宣南书馆”也是很便宜的30元门票，德云社小剧场也是30元门票。30元是起步价，即使到绍兴路“学生看学生”昆曲演出，也得要20元。评弹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我既不是要否定评弹向老年人倾斜的优惠措施（京剧怎么不这样优惠），也不是反对评弹扎根社区（准确点说，是扎根城乡结合部）的传统，而是感慨评弹团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既不懂艺术，也不懂市场规律。
　　周立波如果不是在美琪而是在七宝演出，即使还是爆满，门票能卖到最低380吗，老百姓会开着车去七宝看周立波吗？为什么不要求周立波走进社区，下乡慰问，而要评弹承担这个责任？评弹离开市中心越来越远，档次变得越来越低，票价变得越来越低，评弹演员的生活越来越苦，这就是看得见的评弹命运。
　　当然了，要能在竞争激烈的地方、钱最多、有钱人最无聊的地方站住脚跟，一定是需要一定水平的，一定是要有明星气质的。我和许多年轻人都愿意捧角，愿意去送花篮，前提是要有值得捧的响档，能真的自己动脑子说书、用心提高说噱弹唱水平的响档。
　　第二点，评弹演员真没文化，素质真差。说书人不是读书人，不应苛求。但说书人总得有社会平均的知识水平。北方的说书人还要强调，说书的是“先生”，说相声的就是说相声的。可是现在北京说相声的人里，相当比例有本科文凭，相当多的人对曲艺传统非常了解，能够使用电脑、网络整理和发掘曲艺传统。但是评弹演员的文化水平远不及北方的相声演员。人家多是正规大学毕业，出于对传统的热爱而下海，而我们这里基本都是堂堂评校“中专班”毕业的，少数是“大专班”，不要说自己编写唱篇或者编书，就连认真学习、背诵老先生脚本的能力都很差，相当多的年轻演员对评弹本身就没概念。这一方面证明评校教育的失败，一方面更证明了评校体制的失败。
　　《珍珠塔》是经过清代一些文人整理后，才成为“小王”的，评话《英烈》也经过了文人的整理。梅兰芳背后有梅党，相声背后都有老舍、梁实秋这样大牌的支持者。就我所见，现在有许多年轻人愿意为传统艺术做贡献，有能力编书、编唱篇的人甚多，甚至有为新编昆曲写曲牌的。我自己也愿意为评弹工作，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得有“正常”的演员和环境。现在时常能看到一些演员和“资深评弹作者”新编的主旋律开篇，它们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就留给作者和演员自己慢慢品位吧。
　　上海这个城市，人民的文化水平非常高。年轻人里，绝大部分人都有本科及以上的教育，会几国外语、出国留学游历、精通传统文化都是极普遍的现象。而评弹演员却只有中专、大专的水平，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要后者在台上说书，前者在台下听，很多时候唯一乐趣就是看着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在台上一本正经地出丑吧。
　　第三点，评弹听众的素质偏低。这是一个宏观的、感受性的描述，我自己也是评弹听众。但评弹听众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经济条件偏差、居住环境偏差，这几点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构成目前评弹听众的主要特征。上海是一个逐渐老龄化的城市，包括京剧、越剧在内的许多传统艺术，观众、听众都有老龄化的倾向，但少有像评弹这样严重的。现在绝大多数演出都会把时间定在晚上，不光话剧如此，京剧、越剧亦是如此，因为正常上班的人只有下班才能出来看演出。唯有评弹不走这条路，因为晚上老人很难回家，不安全。就这样，评弹的体制自觉地把评弹与要上班的人隔绝，想不老龄化都不行。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评弹要吸引年轻人，靠“摇滚评弹”吗，那个人懂摇滚还是懂评弹还是都不懂？要吸引新听众、尤其年轻人，说容易也容易。第一要有好演员（上昆那么多年轻演员都有人捧，哪个年轻一点的评弹演员也值得捧？听客要求不高，只要长得还可以，唱得还可以就愿意捧，真的只要“可以”就可以了）；第二要有地段合适的书场（难道要年轻人天天跑城乡结合部？）；第三要在晚上或者双休日演出；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条件了。
　　现在大家怀念三、四十年代评弹的繁荣期，那时候，评弹在上海绝对是“中产文化”，书场里绝对不是一片“白茫茫”，既有中年人，也有年轻的阿姨、小姐。不同地段的书场拉开档次，听众类型也有区分，演员的风格和书目的风格也都多元化，这几方面的多元化、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加上不断的新鲜事物的刺激，成就了评弹的辉煌。评弹如果墨守现在的影响范围和听众结构，那么不会有任何机会。
　　第四点，评弹的复兴需要跳出现有的认知框架。很多人都认为评弹再没有机会，评弹的灭绝是必然的。我以为不一定。早五年，很多人都认为相声必然灭亡，但郭德纲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面貌，相声不但有希望，而且变得很有希望。但重要的一点，郭德纲不是按照体制内的模式来发展相声。郭德纲和德云社是民间组织，没有工资好拿，生意好赚得多，生意差赚得少，没人保底，没人铁饭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火了，把体制内的相声演员远远地甩在身后。是郭德纲和德云社拯救了相声，而非这个主席那个团长。评弹亦如是。
　　我并不认为周立波有多深刻，或者有多了不起的表演技能，但他的成功是上海评弹团全部人员绑在一起都比不了的。此中有很大的学问，值得推敲。周立波只有一个人；周立波没有脚本，没有故事；周立波每天演出内容大致相同（即使稍有微调）；周立波没有关子。他这样能火，为什么评弹演员不能火？不仅因为没有周立波这样的能力，也不仅因为没有周立波背后的运作团队，根本上说，是没有周立波这样的眼界与头脑。
　　只要有真正如郭德纲、周立波这样的演员出现，不需要“吸引年轻人”，年轻人自动会聚集起来的。那些平时从来不听相声、不听滑稽、也不听评弹的年轻人，很快就会熟悉、了解乃至极端追捧曲艺，追逐着心目中的明星。出于“赢者通吃”的商业规则，极少数成功的人可以迅速获得纸媒、电视、互联网以及其他传播资源的青睐，恢复以至于拯救整个行业。
　　我特别特别期待这样的独立有头脑的演员能冒出来，爆发。他必须能说书，也有健全的头脑可以认识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兰心或是美琪剧院，或是各个电台、电视台，都可能为他留出大量空间。只是我知道他不可能叫高博文，更不可能从现在的评校中走出来。
　　第五点，评弹复兴就得破除制度约束，回归过去繁荣的老路。评弹繁荣是一系列的事件。王柏荫回忆过去的好日子，蒋月泉可以开汽车、开哈雷摩托、玩手枪、穿纺绸衣服，那时就叫评弹繁荣。那么今天我们怎能想象，演员在乡下书场，住在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臭气熏天、逼仄狭窄的小房间里，每天辛辛苦苦说书，赚一百多块的日子，还能掀起评弹的繁荣？
　　评弹繁荣的时候，书场开在最繁华的市中心，很多都是舞厅改的；今天要使评弹繁荣，就也得有这样的书场。评弹繁荣的时候，小姐太太都去书场听书；今天要使评弹繁荣，就也得把这一代的小姐太太、白领员工、女大学生都吸引到书场来；评弹繁荣的时候，演员要挖空心思找新唱腔，找新办法拉住听客回头再来；今天要使评弹繁荣，演员也必须在书目和表演上下功夫，拿出与别人不同的本事来。评弹繁荣的时候，电台里都在放杜十娘，马路上都有人唱宝玉夜探。今天要使评弹繁荣，也得有不一样的宣传和营销手段。当然有一点，我估计不大会有人买票来接受思想政治和精神文明教育的，那些主旋律开篇，倒贴钱我都不要听的。
　　我只是希望现在的评弹演员，不管刚刚出道的还是坐稳了团长接班人位置的演员，都能有点出息，有点理想。即使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艺术上赶超蒋月泉，但也总应希望自己的名气和影响上向前辈大师发起冲击吧。现在演员说书越来越短，技巧越来越差，名气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低，在各方面都已呈现出一代更比一代弱的趋势。
　　那些年轻的评弹演员，你们本事差也算了，你们学历低也算了，但你们真的愿意接受你们的生活比你们的老师、现在这批坐稳了奴隶的人更糟糕吗？你们为什么不努力向你们老师的老师如蒋月泉等学习，通过自己一张嘴去争取自己的哈雷摩托、豪宅别墅呢？投靠体制，唱主旋律开篇，能给你们多少？在旅游景点唱开篇，又能给你们多少？只盯着眼前蝇头小利，满足于唱只开篇赚几百的机会，就永远不会有周立波一晚净赚20万的机会。
　　市场竞争非常残酷，但最公平。四十年代的演员为了自己的书，许多人真的是呕心沥血，市场也给予了足够的回报。评弹史上也都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评弹团成立以后，再没有开宗立派、可以称“调”的大师；评校成立以后，连可以以一部书成名的名家都不会有了。不是市场没有机会，也不是吴语再不通行（吴语与上海话的差别很小），只是没有真正的评弹演员，也不会按照市场自由竞争的规律来演出评弹。
　　我不为《三国》、《英烈》或者哪部书的断绝、后继无人而感慨。我感慨的是，面向观众、思考市场竞争规律、把握自己艺术也把握市场真正需要的精神的灭绝。被体制去势的评弹，不能指望内部还会有生机。而体制外似乎只见到一个扬子江，都八十了，两下对比，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