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发现于1996年3月，报告发表于《2004成都考古发现》（1）。由于施工破坏，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大部分器物在窑内的位置，仅从残存器物的放置位置可知，形体较小的器物是重叠放置在形体较大的器物内的。窖藏为长方形土坑，出土瓷器1件、石砚2件、铜器70余件。铜器分为佛教造像和生活用具两大类，其中较为完整的生活用具共计58件，有琮、鼎、甗、尊、壶、瓶和鬲等大量的仿古青铜器。本文试就这些仿古青铜器谈一些初步的认识，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 仿古青铜器的性质与年代
琮是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礼器。最早的琮为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在四川成都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中也曾出土过玉琮。琮身多装饰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相同的四组。此窖藏出土的铜琮在造形上基本与玉琮相同，呈长方柱体形，外方内圆，两端出射，射上小下大，均封口；以四角为中轴线，每节角上两侧的二个凸面形成一个完整的面。器身饰龙纹、云雷纹等。这件宋代铜琮在四川地区并非首次发现，1982年在四川在广安宋代窖藏（2）中出土过2件铜琮，其大小与此件铜琮相近，1991年在四川遂宁金鱼村末代窖藏中还出土了瓷琮和石琮。
鼎是食器和礼器，作为礼器，是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据《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以后，夏、商、周三代都把九鼎奉为传国之宝，几同于玉玺，得其王位必得其九鼎。秦汉以后，鼎这种王权的象征意义逐渐淡弱，但作为礼器和祭器，尤其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仍长久地得以流延。四川地区出土的宋代鼎有青铜和陶、瓷3种质地，青铜质的较多，有三足圆鼎和四是方鼎。此窖藏出土的I式鼎，方唇，直口，深直腹，平底内凹，底部有三足残后留下的痕迹。腹部附有飞棱，饰兽面纹和变形龙纹，衬云纹地。1982年在广安宋代窖藏（3）中曾出土与此相类似的铜鼎。Ⅱ式鼎，盘口，方唇，深直腹，弧底，三兽形足，素面。1991在遂宁金鱼村宋代窖藏（4）中曾出土了与此同类形的瓷鼎。
甗是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汉代，由甑和鬲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甑用以盛放食物，下部鬲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无论是实用器还是礼器，甗往往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的随葬品。此窖藏出土的I式甗，甑口唇外凸，直腹，中空无底，腹部附方耳。耳部、颈部、腹部均饰有花纹。其中耳部饰水波纹和云纹带，腹部饰方形十字雷纹、螺旋状乳钉纹、云纹、三角形雷纹、水波纹、凤纹、六瓣花形纹等四层花纹。鬲，束腰，三袋形是，分裆，无底，中空。足上部附云形耳，中空。鬲束腰部饰云纹，足部饰兽面纹和云纹。Ⅱ式甗，甑方唇，敞口，直腹，无底。腹部附扉棱，饰蝉纹、六瓣花形纹和四瓣花形纹。鬲，束腰，三袋形是，分裆，无底，足面平封。束腰饰多重弦纹，肩部饰乳钉纹。此次出土的I式甗上下部分均中空无底，Ⅱ式甗上部的甑也无底，说明它们都不是实用器。I式甗较为多见，1976年（5）和1999年在四川江油（6）曾两次出土同一类型的器物，而与Ⅱ式甗类似的器形则较为少见。
此次出土的I式尊，为上下0两部分组合器，只存上半部分，尖唇、侈口，长直颈。直颈附扉棱，饰蝉纹、龙纹、雷纹。其造型、纹饰与传世实物宋徽宗时期铸造的宣和三年尊基本相同。
壶有三足壶、长颈壶、蒜头扁壶等，其中三足壶和长颈壶均为首次出现。三足壶是由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长直颈，圆鼓腹，粗短三兽形足。颈部有四锯齿形扉棱，腹部饰三扉棱。纹饰以变形兽面纹为主，另有水波纹、雷纹、凤纹、云纹。长颈壶是由可拆分的颈和身组合而成，长颈，阔肩，圆鼓腹，高圈足。腹部饰扉棱，肩部饰水波纹，腹部饰兽面纹、云纹和雷纹，足部饰蝉纹。这两种造型的铜壶未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他时期各类质地的器物也无此类器形，应是宋人想象的一种器物。
三足壶将长颈壶与三足器的足组合成一体，其纹饰以仿商周青铜器的兽面纹为主，其他云纹、雷纹和扉棱等在商周青铜器中也较为常见。此类壶在江油曾出土过类似的器形（7）。蒜头扁壶的头部呈八棱蒜头状，束颈，阔肩，扁腹呈椭圆形，喇叭形的高圈足呈长方形。肩部附两铺首衔环。壶头呈蒜头状是秦代的典型器物，1982年在广安宋代窑藏（8）中曾出土类似的器物。
瓶在四川江油（9）、剑阁（10）、广安（11）、营山（12）、大邑（13）、峨眉山（14）、石棉（15）等地都曾出土过，是宋代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彭州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铜瓶种类较多，Ⅲ式瓶从腹中部分开，可拆分方唇，直口，长直颈略束，溜肩，足高而略束，平底内凹成假圈足，腹部接缝平齐。器身饰弦纹、雷纹、水波纹、乳钉纹、蝉纹等。器物可拆分，应不是实用器。广安也出土过可拆分的瓶（16）。鬲式瓶，器口与腹呈三棱形，直口，长束颈，腹部呈三棱形，三兽形足，连裆。
上述琮、壶、甑、鼎、鬲、尊、瓶等器物，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其造型和纹饰仿制商周秦汉时期的器物，铭记用篆体书“汉鼎”、“汉”，表明制作者认为其仿制的是“汉代”的器形。这些器物多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一些器物的下半部分内还残留着一层制作时的范泥，一些器物中空无底，这些都说明它们不是宋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而是用于各类祭祀活动中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礼器。
这些礼器之所以被埋入窖藏中，与当时发生在四川地区的宋蒙战争有很大关系。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第一次宋蒙战争开始，到1279年四川被元朝军队完全占领，战争长达52年。其中理宗端平三年（1236）成都被破陷后，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17），四川制置使等均战死。此次蒙古军队攻入四川内郡，使四川残破不堪，人口大量死亡、散逃，“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18），田地普遍荒芜，官府积存的钱粮也都毁于兵火。由于战争长达数十年，豪门富商只得将金帛财物埋入窖藏之中。这也是四川地区宋代窖藏数量大、种类多、规模大的原因所在。
彭州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上无明确纪年，但同出的瓷罐是宋代龙泉窑产品；一些青铜器形在四川地区其他宋代窖藏中多常见；佛教造像年代多为唐末，南末端平年后四川地区一直处于战乱期间，应不会有时间和能力进行这类物品的生产，其年代应在此以前；仿古器在北宋晚期后才大量出现，故该窖藏器物多为北宋到南宋早期。窖藏为一竖穴土坑，本身无明确纪年，从器物的年代推断，该窖藏的年代不会早于器物的年代，为南宋时期，应与“端平之乱”有关，因为从理宗端平三年（1236）成都被破陷，到南宋灭亡，四川地区就一直战争不断，人员大量死亡，这或许是该窖藏得以保存、未被再次使用的原因吧。
二 仿古青铜器产生的背景及其制作者、拥有者
自建国之初，北宋 *** 就一直把恢复各种制度尤其是礼乐制度视为当务之急。大观二年（1108）议礼局曾上言“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19），这在以后成为制度。当时的文官们从《周礼》中寻找成规，感受青铜器曾被赋予的“协于上下，以承天体（20）的功用，力图将恢复礼制作为重要的治国之道，礼器尤为他们所关注。因为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礼器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各种典礼仪式中，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和祭祀有关的器物。但是北宋 *** 恢复礼制的过程颇为艰难。《宋史·乐志一》记载：“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说明北宋建国一百多年间，礼乐之制已有六改。即便如此，到徽宗时期，礼乐之制仍“讹谬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21）。到北宋晚期，徽宗在金石学风尚的影响下，以《宣和博古图》和《考古图》为蓝本大量仿制三代礼器，使有宋以来恢复礼制的活动达到鼎盛，礼制基本上才得以恢复。南宋初年，金人追逼，国用严重不足。徽宗时期精研制作的大批“新成礼器”更是遭受了“靖康之变”金人的浩劫，使“府库畜积，为之一空（22），但是南宋朝廷仍急需在礼制方面有所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与金人作战的局势稍稍平稳后，南宋 *** 就开始大力重建礼制，不仅力图恢复徽宗政和年间订立的各种礼制，而且通过进一步讨论，又有所更张。绍兴十六年（1146）前后是当时礼制重建和变革的 *** 。
随着礼制的基本恢复和后来的重建，有宋 *** 在各种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礼器。《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记载了绍兴四年（1134）为了进行明堂祭祀大典而准备的祭器数量和名称，计用陶瓷祭器716件、铜器15件、竹木器6903件（套）及千余件铁祭器（23），可见一次祭祀活动会动用数千件礼器。《中兴礼书》记录绍兴十三年（1143）吴天上帝、皇地祗及太祖、太宗四位各自位前的祭器数量：“每位陶豆竹笾各一十二，陶嚣簋各二、俎案十二，血盘一，陶登二，币篚一，匏爵各坫三副，硎鼎三，并栖牛羊豕鼎各一，陶著尊、壶尊、太尊、山尊、牺尊、象尊各二，并娶幕全烛台二……”（24），祭器包括了陶瓷、铜、铁和竹木等不同的材质，各种材质各具独特的功用。关于礼器的质地，《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记：“（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嚣簋杓尊俎爵坫筐洗，并以竹木为之，惟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磷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中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至宣和年，仿《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簠、簋、尊、晕、爵、坫、豆、盆洗用铸造……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千二百余件。（25）这说明徽宗时期的“新成礼器”主要是铜质，直到南宋时期才大量被陶质礼器代替（26）。彭州窖藏出土的这批仿古青铜器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仿古礼器在宋代大量出现，应主要是中央及各级 *** 所为，私人因喜好而制作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已有学者作过讨论（27）。中央 *** 的铜质礼器主要由文思院制造。《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载：“昨绍兴元年明堂大礼，绍兴府烧变制造殿上正配四位祭器，并文思院铸造到牛羊豕鼎等……诏，陶器令绍兴府余姚县烧变，余令文思院制造。”文思院分上下两界，上界“造作金银、珠玉、犀象、玳瑁等应奉生活”，下界“造作绫锦、漆木、铜铁生活，并制造官诰、度牒等生活文字”。后由专职部门礼器局设计、制造各类宫廷礼器（28）。
礼器不仅在中央 *** 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在地方 *** 中也大量使用，中央还发布标准器让地方 *** 统一制作礼器。《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谕宰执日，将来礼器造成，宜以制度颁示州县，俾之遵用，庶革舛误。（2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己载：“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30）《玉海》卷五六载：“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31）可见宋代从礼器在中央开始制作时，就准备将其制度发布到州县地方 *** ，使其能与中央统一。 *** 命令专门制作礼器的“礼制局”按制成的实物绘图，使各地方 *** 依图制作。此次出土的I式尊与传世实物徽宗宣和三年尊基本相同，正说明中央礼器与地方礼器的统一。地方 *** 也有奉中央之命为其制造礼器的情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记载：“昨绍兴元年明堂大礼，绍兴府烧变制造殿上正配四位祭器，并文思院铸造到牛羊豕鼎等，昨绍兴府沿火烧毁不存。今来开坐到祭器名件，并合创造，乞令太常寺图画样制下两浙转运司，令所属州军均摊制造。”《中兴礼书》也有类似的记载（32）。但这毕竟只是南宋早期的特殊情况。当时徽宗精研制作的大批“新成礼器”因“靖康之变”遭金人的浩劫，使“府库畜积，为之一空”（33）。建炎三年（1129）金兵袭扬州之事（34），更使宫廷用礼器丧失殆尽（35），各种礼器均需重新建造。由于当时战乱频仍， *** 将宫廷所用祭器交由地方 *** 制造确属无奈之举。
除宫廷和官府外，当时还出现了私人拥有礼器的现象，甚至一些高官豪门拥有的礼器都被宫廷视为其新作礼器的范本。《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绍兴）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状，准八月二十四日诏，将来南郊大礼用祭器，令有司前期讨论……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理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三记：“政和六年（1116）九月二十五日礼制局言，太庙乞尽循周制，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群臣五庙三庙所用之器，以此为等降之数，从之。先是，诏造祭器颁赐宰执，下礼制局，故有是诏。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群臣家庙所有祭器，稽之典籍，参定其制……诏礼制局制造，取旨给赐。”可见私人家中确有使用礼器的情况，其中臣僚家庙使用的礼器多为“礼制局制造”，由中央赏赐。这类形体较大的仿古青铜器制作工艺复杂，费用大，民间工匠应不会制作。
与传世的宋代宣和三年尊比较，彭州出土的这批仿古青铜器物并不能代表当时仿古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应该不是由中央制作礼器的专门机构生产的。由于在造形和纹饰上与传世的宫廷礼器基本一致，只是在工艺上达不到整器一体的水平，如传世的宣和三年尊为一整体，而这次出土的尊为分体式，因此这些器物的制作者应该对宫廷礼器有相当深的认识，并且以宫廷礼器为蓝本来进行生产，这样器物的外形和纹样才能做到与宫廷礼器基本一致。这是当时一般的民间工匠所无法做到的。那么，这类器物最有可能是由地方官府的工匠按中央发放的图样制成的。从一些器物有修补的痕迹（36）分析，它们应是一批已经完工并多次使用过的器物，不应是地方 *** 为宫廷制造上供的礼器。窖藏内同时出土的铜佛像、铜瓶、铜执壶、瓷罐、石砚等其他器物，是窖藏主人所拥有的私家个人用品，不是官府的公用物品，故同出的仿古青铜器也应属私家个人所有。当时中央 *** 的部分宠臣会得到皇帝赏赐的各类礼器，而地方官员和富家豪门在这种仿古风气的影响下也不会不想拥有礼器，他们只能通过各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目的，利用官府作坊来制作礼器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地方官员掌控着官府作坊，要达到这一目的并非难事。豪门富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大量的财富，要达到这一目的也有可能。彭州宋代金银器窑藏出土金银器300多件，其中有一些器物为仿古造形，部分器物可能为官府作坊所制，所有器物为一董姓家族所有（37），显示了豪门富家完全有可能拥有官府作坊制作的产品。因此，这批仿古青铜器是地方官府作坊按中央的标准器制造的，为地方官员或富家豪门所有，是他们用于各种祭祀活动的礼器。
注释：
（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收入（（a004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6年。
（2）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3）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4）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5）黄石林：《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6）曾昌林：《江油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
（7）黄石林：《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8）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9）曾昌林：《江油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黄石林：《江油县发现宋代窑藏》，《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10）母学勇：他1J阁宋代窖藏综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11）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12）刘敏：《营山县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13）胡亮：《大邑县出土末代铜牛灯》，《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14）陈黎清：《峨眉山市罗目镇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
（15）及康生：《石棉宰乡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16）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17）《宋代蜀文辑存》卷八四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
（1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史母程氏传》，中华书局，1985年。
（19）《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中华书局，1957年。
（2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宣公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46页。
（21）《宋史》卷一二O《乐志三》，2997页。
（22）《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456页。
（23）原文记：“绍兴四年四月六日……诏将来行明堂大礼，令有司条具合行礼仪闻奏。今具下项：一昨绍兴元年以明堂大礼为称，今来大礼欲依绍兴元年体例施行。一神位系设昊天上帝皇地配以太祖太宗皇帝共四位，并天皇大帝神州地已下从祀共七百六十七位，总计七百七十一位，并合用神位版，乞下工部指挥文思院计会大使局指说依数制造施行。一祭器共计七百七十一位，合用陶器豆六十只（并盖内十二只准备）磷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簋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尊五十只（内十只准备），食五十只（内十只准备），篮杓一百只，登四百三十二只（并盖内二十只准备）。铜器鼎二只（并盖》……竹木器，笾一千八百只（内十只准备）……铁烛台八百一十六只……”。
（24）《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35—56页。
（25）《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
（26）秦大树：《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和生产机构》，《文物》2005年第5期，64一?3页。
（27）《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
（28）《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
（29）《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38页。
（3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
（31）王应麟：《玉海》卷五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44册，第，5—16页。
（32）《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242页。
（33）《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436页。
（3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O，建炎三年二月癸丑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25册，302页。
（35）《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四一八五：“（绍兴元年）七月十二日，礼部言，（其御笔牌位及罩子、漆匣等相关用具）昨缘扬州渡江遗失，乞下所属疾速制造。从之。”
（3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编号CPJ：15的11式甑上部甑下腹部有明显修补痕。收入《2004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6年，402页。
（3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博物馆编《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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