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对家具的影响

2020

10/07

20:31

- 学海遗珍 · 第卌五期 -

魏晋南北朝佛教对家具的影响

原文载《故宫博物院院刊》杂志1992年 第07期

明清家具研习社 重新配图整理

数千年华夏文明史，绘制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锦绣长卷。时代的画笔，依据每个时期的不同色彩，点染、勾勒了篇篇独具特色的历史画面。

在魏晋南北朝动荡不安的300多年里，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得以广泛吸收营养，注入新鲜血液，从而迅速充分地发展起来。

◎西魏敦煌285窟窟顶边沿一圈结庐坐禅僧，环绕窟顶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文化发展史来说，是一个灿烂多彩的时代，是汉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大融汇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处于继传统之精华，开一代之新貌的伟大时代。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于艰难曲折的逆境，发展缓慢，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年代，开始与中华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敦煌莫高窟61窟 佛光寺中坐于禅椅之上的僧人

佛教的随乡入俗，佛教艺术的蓬勃发展，使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受到了一次大冲击。文学、音乐、绘画、建筑以及家具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此时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显现出群芳斗艳、婉紫嫣红的繁盛景象，既有来自天竺佛乡的完全移植；又有嫁接变种产生的新枝奇葩。

这股巨大的佛教艺术大潮对中国家具的发展也带来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敦煌138窟壁画中 同时出现了四足床与禅椅数张

今天，我们从中华大地上现存的无数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斑斑遗迹中，从高高山崖之上的佛家庙宇中，可以窥见和体味到中国家具是如何吸收佛教艺术的营养，来补充、创造，以丰富自己的家族；又如何以自己的传统魅力来参与这历史性的文化交融，书写着家具发展的新篇章。

我们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的发展状况，大约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情形。

首先是直接移植了来自天竺佛国的“仙人”家具。

例如：敦煌石窟285窟西魏壁画中的“山林仙人”，他身披裂装，神情安然地盘坐在一把两边有扶手，后有靠背和搭脑的方椅上（图一）。

◎图一 敦煌285窟窟顶北坡左下边沿局部一僧坐禅椅

这把椅子虽然椅腿不高，与后来的高型坐具的扶手椅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坐具在形制上却完全脱离了秦汉时期的坐具形式，增添了靠背和扶手，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第一把椅子形象。

这把山林仙人的坐椅，与稍后的西安唐高元珪墓壁画中的扶手椅（图二），以及唐《执扇仕女图》中的扶手椅（图三），有着不容置疑的亲缘关系。

◎图二 唐高元硅墓壁画中扶手椅摹图

◎图三 唐《执扇仕女图》中扶手椅图

再如：北周菩萨所坐的五重藤墩（图四），最上部是以莲花瓣排列组成座面，中间是椭圆形的藤环连结成束腰，下部仍以莲花瓣连结成底座，藤墩也是前朝未见之物。

◎图四 北周菩萨所坐藤墩摹图

从它的形制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北齐南响堂山第七窟本尊的莲花宝座（图五）及佛家的三重、五重、七重等各种莲花宝座实乃同族同宗，这把藤墩实际上就是佛家莲花宝座的变异。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此墩也是迄今为止所见的第一例。

◎图五 北齐南响堂山第七窟莲花宝座摹图

我们从后世各种材质（如石、木、竹、漆、瓷等）和各种形式的墩中，都能寻出其先祖——佛家莲花宝座的形迹。

流传至今的墩，实际上都是受到佛家的启迪，采佛家之良规，取佛具之功能，在人间进行“嫁接”的产物。

以上两种传至今日而不衰的椅子和墩，其祖籍乃是天竺佛乡。

这两种坐具传入汉土以后，不仅带来了新的家具形式，而且对于传统的起居方式的改变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人们起居方式由席地跪坐向垂足坐转变、过渡的阶段。

◎北魏《维摩诘变相图》局部

其次是随着佛教艺术的汉化，中国固有的家具也进入了佛教壁画与石窟之中，这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的例证。

佛教东渡以来，经历了几百年与汉族传统文化相互冲突、相互渗透的过程。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汉地已站稳了脚跟，佛教文化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中，达到了相互调和与相互融汇的境界。

◎敦煌285窟 北魏禅定佛

这种融汇，我们从佛像脸型和服饰的演化中便可以看到：北魏早期的佛像脸型大都是圆胖、高鼻、厚唇，身披印度裂装，偏袒右肩，盘膝而坐，显然是来自印度的健陀罗风格；

到了北魏后期则明显地汉化了，佛与菩萨的形象，由圆胖脸变得长方清瘦，姿态文雅，并穿上了宽袍大袖的中国风格的“冕服式”服装。

佛教文化此时的汉化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文化融汇才真正达到了比较完善的高度。

◎唐卢楞伽绘《六尊者像》中的宝座

这种独具时代特征的文化大融合，不仅仅反映在佛像的脸型及服饰上，而且在家具领域里也表现得十分清楚。

这一时期的佛像，不仅穿上了汉族的宽袍大袖，也坐上了汉族的家具。

战国楚彩绘漆凭几

河南信阳1号楚墓出土

几是中国的传统家具，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几已经广泛使用于民间了，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家具之一。

从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中，即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图六 战国凭几摹图

◎图七 南北朝出土牛车模型中凭几

◎图八 南北朝出上的凭几

图七是南北朝时牛车中的几（出土模型），图八也是南北朝时的出土凭几。

不过，这一时期的几，显然不同于战国与秦汉时的两腿凭几，已演变成三腿的曲形凭几了。

我们知道，此时作为高型家具的桌和椅尚未出现，人们的日常活动大都在床上，所以床前布几，榻侧设几，供人们依靠，以进行办公议事，聚会宴饮等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动。

可想而知，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具。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中也出现了曲形凭几。

◎图九 南北朝菩萨座前的凭几摹图

如图九为一盘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右手持莲，左手扶着弯曲凭几，目视前方……。

这件凭几的形象与出土的凭几极为相似。这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互交流与融汇的现实。

正是由于这种大交流和大融汇，才使得传统文化不断融入新的生机，别开生面，推动着文化艺术的向前发展。

作者名片

胡文彦先生

胡文彦，1930年生，吉林人，1952年毕业于东北鲁迅文学院工艺美术系，留校任教。1958年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古家具的研究与验证工作，主要作品有《中国历代家具》、《世界橱窗艺术》、《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