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 此处静谧
书一方清 远
杨张平·诗评
试探现代诗叙事性与口语体的洞天
——从张执浩《“我在”》看批评者的浅层质疑
文/杨张平
因历来对文坛抄袭、“发表”“得奖”恶习等痛心疾首、嗤之以鼻，故而对郑正西、吴焕唐、阿独这个“中国诗坛纪检三人组”之为，多有关注，甚至感佩，有的还成为诗歌交流的微友。3月17日公众号《读一首好诗》吴焕唐以《诗坛的四个“不等式”》为题，对张执浩发表在《中国诗歌网》上的一首《“我在”》提出了客气的质疑。换作半年、一年甚至几个月前，我有可能就以习惯性认同掠过而自安，像以前一样、像更多的人一样，保持着对吴先生已经形成的认知认可将其放过去了。然而，这次没有，并毫无犹豫地认为，这次吴先生大概和我之前一样，和此时仍然对此诗报以不屑的人一样，使这种批评的无法逃不掉浅层质疑的定位了。我们先来看看原诗：
“我在”
我家的按摩椅有语音对话功能
每次坐上去，当我发出
指令：“小芝，小芝。”
她就会回答：“我在。”
“肩椎按摩。”
于是便有了肩椎按摩
有时候我说：“牵引按摩。”
她也会回答：“好的。”
我时常在远离按摩椅的地方
怔怔地望着户外，或者
在书房里思想着这一天
该怎样结束，突然听见
客厅里传来小芝的声音：
“我在。”
清脆的女声回荡
在空旷的房间里
有时候我以为只要她在
我就能接受这样的我
乍一看，这叫诗吗？不过几行浅白的口语而已，甚至可以认定为一滩口水。几乎和不久之前刚看到辛波斯卡的《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以及韩东不少怀念已逝亲友特别是母亲的诗一样。如果真就这么匆匆以为，我想那就错了！并不得不认为，那样的看法确实是有些匆然、甚至鲁莽的。
吴焕唐从所谓的“四个不等式”，即：著名诗人不等于能写好诗；口水不等于口语；日常分行不等于日常诗意；主编口味不等于读者审美这四个方面对此诗予以质疑，尽管言辞上是比较文明、客气的，少了些火药味，但字里行间还是在批评的同时有某种严重的不屑。但是，我自从在韩东的“门口”（特别是去年正、倒两次认真阅读《奇迹》）拿到辛波斯卡的钥匙（关于辛波斯卡《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的阅读）打开张执浩的抽屉（《“我在”》等）之后，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物什。这大概是90年代就侧入的叙事到外国诗歌的化中，从当下的叙事化到口语体（甚至部分口水）的坚挺，从在骂声中依然被主流诗刊和大众接受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欣慰和安慰。也由此更加明白，第三代诗人的情绪走向和风格定位，更加明白了阶耳教授为什么在韩东《奇迹》获得鲁奖前就极力推荐，并一直不曾否定甚至有某种程度上推崇杨黎等人原因。当然，于坚比他们其他人走得更深沉一些。
这其实是一首极其广阔、丰富、饱满、刺激的诗作，是对他个体体验所彰显的“人生”及“哲学”大命题的责任性思考。
如吴焕唐和大多数读者包括我所认为的一样，这首诗的取材、表达的通俗性和口语化，是显而易喻的，拖到最后两行才算有一丝“悔过自新”的交代。否则就被他一直安置在与一个女性语音相处的浅淡乏味之中，“痛苦且不能躲避”。
但是，如你稍微留心一点你就会明白，这之前所有的文字和叙述安排并非无聊的闲笔，而是如做爱前戏一般美妙的、必须的铺陈。比如：我在发出指令：“小芝，小芝”时，其实从自己心理上已经预设了一种背叛“当下”的期待，如果机器人是一个男性的代言者，不是“她回答”而是“他回答”，那指令发出者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就完全不同了，那他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被打入死牢永无出狱可能的死囚了，这就是一个身披重负者苦痛的验证和期待。她就会回答“我在”，一个她字使我们就看到“世界是有救”的，就连“我在”两个汉字似乎都有了温顺、美好、给人以莫大安慰的表情。
而接着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
我时常在远离按摩椅的地方
怔怔地望着户外，或者
在书房里思想着这一天
该怎样结束，突然听见
客厅里传来小芝的声音：
“我在。”
这是何等令人震惊、出乎所料的具有叙事戏剧性的精巧安置啊！“远离按摩椅”“怔怔地望着户外”“在书房里思想”“这一天该怎样结束”时，历来听话的她怎么就能在没有主人任何指令时主动突然传来“我在”的声音呢？是坏了吗？是以为自己与人相处长了自己真成了人吗？不是没有可能，但这里显然不是。这时，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这难道不是此时此态下诗人自我确认的声音在浩大的复杂社会和人性的回音壁上折回的回音吗？对此，我坚信不疑。这完全是诗人在当下喧嚣中心底的呼喊，是诗人灵魂中一位智者、哲人对自己在强大的人生、社会空谷中寻回的自我警醒和认定的回声啊！此时，也就是该诗的最后两句：
有时候我以为只要她在
我就能接受这样的我
该恰到好处上场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她在”，显然诗人就一直在被动而痛苦的迷失着，当然就没有“我在”。我在，这是诗人在之前所有的喧嚣、迷途中找回的自己啊。这里，无疑是诗人把我们所有人带入一个人生哲学思考的空域之中，这也正是诗人给出的一个巨大、原始主题的警示和思考，是对我们每个人存在意义的拯救！正是我们应该感谢的诗人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而珍贵的财富。至此，你能说这首诗几乎绝大部分的文字是乏味的叙述和无聊的口语吗？！
有人认为这首诗语言直白、寡淡，缺乏诗的特征，且认为不是有此“思”，就是好诗。我虽然同意这首诗不像其他意象或抒情诗那样有着语言创造的精妙诗意，但显然这把创造性词语带来诗性与常态性词语的“诗性”对立起来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就算是诗艺方面的批评，我看这也属于浅层质疑无疑了。因为，这忽略了“我思故我在”的存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实用性。我们知道“我思故我在”，这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只盯住语言的表面而忽视其哲学照射的存在，我认为那就是浅层质疑了，说好听一点，也是对文字表层的关注太过于集中了。
其实，任何事物，一定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体！当你察觉到字面的平淡时，一定不要忘了甚至拒绝这平淡背后的意蕴。正如深流无浪一样，我们要善于倾听大墙后面的雷声。就张执浩、韩东、杨黎等第三代诗人叙事甚至平淡无奇的叙述而言，有人认为只是符合西方思维角度对诗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诗歌抒情和发展的规则。但是，100年前中国并没有现代诗，若拿中国唐诗去看现代诗，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到80年代，是个从白话诗（早期新诗）到现代诗，从浪漫主义到“三美”对诗情泛滥节制的诗歌历程。从90年代叙事对中国诗歌的介入，再到当下口语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叙事诗学到现在逐步被无形地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流位置，也是现代诗在中国发展的必然。
我们应该关注诗歌叙事性特征的确认和存在事实，而真正的世界级的诺贝尔奖所有获奖诗人，在诗体和诗艺上都是独到的创造和建树的。这是目前中国诗人还没有一个有这种建树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好的诗，不仅仅是语言的，语言只是承载。它还有更多的特征和承载功能。但这并不是对诗“止于语言，也始于语言”的否认。
当然有的人认为：现代诗应不失“三美”定律，我们更应该注意诗要不乏美感，不乏语言的凝炼与意味深长，而这个“我在”，却似乎找不出它的美感。认为诗的形式会变，但是审美标准不会变。
这显然有点拿“三美”给诗歌扣帽子的嫌疑。不能用任何一种诗的特征做一顶帽子去戴在诗歌的头上，即使戴上，我认为那也不会是合适的。说“三美”，是诗歌写作应遵循的定律，这就有点偏颇了。为什么闻一多会有“三美”呢？是闻一多凭自己的诗学经验创造出的格式和规矩吗？显然绝不仅如此，若我们由此当成教科书予以刻板遵循，这就离得更远了。拿“三美”去审美，其实这无异于“审判”，这样的思维就诗歌而言起码落后了80年！因为闻一多“三美”提出的背景，并不是诗写的教科书格式，而是对当时浪漫主义抒情泛滥的反对和节制，我认为由于“三美”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一直在被现代诗的初识者放大和过度使用。如文艺领域的某些判别标准，对文学而言就是政治绑架，是一个道理。所以，面对诗歌叙事口语风格存在的现实认可，是对诗歌的一种尊重。诗歌美不美，它在，它呈现。对美的审判，是强加于别人的感受痛苦。存在，只是一种状态。如果说，存在是一种真理，那么真理的确认就只能通过呈现，其余就只剩下了信任。从哲学的角度讲，此在，才是真理，而存在不是，存在只是呈现。
至此，我们基本明白了这首诗被批评的价值，那就是在廓清那种浅层质疑的同时，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现代诗的叙事性和口语体为诗歌打开的洞天，使我们在各自诗写坚持和风格的前提下，有了吸取叙事和口语精华的认同。
202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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