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51-162页
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原载1939年5月《文学年报》第五期，录自郭绍虞《语文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语文学专家，长期在燕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任教，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主编有《中国历代文论选》，其著述结集为《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郭绍虞论语文教育》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为燕京大学一年级生国文课编写过两种教材，一种是《近代文编》，一种是《学文示例》，1939年郭氏在《文学年报》发表了这篇《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教材的序文。文章结构很独特，由一段引言加这两种教材的两篇序文构成，其中《近代文编》以同期《文学年报》的“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文代序，此文仅存目提示，而另补录了《近代文编》的编例和序目，由此构成全文的五个部分内容，即：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学文示例序”，第三部分“近代文编代序”（存目），第四部分“近代文编编例”，第五部分“近代文编序目”。这便是全文的结构。文章较长，内容较复杂，后来一些选本，如2007年赵志伟编著的《旧文重读：大家谈语文教育》，201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学文示例》，便都只节录文章的一二部分，本书亦仿此例。
文章“引言”开场便说“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在各大学中向成问题，学生之需要不一致，学校各方面之期望不一致，即在国文学系各教员之主张也往往不一致，顾此失彼，难求两全，所以有的大学索性根本取消第一年的国文，有的大学虽有第一年国文而国文系不负此责任，一听各学院各学系之各自为政。” 这和今天大学语文遭遇到的状况几乎如出一辙，看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大一国文”的黄金时代其实也只是个传说。但正是这样，这篇文章在今天才更有重要价值，可以看看当年民国学者是如何应对此种局面的。
文章接着将应对办法归结为教材编写，鉴于历年众人合编教材的不能统一，难副理想，于是设想来年（1940年）的教材将改由他一人编纂。好处是比较容易体现教材编纂的“旨趣”——“旨趣”就是理念，郭氏“大一国文”教材是最有编写理念的，仅仅教材序言，后来便扩大成了另外一本书——《语文通论》，再后来言犹未尽，又写了《语文通论续编》，可见郭氏对“大一国文”教材编写理念思虑之深远。
下面就来检视郭氏教材的编写理念。
郭氏认为，国文课包括阅读与写作，两者很难协调：课文选得深，学生看不懂，不能提供作文的示范；课文选得浅，又岂有“在中学所诵习的，反是第一流的名著，在大学所诵习的，反是第二流的文章”？郭氏的办法是将教材分为两册，一册为《近代文编》，主要供阅读；一册为《学文示例》，主要讲写作。这是很好的办法，建国后50年代也有过语文分语言和文学的实验，80年代后重开大学语文课，一些学校教材也有分阅读写作两册或上下编的，但似乎都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近代文编》相当于文选阅读，选文的标准与前面吕思勉篇的很不一样，吕氏是主张多选先秦西汉的经、子、史，因为后来的语文都是从那里来的，郭氏则不录桐城派以前文，认为“近人所作，论议则反复阐陈，叙记亦描写淋漓，反有生命，反有大气磅礴之象”。吕郭两家的观点与教材（吕氏有讲义）如果能对比研究，当颇有意思。
《近代文编》选文按文体分十二类：（一）日记；（二）笔记；（三）游记；（四）传记；（五）叙记；（六）论说；（七）论评；（八）论辩；（九）题序；（十）书告；（十一）论述；（十二）疏证。都是适合学生训练写作的文体。又各体都有简短精到的评说，如日记一体：
日记之体，小则记述身边琐事，大则有关一代掌故，其文或谨严似史，或诙谲类说部，述作兼备，庄谐互陈，德性才学，均可于是觇之，知人论世，此其选矣。清季湘乡以远，越缦湘绮 ，最为著称，《饮冰集》中亦多可采。近人为之，厥体益放，盖且沦为报纸之通讯焉。最录数节以备一格。
各体评说是原文第五部分的内容，因文章太长，本书节录时略去了，大家可以自己找书看，这很可以作为今天大学语文教材单元设计的参考。（《近代文编》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重新出版。）
《学文示例》是指导写作的，作者认为“即视为作文法一类的书也未尝不可”。文章最末介绍教材构架，是以例为纲，分五大项十小目，非常缜密周到。朱自清曾评价说：“这《学文示例》确是一部独创的书。若是用来启发人们对于古文学的欣赏的兴趣，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这是很有用的一部参考书。” 徐中玉也说：“教材应该配合作文训练的目标，课堂上的讲授也应该和课堂下的自动的阅读与练习相配合，在这两种配合之下，我相信学生的进步是可以有把握的。同时我相信郭绍虞先生所编的《学文示例》（开明印），如果用作教材（另外再补充一点）或课外指定阅读的材料（其中之一），将能很有助于这两种配合。”
但是用于指导学生作文的《学文示例》反而不排斥桐城派以前文，这又是比较奇怪的。所以朱自清又略有微言，说：
郭先生编《学文示例》这部书，搜采的范围很博，选择的作品很精，类列的体例很严，值得我们佩服。书中白话的例极少，这是限于现有的材料，倒不是郭先生一定要偏重文言；不过结果却成了以训练文言为主。所选的例子大多数出于大家和名家之手，精诚然是精，可是给一般大学生“示例”，要他们从这里学习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难了。至于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乐意学习这种文言的，姑且可以不论。
另有很多研究者也都对这一教材发表过评论。朱逊《介绍“学文示例上册”》 特别看重《学文示例》“举一反三”的价值，他说：
大概教本，读本，选本之类只是举些例子。以为天下奥妙尽在于此，只顾捧住本子死读，即使得益，也不会太多。认清那些本子只是些例子，从中得到些启示，学到些方法，随时随地拿来活用，那才受益无穷。譬如有了这部《学文示例》，叶燮摘汪（琬）文之谬，纪昀削史通之繁，方苞删汰唐宋古文的语句，咱们何尝不可用同样方法，看现在的报纸记载，杂志论文，乃至文艺作品？又何尝不可用同样的方法，对自己的文稿■不容情的挑剔，极端审慎的修改？又如此书常用对看的方法，它的材料虽不多，且偏于旧籍，但咱们何尝不可推广它的方法，另选一些对象来下功夫？水浒与红楼梦同是性格描写的名著，而又彼此不同，不妨对看，曹禺，李健吾，丁西林的戏剧都有相当成就，他们的风格如何，不妨比较。诸如此类，题目正多。用功愈劲，识力愈增；识力的增进是手法进步的根源。现在介绍一部《学文示例》，主要的目的，就希望读者从此书得到启示，学到方法。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 则认为：
郭先生这本书，是大学国文教本中最有系统最适合实用的书，他以语文训练为主，而不受学术文化或文学史等观念所影响，故目标清楚，范围不杂。阅读与写作有联系性，即知即能，彼此兼顾。选用教材，无入主出奴之见，无贵古贱今之病，类例编排，既极分明；比较参互，尤饶趣味，学者细心阅读，自会悟到做文章的法门，若更辅以近代文编，则中学国文程度虽低落，当能得到满意的补救了。
张长弓《读“学文示例”》 比较《学文示例》和部定教材的优劣，说：
（《学文示例》）与往日教部所宣布目录，迥然不同。（部定教材）检阅目录，令人有坊间活页目录之感。此编则系有组织有结构的著作。是以“比较”金线，贯穿各种文体，提起来成就一串珠链。
这都是肯定郭编教材的，但同时论者们也都对教材的过深过难提出批评。除了前面朱自清的微言，李镜池也认为该教材“研究之意味较重，求备之观念作梗”，“选文间有不免艰深、繁杂之病”，“此外还有不少文章都不适合学生程度的，应该大大删订”。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对于教材编写出版学界有很好的监督评价机制。
郭氏显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并着手尝试解决，就在编写《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的同时，他还参与了一项更为贴近学生的工作，他说：“在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和逼迫，使我注意到大学国文教学的问题。我为了注意此问题，于是先定下两个步骤，一是国文教材的编纂，又一是学生作业的整理。”后一项工作，具体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这一学年中间，他和教师们搜集大一大二各班的改卷，将原作与改正之处，用蓝红二种墨水，分别记录在卡片上面，登录之后再加分类，分类之后再加整理。在每一星期中，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的作文卷须加登录与整理，工作量很大，所以这项试验只进行了一年，最后编成了《作文摘谬实例》一书，这原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因黄如文用力较多，且为是项工作最后完成的一人，该书署了他的名字。这本书后来并没有见到发行，但是在1941年6月《文学年报》第七期上确实发表了郭氏的《作文摘谬实例序——一个国文教学法中的新问题》这篇序文 ，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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