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篇《在科隆大教堂尖塔上》的短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邵毅平老师为牛竞凡主编的《大学语文读本》撰写的序言,这本教材目前还看不到,但这篇序已于2020年4月1日单独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
序文开头便问:“学语文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大学语文读本》的序文,是不是接下去还应该再问:“学习大学语文有什么用?”假如仅止于“学语文有什么用?”那是可以编出一本普通语文读本来的,但那还不是“大学语文读本”。而这篇讨论“语文有什么用”的序文,也失去了它本该有的重要意义——因为中小学也有语文课,但并没有人说语文不重要,要取消中小学语文课,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大学语文。所以无论是编“大学语文读本”教材,还是写该教材序言,都不能不提出“大学语文有什么用”的问题。
序文题为“在科隆大教堂尖塔上”,作者从他登科隆大教堂尖塔的经历说起,他说他发现在哪高耸的塔顶上,几乎所有的梁柱上,都密密麻麻地,涂满了类似“到此一游”的字句,尽管要在上面涂鸦,肯定得爬过去,显然相当危险,但照样涂得满满的。其中有一句中文的,是“某某某到此三游”——那个“三”字,三横颜色粗细不一,想必那位老兄登了三次,每次添加了一横。汉字的妙处于此毕现,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了。
假如这篇序文从一开始就立意要讲“大学语文”,而不仅仅是“语文”,那么这个例子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包袱”——语文教育本也是不断的向着顶峰登攀,从“一游”到“二游”到“三游”,也就是从小学语文,到中学语文,到大学语文,都有不断登攀的理由。我曾从语文“工具论”的角度论述过各阶段语文学习的目的: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中学学习做准备;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大学学习做准备;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各专业功课的工具,为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当然这只是一个简略的说法,事实上小学、中学、大学也都有各自的人生,这里从略。)
那么具体说起来,大学语文的学习目的就有两个,一个是为各专业学习提供工具,这是中学语文提供不了的。譬如中学讲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这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说明文体(说明文可以说明事理,说明物理,说明道理),真正的议论文是要讲四要素的,即论题、论据、论证、论点。所以无论哪个专业的大学生写论文,都必须从选题、开题入手,不可能有什么课堂内的限时作文。这个道理从大一的语文课就应该讲清楚,最好还能再做一些这方面的基础训练,因为等到大四写论文的时候再讲,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也是目前很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够合格、甚至有抄袭行为的一个深层原因。
大学语文的第二个学习目的,是还要为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四十年来,社会批评意见不断,但都是批评大学生缺乏应用写作的能力,没有一条是批评大学生不会写诗歌小说的(以此我也对目前盛行的“创意写作”有保留意见)。所以大学语文就必须讲一讲应用文写作,当然作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语文,只能讲应用文写作的基础知识和训练,譬如逻辑思维的特点,譬如消极修辞的知识,以及“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训练(“准确、鲜明、生动”本来是毛泽东针对应用写作提出来的,后来成了文学创作的标准,应用写作反倒提得少了)。当然还有司法文书写作、财经文书写作等等,但那是专业应用写作,如果有必要,会开设专门的专业写作课,而公共课性质的应用写作,可以为这样的专业课做准备,但是不能越厨代庖。
那么大学语文是不是就不要讲文学作品的课文呢?甚至用应用写作课取代大学语文呢?那也不行的,因为第一,语文是一种母语教育,任何民族最好的语言都保存在该民族的文学作品中。第二,高等教育不仅是一种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是怎样养成的?根据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说法,只有极少数人可能从哲学学习人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文学作品学习人生的。所以大学语文应该包括文学教育,当然不是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讲上几篇文学作品,而是要告诉学生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最好能为他们开列书目),什么是好的文学品味(这一点在如今这个鱼龙混杂的阅读环境尤其重要),培养他们成为终生热爱文学的人。
大学语文本来有这两个学习目的也就够了,但是在目前中小学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环境下,大学语文还多了一重任务,那就是温儒敏先生所说的,要把学生们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整过来。这就要求大学语文教师要多关注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建构主义说,学生不是带着空白的头脑走进教室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要有“大中比较”“大中衔接”“大中提升”的意识。
以上回答了“学习大学语文有什么用”的问题,而这还不是一个终极性的答案,现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我们国家语委,都在强调“母语权利”的问题,和权利相关的应该就是义务,学习和使用母语是每一个公民的终身权利,也是终身义务,从这个角度说,在小学语文、中学语文之后,还要有大学语文,这是毋庸置疑的,将来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充分涌现,终身教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那么“大学后语文”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回到本文开头说的科隆大教堂尖塔上的三道杠的下面,届时完全可以再加上一道杠,即“到此四游”——中国古代文字就这么奇妙,“四”就曾经是写成四道杠的。
链接:在科隆大教堂尖塔上——《大学语文读本》代序
http://book.youth.cn/zx/202004/t20200402_122690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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