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应遵守律师伦理规范”；律师伦理规范中则有如下的要求：“律师不应拘泥于诉讼胜败而忽略真实之发现”、“律师得于法庭外向证人问其所知之事实，但该询问以就必要事实之说明或为辩护有必要者为限，不得诱导证人为不实之陈述。”检调侦查时所为之讯问，基本上是调查事实，不是询问意见，被讯问者，是要就亲身所知之事实提供回答，律师并不是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也不是代理人，不能代替当事人回答事实问题。因此，律师们为了当事人应讯，预拟可能的问题并代拟答案，基本上是极不妥当的行为，那是在以律师自己认为适当的答案，代替当事人的事实认知，充当当事人的回答，此与诱导其为不实之陈述无异。
要知道，即使律师只是教导当事人回答“不知道”或是“不记得”了，也可能构成教导欺瞒的行为。因为“知道”或“不知道”、“记得或不记得”，只有本人自己最了解，律师不能越俎代庖。律师预为当事人拟就问题与答案，由当事人依样画葫芦于侦讯中加以回答，就是违反律师法，欺瞒执法人员的行为。严格地说，此作为不但有违反律师伦理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公务员登载不实的刑事责任。
令人担忧的还不只于此，如果这种律师为当事人预拟教战守则的作为成为风气，律师伦理势必荡然无存。事实上，先进国家的律师实务，乃至台湾的律师执业经验之中，这种问答内容的教战守则，根本就是闻所未闻之事，现在在赵建铭案中出现这种行为，真是骇人听闻。就赵建铭等人聘请的律师阵容而言，都是赫赫有名的佼佼之士，竟然会在检方搜扣的资料中，查获“教战守则”，能不令人对于律师伦理亮起红灯，产生高度警惕之心？偏偏赵建铭的岳父就是鼎鼎大名的总统律师，难道对于这样一种败德的行径，完全不能认识其非？真是教人感到诧异不已！
如果不能辨明这种预拟教战守则的行为是一种错误，认定其违反律师伦理，甚至必须严肃以对，我们担忧社会大众在阅读相关新闻之后，会误以为这就是律师的常态任务，而不知道其实这为特殊身分人士过度服务的错误行径；也会误以为律师的任务，就是教导当事人如何说谎、欺骗执法人员以求脱罪，而不了解律师其实必须诚信正直，在司法程序中教导当事人说实话，帮助法院发现真实，才是正当的执业活动。正是这类教战守则的恶劣示范，会让整体律师界形象蒙羞，也使得社会对律师习于说谎的讪笑与刻版印象有了具体的事实基础。
因此，为社会法治观感计，为法治教育计，为维护律师形象计，为厘清律师伦理规范计，都不能将此事等闲观之，坐着不理。律师违反律师伦理规范的行为，是应该透过自律组织交付惩戒的。教战守则的曝光，是一件严重违反律师伦理风纪的行为，律师界难道不该有所反应，采取应有的风纪措施？否则律师伦理规范沦为废纸，司法正义渺不可得，岂不是律师总统治国经验中绝大的讽刺与笑话？
当律师公然为当事人准备教战守则，尚不认为自己有错，这些律师恐怕都该重修执行律师职务的教战守则。这也充分显示当前的法学教育中，并不重视律师伦理课程，也未普遍教导学生将来执行律师业务应该遵守的行为界限为何，如今终于出现严重后遗症了。这恐怕是一个值得整体律师界、法学教育界乃至司法界正视、思索并且设法补救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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