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第二年,郑勇想正式在上海落户。于是,她以每平方米1.2万元的价格买下上海内环以内一套99平方米的公寓房。房子总价120万元,首付40万元,月供7000元。买房后,郑勇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她再也不敢随便买衣服和化妆品,也不去泡咖啡馆、酒吧,每天一下班就窝在家里,连以前最心爱的时尚杂志都放弃了;由于薪水不够开销,她每月只能靠母亲汇过来的几千元救急。
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毕业后留在上学的城市工作——一两年后由父母或亲朋好友协助凑足首付款,开始城市“负翁”的生活。在年轻人中,这种生活状态越来越普遍。北京市建委2004年底调查发现,购房者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在所有年龄段中,二十一岁至三十岁的购房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38.8%,已经成为购房的中坚力量。
这一结果出乎不少人预料,本以为三十至四十岁正是一个人事业稳定期,并且通过多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这群人才应该是购房者的主力。但事实是,这个年龄段的购房者只有24.2%,比前一年龄段的低了14%。
各式各样的购房人包括了城市拆迁改造中出现的大量拆迁购买者、毕业留城的外地学生、海外留学归来者、富裕的外地购房团、为靠近名校而置业的父母、外地机构、外国人……
一家房地产公司如此预测北京市的主力购房人群: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到2020年总人口将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按现有的规模,平均每年新增16.8万人。外来人口控制在450万,平均每年新增5.6万人。这两类人中,即便是一半人有购房需求,每年也需新增11万套住宅才行。此外,北京市每年计划的拆迁房屋也有7万套左右,其中大多数拆迁人群都会有购房需求。
而北京的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的8.2万人急剧上升到2005年的15.5万人,并且还在增长。他们之中有八成人选择留京工作,而三到五年后也陆续加入购房者行列。
庞大的置业大军似乎一夜之间都涌入了房地产市场,二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坚力量。
北京九力营销公司在2002年和2003年针对北京市场潜在购房者做过问卷调查。观测两年后他们发现,北京市场的购房者出现低龄化倾向,二十五岁以下的购房者数量明显增多,仅仅一年之间就上升了8.9%。
到了2005年,该公司再次调查发现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根据调查,在所有准备两年内购房的人中,三十岁以下的占55.5%。二十五至二十八岁间准备购房的人群占到了三成以上,为所有年龄段之最。
这一结果显然与欧美和香港等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市场中,三十五岁以上的人群才是置业的主力。
为什么会在刚毕业不久之后就选择买房,郑勇给出的答案是“希望能有稳定感”,同时也避免了合租房屋的不少麻烦。当然房价持续上涨也使她急于下手。
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现在二十五至二十八岁年龄段的人正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参加工作两三年之时。这些年轻购房者可以得到双方父母两个家庭的财力支持,这让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间大幅提前。同时,房价的连年攀升也使得不少年轻人出现“价格恐慌症”,提前释放购房需求。
这一判断也为一项调查所验证。在北京市准备购房者中,“单身”或“夫妇两人”的家庭占据了整个购房者的六成以上。
透过家庭资助,这些年轻人进入了房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如愿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由于工作年限不长,积蓄不多,无论是工作变动,还是利率变化,都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不堪重负的郑勇曾想过把房子租出去,另外再租市郊的二手房。可挂牌后才发现,所买房子的租金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元,扣去二手房的租金,每个月增加不了多少额外收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漫二十多年。郑勇说:“今天父母替我养了房子,明天谁来养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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