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种自由选择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小国的汇率机制选择不会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但大国则不同。主要国家的汇率安排和政策影响着其它大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如果主要国家对彼此间的汇率关系不满意,就有可能爆发经济和政治冲突。
此外,如果它们的汇率安排不能推动失衡的适时调整,就可能造成无序调整,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代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人们普遍认同,美国必须大幅削减经常账户赤字。
这需要美国国民储蓄增加,世界其它国家的支出增长。但实际汇率也必须改变。假设市场上出现了必需的美元贬值。那么,如果中国和日本想维持本币兑美元的汇率(就像它们目前有权做的那样),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也会想要做出同样的举动。
之后,将出现欧元的大幅实际升值,可能对欧洲造成毁灭性影响。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汇率大战,保护主义也会回归。因此,对于主要国家而言,自由选择不是一个适当的原则。它们需要依约选择自己的汇率机制。这个观点的适用性远不止于当前的情形。
今后25年,中国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提升,印度等其它国家将成为主要国家。为了回应生产率增幅的差异,需要对实际汇率进行大幅调整。如果当前盛行的无系统局面持续下去,就不可能进行顺利调整。
主要货币汇率体系的最终形式应是什么样呢?固定汇率制或“硬”汇率目标区在政策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将导致严重丧失货币自主权。这将意味着通过内部价格变动对大规模的不对称性波动——如当前生产率增幅差异造成的情形——进行调整。这既无效也令人无法忍受。
因此,主要国家将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就中国而言,只有在过渡期内完成商定好的有步骤汇率改革后,浮动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但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时会导致汇率出现“羊群效应”,而这显然是极其愚蠢的,比如1984至1985年的美元泡沫。
这就只剩下了两个现实的选择。主要国家间的汇率多数时间可以没有管理的方式自由浮动,但偶尔也要进行协作干预。或者,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所建议的那样,主要国家间可以定期达成参考汇率,允许干预,但只能是将市场汇率往参考汇率的方向引导。
上述两种方案都将要求主要国家定期就汇率关系进行对话,偶尔还需要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合作。目前没有这样的论坛存在。七国集团论谈并不适合:它没有包括中国,却包括了一些不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角色是什么?虽然当初创立IMF的一个动机就是要避免汇率冲突,但在1978年第二次修改章程之后,它便放弃了所有这方面的角色。那一次的修改将汇率制度的选择自由原则写进了章程。
它也禁止“汇率操纵”,但这个术语从未得到过一致的定义,相关条款成为一纸空文。此外,IMF对主要国家没有影响力。在提供一些信息、专业技术经验和“无情的真相告知”方面,它是能发挥作用的,但一旦进入摊牌阶段,主要国家间的汇率协议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作者:VIJAY JOSHI,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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