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以前觉得很新鲜,现在我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这个开头不满意。文学课上老师说,这是“审祖意识”。现在我想说,“祖”是不能“审”的,“为长者讳”自有其道理。不过《红高粱家族》好歹是小说,小说家有他的“特权”。而《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却是纪实,对自己的父亲这样不留情面,我就觉得有点不大像话。若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来写,九泉之下的季老也许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不幸的是,人都有窥探隐私的癖好。明知此书不好,我还是把它看完了。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的事——
季羡林的婶婶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是她支撑着季家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是她同季的妻子一起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的暴风骤雨,伺候他享受了文革后十几年的平静生活。她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可她把季家的所有成员都当成亲人,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季家。但是,在她病重住院期间,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她去世后,季羡林也没有任何表示,没送鲜花,没有挽联,也没有去参加告别仪式,后来倒是有了一篇散文。
失去婶婶后,季羡林又意外地失去了爱女婉如。但是,他同样没有为女儿送行,没有送花圈,只是在儿子面前低声嘟囔了一句:“我知道了。”后来,季羡林又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有人曾经问季羡林:“你对这些事(指家里发生的事)怎么没有什么反应?”他回答:“去看我的散文。”
很好笑是吗?是挺可笑的。虽说“秀才人情纸半张”,但薄、脆到这种地步,也真骇人听闻。也有可以勉强理解的地方。比如,当一个人欲哭无泪,是最痛苦的时候,这时,我们会劝他:“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同样,写作也有这种宣泄、治愈功能。歌德每次失恋后,往往先是大睡一场,然后就写一本书出来,或是小说或是戏剧。书写完后,歌德又可以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了。真是让人羡慕。《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出版后,季承先生是否也可以就此打开和父亲的心结呢?(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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