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丹比是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在48岁的年龄，突然回到了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修两门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也就是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这两门所谓的“大书”课。这是为什么？
大卫·丹比先生觉得自己身上不知哪里有点不安宁起来。作为媒体的一员，他也厌倦了媒体；在那个图像的深谷里，在那个狂乱而阴郁的另一半生活里，那里充满了名字、地方、闲聊、打斗、赛车、枪击、专家谈话、夫妻互相指责对方不忠的日间节目、十足的忙乱感、不停的运动、难以置信的活动和从头到尾的无聊、需要得到满足时的哼哼声——他感到的不仅仅是不安。他分析不安的原因——
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上世纪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而不稳定的东西。一经就位，立刻就分解了，某些片断得到充实，其余的则被匆匆推离舞台。一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信息，这就是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焦虑不安得像半疯了一样的诸多原因之一。
大卫先生反省：我已经不再是个读者了，或者这么说吧，我已经成了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杂文的读者。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
于是大卫先生觉得不能再拖了，毅然决然地在时隔30年后，重回母校，和18岁的学生们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共同阅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著作。
让大卫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重回课堂并非那么简单：当我捡起一本严肃的书时，往往是看了20页了，注意力还在游逛。我想读它，可游思漫想插了进来，书上的字卡在通往我的注意力的瓶颈里了。我的节奏已经变了。我是一个看电影的人，一个读杂志的人，一个收看CNN的人！阅读这项继吃饭、做爱之后最自然、最核心、最令人满足的活动已经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一种苦恼的经历。
当然，大卫慢慢地克服了这种阅读困难，顺利地从荷马一直读到了伍尔芙。在阅读这些伟大著作的过程中，他收获了很多喜悦；更重要的是，他那失落的自我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回到他的意识中。
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完两个学期后，回家写了这本书，大卫想让他的孩子们“获得一种柏拉图认为一个'正当’的人所必需的性格的稳固性和明澈性”，而不想让他们消失于电子媒体噼噼啪啪的噪音中。
同样作为媒体人，我们对于大卫先生的痛苦经历肯定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却没有觉醒，依然陶醉于电子媒体噼噼啪啪的噪音中。这是我推荐此书的理由。
小编注：此文刊发于2005年7月29日《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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