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文人多礼。不久前在一篇介绍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启功先生也很多礼。到同事家里做客，临走前不会忘记给主人的老母亲恭恭敬敬鞠一大躬。对陈垣先生，更是严执弟子礼。自己书画拍卖所得的钱，要以老师的名义设奖学金。
这样的文人，自然是宽厚的。据说，他对仿冒他的书法的态度是：“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的一种谋生手段，我一打假，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他学的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再者，他是缺钱用，才干了这种事，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
对这样的宽厚，有一位时评高手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解读：启功先生的宽厚，放纵了文化界假冒伪劣现象的泛滥；而对盗版不依不饶的余秋雨先生，更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做法无疑更具法治精神，更与时代合拍，也更有利于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他毫不怜惜那些以盗版为生的文贼，与他们势不两立，就是要砸他们的饭碗，就是要逼着他们改行，就是要让他们过不下去。这样做，看似刻薄寡情，其实正是他的大智慧，大慈悲，'道是无情却有情’。”
1997年，本报编辑张立请启功先生为她编辑的版面《时代风流》题写版名。大约两个星期后，张立拿到了题字，发现启功先生没有题写“时代风流”四个字，而是写了“公正廉明国之柱石”八个字。
我觉得此事意味深长。启功先生真的没有法治精神吗？很可能不是。他对法治的理解比很多人都深刻：法治要以人为本。不以人为本的法治有可能比人治更糟。不久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杜宝良案件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人的愤怒？就因为恶法横行呗。就说打假，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一味地打击，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启功先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感化的作用。这个老头子真的很伟大。
小编注：此文刊发于2005年7月21日《检察日报》声若蚊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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