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解构鲁迅的伟大,但偏见确实令人不解。果真是格局很大,但心胸狭窄?#
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毋庸赘言,但他并非完人,而且还是有偏见的人,特别是福建人有着极大偏见的人。
晚清最后一场科考舞弊案正是鲁迅偏见甚至是仇视福建人的由来。鲁迅那个才华有余办事不足的祖父——周福清,怼天怼地对同事,不知道是真的太刻薄还是被其他,总之被上司福州人沈葆桢参劾,在北京混了个七品官14年,能怪沈葆桢?派仆人行贿同年,同年跟副手正在大眼对小眼,无奈安排福州人王仁堪公开年了信,抓住其仆人,能怪王仁堪?沈葆桢说周福清“颟顸”,意思是糊涂而又马虎,外表粗俗、不修边幅;大大咧咧。是挺“颟顸”的,行贿派说不清楚话的仆人去送信,钱不多,还众筹行贿。自己儿子都没搞定,还要带上五个人,也就是要靠一万元搞定1+5人,而且还是空头支票……怎么想的。
对福建的偏见不仅仅体现在鲁迅的作品中的福建人影响,在对“福建事变”相关的十九路军的评价上也诸多片面,尽管十九路军那时确实举起的是反蒋抗日的大旗,鲁迅先生亦没改变其对十九路军偏见。对于福建革命政府,鲁迅也不看好,在不同文章中表达着自己负面的观点::
东南方面。略有动乱,为着抢骨头。从骨头立场说,给甲狗啃和给乙狗啃都一样。(《致增田涉》)
福建独立之初,虽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倒反而失踪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关于中国的二三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人。刑场就是狱里五亩大菜园,囚犯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写于深夜里》)
……
而以鲁迅当时得影响力,是不是也是福建事变的十九陆军孤立无援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除此,鲁迅最后也与介绍他去厦门大学教书的林语堂,因为一场朋友的聚会中误解林语堂附和的情绪和立场,从此交恶,两人彼此在日记中都有记录。鲁迅在1929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
“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尽管在现场林语堂已然解释不是鲁迅理解的意思,然而已然无用,从此……
对待没有正面冲突过的冰心,尽管在正面场合鲁迅是没批判过,但在与周作人的私信中,却把冰心讥讽为“像个因为别人调戏就上吊的女人”,算是白白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真真不明白,在当时的年代,遭受了“人肉”的冰心,身为女子维护自己的清誉有什么不对?!我们总不能也没品的说换他的女眷试试?
林语堂、冰心也都是福建人。哎……想想,鲁迅祖父周福清若不是在北京骂骂咧咧,就鲁迅在厦门大学那样,公开怼天怼地怼所有,也许就不会得罪了很多人,就不会被沈葆桢参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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