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解构鲁迅的伟大，但偏见确实令人不解。果真是格局很大，但心胸狭窄？＃
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毋庸赘言，但他并非完人，而且还是有偏见的人，特别是福建人有着极大偏见的人。
晚清最后一场科考舞弊案正是鲁迅偏见甚至是仇视福建人的由来。鲁迅那个才华有余办事不足的祖父——周福清，怼天怼地对同事，不知道是真的太刻薄还是被其他，总之被上司福州人沈葆桢参劾，在北京混了个七品官14年，能怪沈葆桢？派仆人行贿同年，同年跟副手正在大眼对小眼，无奈安排福州人王仁堪公开年了信，抓住其仆人，能怪王仁堪？沈葆桢说周福清“颟顸”，意思是糊涂而又马虎，外表粗俗、不修边幅；大大咧咧。是挺“颟顸”的，行贿派说不清楚话的仆人去送信，钱不多，还众筹行贿。自己儿子都没搞定，还要带上五个人，也就是要靠一万元搞定1+5人，而且还是空头支票……怎么想的。
对福建的偏见不仅仅体现在鲁迅的作品中的福建人影响，在对“福建事变”相关的十九路军的评价上也诸多片面，尽管十九路军那时确实举起的是反蒋抗日的大旗，鲁迅先生亦没改变其对十九路军偏见。对于福建革命政府，鲁迅也不看好，在不同文章中表达着自己负面的观点：：
东南方面。略有动乱，为着抢骨头。从骨头立场说，给甲狗啃和给乙狗啃都一样。（《致增田涉》）
福建独立之初，虽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倒反而失踪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关于中国的二三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人。刑场就是狱里五亩大菜园，囚犯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写于深夜里》）
……
而以鲁迅当时得影响力，是不是也是福建事变的十九陆军孤立无援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除此，鲁迅最后也与介绍他去厦门大学教书的林语堂，因为一场朋友的聚会中误解林语堂附和的情绪和立场，从此交恶，两人彼此在日记中都有记录。鲁迅在1929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
“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尽管在现场林语堂已然解释不是鲁迅理解的意思，然而已然无用，从此……
对待没有正面冲突过的冰心，尽管在正面场合鲁迅是没批判过，但在与周作人的私信中，却把冰心讥讽为“像个因为别人调戏就上吊的女人”，算是白白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真真不明白，在当时的年代，遭受了“人肉”的冰心，身为女子维护自己的清誉有什么不对？！我们总不能也没品的说换他的女眷试试？
林语堂、冰心也都是福建人。哎……想想，鲁迅祖父周福清若不是在北京骂骂咧咧，就鲁迅在厦门大学那样，公开怼天怼地怼所有，也许就不会得罪了很多人，就不会被沈葆桢参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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