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只有一所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可以尝试从“实现高校个性化”的角度考虑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明晰“什么是现在无法改变的”、“什么是可以调整的，哪怕收效甚微”。从原理上讲，高校行政化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组织、制度及文化体系。为了实现“去行政”的目标，我国高校必须促进组织转型、制度改进和文化革新。
高校行政化是在中国官本位文化尚未清除的背景下，高校党政机构与上级党政机构同形同构，其权力运行机制通过模仿西方科层制而形成的中国式科层制[1]。高校行政化在组织上的表现，是高校形成了与上级党政机构完全相同的党政组织。
当今我国高校需要去行政化，不是因为“行政化”本身不合理，而是在我国高校这个环境中，“行政化”逐渐喧宾夺主变了味道。而这种行政化的原因，在组织上表现为行政的权力化，从校长的委任制度上也能窥见一二。
现阶段我国大学治理的基本架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目前这是适应我国国情的唯一选择。虽然无法动摇中央与各地教育部对高校校长的委任制度，但是可以考虑适当增加学者和学术委员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这可能会让学者们自发的思考本高校的发展方向，进而推荐合适的校长，而政府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考察和选择，这样既保有了高校的发展个性，又能确保在领导下合理的进行。
高校行政化在制度上的表现，是高校内部的规则与人情并存，专业性弱而行政性强，服务弱于管理。从制度上讲，西方科层制有其可取之处，它以理性规则为重，旨在突出官员选拔的专业性，其实这放在高校管理当中应当是件好事。从西方借鉴“新公共管理主义”的主张，引入考核、监督和审计的出发点也是提高学术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行政化”和“绩效管理”是工具，但用法和用处出了问题。任何制度都可以是工具，只是使用方法不同收效也就不同。
高校去行政化需要外部制度的改进。从外部来说，在于中国的科层制对服务目的和管理手段定位不明，导致“为管理而管理”，为此引入的绩效制度只能说是完成任务的工具，教师与学生叫苦不迭，行政层“吃力不讨好”。所以，外部的放管服改革还要继续进行；虽然“人情社会”的基调无法改变，但如果引入切实的监督机制会让我国的科层制度有更规范的“人情味”。
高校去行政化更需要内部制度的改进。行政化的内部因素是学界的自我异化，这其中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妥协和较少参与日常管理，因此改革需要双管齐下。高校内部也要进行科学决策与民主管理，提高主体参与度和对社会的开放程度，接受社会的监督和问责，这或许也是一个高校能减少对政府依赖性的路径。
高校行政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高校盛行“官本位”思想，成为行政不正之风的文化根源，进一步加剧高校的行政化。学术界受到行政文化的侵扰，导致“行政成为一种权力，行政级别成为一种身份，行政文化成为大学的精神，行政管理阶层以“官员”自居，学术文化逐渐淡薄，大学的风气形同官场，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缺乏热情”[2]，由于学术与行政的挂钩，学术的目的不再纯粹，变成了谋求行政地位的工具。
导致行政化如此严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和高校两个主体缺乏有效互通渠道。治理和统治都是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但治理更注重一种上下层的沟通，这其中的权威不一定是政府机关。参考罗伯特·伯恩鲍姆的“松散联合系统”概念，或许可以消解科层官僚权利的控制强度。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作为技术性官僚的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相联系，但不是行政人员渗透进学校内部，学者不是官僚，学者要了解官僚的初衷，把握政策的弹性，把握政治和学术的一种弹性，这样会给大学的学术环境一定的空间，让学术文化得到更好的弘扬，避免被行政文化取而代之。
[1]李太平,张怀英. 高校行政化内涵辨析[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1(1): 20-28.
[2]王建华.中国大学转型与去行政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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