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家庭教育学课堂中，发现许多同学都提到过自己和“父亲”存在矛盾与问题。其中包括“和父亲感情的淡薄”“难以沟通”等。这一现象映射出的实为家庭中父母职责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父职的缺位与母职的焦虑成为许多家庭矛盾的缘由，而父职缺位与母职焦虑又很大程度上受社会集体意识所影响。因此下文将从“家庭分工”“角色身份”和“社会问责”三个方面，探讨父职缺位与母职焦虑有怎样的社会性原因。
按照传统定义，母职是社会围绕养育和照料而建构的一系列活动和关系，父职则似乎是个新概念。如“男主外，女主内”就昭示着，女性历来承担着育儿的责任，且几乎只有育儿的责任，而男性职责则体现在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及姓氏传承、财产继承。在现代社会，这种家庭性别分工的刻板模式理论上已经几乎被摈弃，我们清楚地知道，父母任意一方职能短缺都会对家庭关系、家庭分工造成不良影响，但“父亲缺位”，尤其是父亲的功能性缺位，依旧尤为普遍。
而社会集体意识也为家庭赋予了区分较为明显的父母的角色身份，父亲与母亲的角色责任划分进一步导致了焦虑密集的母职，以及低参与的父职。笔者通过询问身边的教育工作者A老师了解到，在幼儿园阶段，基本由母亲负责照料孩子；当教师出面处理学生个人问题时，也会优先联系孩子的母亲，A老师戏称幼儿园的爸爸们“都摆烂了”。而进入到初高中阶段，父亲的出面次数逐渐增加了，但多数参与的是与子女成绩相关的问题，母亲依旧是家校联系的“代言人”。
学者林晓珊曾指出，母职的焦虑是从“准妈妈”开始的，对母职焦虑的研究几乎涵盖了孩子孕育、抚育、教育的各个阶段。如今的母亲们承担着过多的身份，她们既要担任孩子的主要“抚育者”，孩子生活乃至未来的规划者，与孩子情感连接的主要沟通者，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筹备者，又不能忘记忙碌于自己的事业。母亲的职责变得繁杂且相互交汇，甚至显得有些混乱。社会与在家庭的职能之间产生的种种冲突，让母职的焦虑愈发严重，并且投射到了子女身上。
而社会对于父职的期望则是家庭的“供养者”，是家庭的话语权和权威。父亲的家庭责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供养，这基本被认为是父亲对家庭的个体责任，这一社会期望看起来根深蒂固，比如当问起谁该主要负责家庭经济来源时，答案往往是父亲。父职的单一化，也导致父亲对孩子日常照顾的缺席。
上文提到低参与的父职，其实我更愿意称为模糊的父职。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对父亲的职责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划分。如今关于母亲在家庭中职能的建议有许多，但关于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好像没有太多可实施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在有关父职缺位的讨论中，公众并未特别关注这些加剧育儿压力的外在社会因素，而是试图从家庭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呼吁由父亲来承担孩子的照料和养育工作。[1]但另一方面，男性从制度上就很难获得充足的育儿时间，社会给了男性更多的人力资源机会，也因此无法给父亲太多“行父职”的机会。试想身边有多少“全职爸爸”呢？让爸爸们全然深度参与家庭教育，似乎并不现实，甚至给父母双方都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家庭教育内卷”，使双方都更加疲惫。
而对于母亲，社会的进步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高，但是否能回归家庭似乎仍然是评判女性是否是一个合格母亲的标准。一个常年在外出差的妈妈，往往会受到类似于“不顾家”“不管小孩”的谴责。社会给予女性更多的资源，却也隐含着对女性的更高要求，既不提倡“全职妈妈”，又要求母亲“顾家”，甚至在如今教育资源不平衡，以及内卷现象严重的大环境下，教育的母职化又将母职焦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有人说“减负是家长的增负”，对普通家庭来说，鸡娃同时还得鸡自己，谁又来为这些焦头烂额的父母呐喊呢？
总之，父职缺位与母职焦虑是长期社会集体意识推动的产物。首先是男主外与女主内的传统分工虽在理论上受到摈弃，但在现代家庭中依旧普遍；其次是角色身份不同，父亲供养者与母亲抚育者的责任划分明确而固化，导致一系列冲突；最后是社会问责迥异，对父职和母职的要求相区隔。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促进父亲与母亲职责的融通，还需要社会进行长期的探索，并将之努力付诸实践。
[1]唐咏.被建构的焦虑母职和参与父职：基于深圳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的质性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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