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周恩来》/李人毅绘
开国大典上的周恩来
作者：李人毅
他的泪珠悄然洒落在泥土里
站在天安门上，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周恩来展开公告文稿与毛泽东轻声交谈着，毛泽东用右手扯住公告的另一页，他们把开国宣言书做最后一次的斟酌。
年轻的女摄影师侯波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永恒的一瞬。
周恩来是开国大典筹委员会主任,就在不到半个小时前他被任命为这个新生国家的总理,别提他此时肩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了。庆典的三项内容分别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式和群众大游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内容：庆祝新生，展示辉煌。一个民族拥抱光明的过程中写满了追求，追求的路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脚印，就在毛泽东极目远眺之际，几乎是同时，周恩来的目光也掠过广场中心的那堆新土。那里将是中华优秀儿女忠魂安息之地。
周恩来的生涯中，倒在他前边有多少烈士他已记不清了。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人，长征一路上倒下多少红军战士啊!周恩来常常说自己是个幸存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在崂山遇险的枪声里，死神曾与他擦肩而过。怀着崇高的情殇，他收养照顾过一个又一个烈士的遗孤，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国内战事频仍时，他把许多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可当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亲自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本不可能让对方接受的协议：不让烈士子女上前线。这对于斯大林那种“心如铁、志如钢”的人物需要多少崇高的人格力量才能让其“通情达理”啊。
就在昨天晚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一向行语通畅的周恩来，竟然在简短的讲话中有几处别人察觉不到的抑顿。他的致辞随着洒在基石上的泥土，被永远镌入祖国的大地里：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的情绪给共和国明天的庆典的辉煌涂上一层悲壮的色彩。
此时，广场上一阵清风掠过，中原大地又成熟了一个年轮。根植在泥土中的烈士的鲜血化做了傲霜的菊花。在风中摇曳，落日映得中天的云霞紫里透蓝，暮色幽幽，笼照着广场，为集聚在这里的人们的心头的沉痛，增添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激越和壮烈。在穆然的气氛中，周恩来拿起铁锹铲土．不觉中，他的泪珠悄然洒落在泥土里。他眼前闪过叶挺、方志敏、瞿秋白、王若飞、张太雷等等等等许多先躯者的面孔。这些身影原来应该走进明天的天安门城楼去欢呼人民的胜利。
思绪如潮却稍纵即逝，周恩来的目光从广场中心向东移去，那里，集聚着千军万马在等待着检阅……是啊，自从中共有了自己的武装那天起，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都牵系着周恩来的血与肉、情与思。
没有统帅称谓的统帅
统帅一词，似乎陌生于对周恩来的称谓，其实，中国红军，到陕北之前，周恩来一直负统帅之责。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人知之甚少，但史实总是耐不住寂寞，适时地展现给后人。
周恩来最早参加军事指挥是协助孙中山平定1924年9月的商团叛乱。两个月后他即应孙中山、廖仲恺之邀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此时黄埔学校尚未有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先是建立起组织机构并制定了工作制度，同时开设政治课教育。学习内容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社会进化史”等，在进行民族仇恨教育的同时出版了《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刊物；在学生内组织社团活动，在校内健全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黄埔军校显得朝气蓬勃，这是中国军队最早的政治工作。为此，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成的两个团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取得节节胜利。胜利之师贵在纪律严明，周恩来制定了“四不”和“四莫”，即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及莫取走人家门板、莫拆民房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这种政治工作在后来的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再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传承下来了。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是周恩来打下的，而优待俘虏的政策也始于周恩来。
那是1927年3月周恩来邻导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中，北洋军阀毕庶澄所部三千名士兵在工人武装打击下，缴戒投降。周恩来对被俘人员采取宽大政策，对放下武器的不虐待，发给食品，让他们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有家还家。后来，优待俘虏政策写进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八一南昌起义时，共产党员已拥有两万军队，在南下广东失败后余部兵分两路，一支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到达海陆丰、一支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
沿着周恩来踏入军事领域的足迹，还让我们知道了关于“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方式”的原则，是周恩来在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上提出并写进党的《军事工作决议案》中的，这对后来中国各地纷纷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着积极的影响。就是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常委，后又任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工作期间，周恩来根据斗争需要将大批干部派往苏区。贺龙、张云逸到广西、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等。其中最为神奇的伏笔是派程子华到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红二十五军传达北上开辟新区的指示，成为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的“急先锋”和接应部队。
周恩来还在组织兵运工作中促进了1931年12月的宁都起义。
周恩来的军事道路在延伸，他的军事思想也在发展着。他提出的不去占领大城市，坚持在农村发动群众及“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红军’”等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
在1929年统一红四军前委思想时，周恩来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指示信)，讲的红军的根本任务，发展战略，以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的政治工作、组织训练、战术问题等，成为毛泽东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一文的基础。
周恩来的人生中，往往把自己许许多多的闪光点，都溶入集体的辉煌中。在群体胜利中共享成功的愉悦。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红军领导岗位上几次被排挤时，周恩来始终在主持军事工作，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中央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周恩来除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指导方针外，积极支持毛泽东管军事，批准了他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当时红一方面军朱德任司令，苏区中央局主张周恩来兼任总政委，可他一直坚持由毛泽东担当此任。后终获同意。在宁都会议毛泽东离开红军后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联合指挥，在黄陵、草台岗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多人，开创大部队伏击致胜的战例。
第五次反围剿，中央领导人博古听信了“外来和尚”李德之言，使战役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在湘江之战红军从八万锐减到三万时，李德、博古束手无策，周恩来毅然担任指挥重责，采纳了毛泽东等人西进贵州不去湘西的意见。在遵义召开的会议上，他指出失败的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支持了毛泽东、张闻天的发言。会上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的常委。但周恩来仍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至此仍为主管与副手的关系。
关于红军北上陕甘的路线这一重要举措，也是周恩来在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会议上首先提出后，毛泽东及红军领导人同意的。这一战略方针使中国革命走向了通往胜利之路。
周恩来最后做出军事重大行动的决定，是抗战初期的平型关伏击日的战斗。在有人一再反对下，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伏击战，取得了“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平型关大捷。周恩来在解放战争中一直和毛泽东密切配合，毛泽东挂帅，他参予决策并组织具体实施。在对解放战争何时胜利的预见上，毛泽东在1948年9月西柏坡政治局会上提出“五年左右从根本打倒国民党”。周恩来从分析蒋介石政权政治、经济及腐败状况后说，如果对蒋打击更严重些，胜利能来得快些，并提出准备几次具有决定性的大会战。他还提出部队的统一建制和正规化问题。
事态果然如周公所料，三大战役一举定天下。他言出仅一年零一个月，就跟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
他真正理解了美和创造了美
一般说来，能成事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工作能力，二是具备优良品德来保证能力的发挥。周恩来把两者融合得淋漓尽致。在他“当家”时竭尽全力．“管家”时鞠躬尽瘁。位置转换前后立党为公之心不变。更可贵的是他从不以自己的情绪好坏来沉浮社稷。非高度品德修养难达此境界。
有了周恩来，是中国人的福份。
时值今日，仍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周恩来为什么会在婚姻上从一而终？回答是非正面的：因为他是周恩来，他是优秀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真正理解了美和创造了美。他的行为不仅在说明某种道德内涵，而是在深化这种道德，推进这种道德的发展。
然而，权力往往会膨胀人欲。一部二十五史写的更多的是帝王将相的人生憾事，更多更多的是因为权力争夺和人欲的无度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悲剧。
周恩来是成功的，他位居高而人不骄的人格诠释了民族美德，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世代所向往所求追的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假如不出现周恩来，中华文明史该有多么失落。为此，周恩来的人生，将大大走出他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功勋范筹，成为一个民族千古以来演化、提炼出来的闪烁文明之光的，彪炳万世的中华文化的“舍利子”。
周恩来短暂人生，为人类遗留下永恒的辉煌。
当然，站在天安门上的周恩来绝没有感觉到“结晶体”的辉煌，他一如普通人一样享受着开国大庆所带来的欢快。于是，我们看到了当时钟指向午后三点整时，在他的示意下，开国大典按着以下程序进行着：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太会开始．乐队奏响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政府副主席和中央委员就位。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站着几位银发长须的老人．他们是张澜、董必武。陈叔通和沈钧儒。
毛泽东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下电钮，升起了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五星红旗。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
礼炮声中，周恩来思绪又飞向了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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