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辈子
作者：肖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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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1939年农历十月初九日生人，2022年8月24日零时5分因病不幸去世，享年83岁。父亲的逝去，让我生出无尽的哀伤。回顾他这一辈子，虽然平凡却很不易。在他走后的这段日子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追思他的过去，忍不住写下了这些文字，一方面为了排遣自己悲哀的情绪，一方面是为了对父亲永久的缅怀。

一.年少出乡关

         父亲出生在蕲春县茅山乡长塘村一个叫捉马畈的小湾村里。家中排行老大，脚下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青少年时的父亲是家里最得力的人手。一大家人仅靠湖边汊尾几分薄田养家糊口。祖父除了种田，还烧着一口瓦窑。父亲跟着祖父耕田种地，烧陶制瓦，没日没夜。遇到饥荒，还得下到湖里挖泥藕，摸鱼虾，摘菱角，割芡实管子为一家人充饥度日。十岁时迎来国家解放，家境渐有改变，父亲也有机会通过扫盲运动读书识字勉强获得小学一二年级文化程度。五几年，十几岁的父亲也多少有点文化，思想开始变得不够安分起来，憧憬着外面的世界，总想找机会走出那个落后闭塞的小村子。祖父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父亲离开这个家庭。那个时侯，农业和农村正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如火如荼，父亲对于他的那个家庭是角顶角的劳动力。父亲如果离开他的那个家里就意味着家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这对于祖父来说是极不乐意的一件事情。由此，父亲和祖父之间产生的矛盾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激化。好在，父亲的思想和行为有村里和公社干部撑腰，祖父也阻挡不住。

        1957年11月底，父亲在向荒湖进军、向荒湖要粮的号令声中，跟随乡干董来林带领的支援农场建设的队伍来到了八里湖。也是这年夏天，父亲还与同是茅山乡的黄新华等一批年轻人代表蕲春县抢险队一起奔赴湖北省东西湖农场，在那里参加了一场排涝抢险的战斗。抢险过后，东西湖农场领导当场表示，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就地成为这个农场的职工。父亲与伙伴黄新华对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荒田野地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于是又回到了他的故乡茅山乡长塘村。这次，受乡干董来林的鼓动，加上同乡几个年轻人的吆喝，于是下定决心跟着队伍正式离开家乡来到八里湖农场。这年，父亲才刚满十八岁。

二.来到机务队

         乡干董来林带着队伍来到八里湖之后，随即被任命为陈圩大队的大队长，全面主持大队工作。陈圩大队靠江环湖，位于如今滨江社区所辖的高垸、王垸两个湾村之间，方园不过千多亩面积。那时农场处在筹建阶段，大队尚未建立支部，实行长官负责制。董队长带领的队伍不过百十来号人，除了跟随他一起来场的茅山乡二三十号人之外，还有来自青石乡支援农场建设的农民青年和蕲州镇的居民。父亲就在这个大队成了农场第一批来场职工。那时的他们，都是住茅屋，吃食堂，集体出工，生活和劳动十分艰苦。

        1958年，八里湖正式建场，定名为湖北省国营八里湖机械化农场。总场成立机务队，在全场范围内挑选有文化、表现好的青年到机务队当工人。父亲由大队长董来林极力推荐得到上级批准，于年初离开陈圩大队来到机务队，随即被分配到从匈牙利引进的DD413型履带拖拉机上，跟随技术工人秦开枝从师学艺，当上了一名机务手。值得一提的是，跟随董队长一起来场的还有其胞弟董来双，也是陈圩大队职工。董队长没有推荐其弟弟，而是推荐了我的父亲。要知道，到机务队当机务手就是国家定级工人，而生产队的农工是出工计酬，按劳分配的，即使是大队干部也与农工一样同工同酬，与国家定级工人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可见那时干部的思想境界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同年5月，父亲被选送到湖北省农业机械化训练班培训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取得结业证书，成了师傅。

三.红旗机车长

        那时的八里湖，名曰机械化农场，其实所言不虚。农场的机械化装备，以当时的条件说是先进、精良也不为过。机务队拥有一大批来自于前苏联援助的大型农业机械，如托罗斯、月托轮式拖拉机，DD413履带拖拉机，康拜因大型联合收割机，脱粒机，五铧犁，播种机等等。还有陆续调入的由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10台国产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全场农业生产从种到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农业机械。父亲培训归队之后就调到东方红2号机车上，后来担任机车长。东方红履带拖拉机承担着全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从1号机车到10号机车，各台机车分布在各个分场各个大队各个作业区，整田、犁耙地、播种、脱谷、抽水等农活主要靠它。冬春季农田水利建设也用它来承担推土、压堤的任务。一年四季，日日夜夜，无处不是它
忙碌的身影。父亲带领的东方红2号机车机组人员，四人分成两班，常年处在歇人不歇机的状态中日夜在田间劳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主抓粮棉油种植任务，全场二万四五千亩基本农田和旱地，水稻双季连作，旱地麦棉、油棉茬口轮作，田地翻耕播种，稻谷收脱，没有东方红拖拉机的帮助根本无法完成。在长期困扰农场地多人少、土劳矛盾突出的艰苦条件下，东方红拖拉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方红拖拉机的机组人员经过挑选、考察、定岗之后，多半采取传、帮、带的形式熟悉技能，进入角色。父亲身为机车长，既是一车之主即机组人员班长，又是师傅，因此肩负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单就带徒弟而言，从上世纪六十年到七十年代整整二十年间，带出的徒弟一批又一批，多达数十人。父亲所在的东方红2号机车一度被授予为“红旗机车”称号。父亲多次被评为红旗机车长。

四.上挖沙船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八里湖农场由初创、建设时期进入发展阶段。农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矿产资源开采加工业、个体工商业等各行各业充满勃勃生机。农场伺机而动，顺势而为，成立四分场，组建黄沙公司。黄沙公司由运输船队、挖沙船、黄沙站等三个部分组成，是当时新兴的充满活力的生产经营单位。挖沙船的船长是经过农场党委慎重挑选而任命的。挖沙船并非自动航行，而是靠拖轮驱动。采沙时游走在蕲河、巴河、长江中下游各处水域找点采沙，最远处还到过芜湖、镇江河等地。在作业区锚定之后承接运输机驳停靠，船上配备有柴油机作动力，驱使链斗潜入水底捞沙，一斗连着一斗通过链接传递到运输皮带，然后输送到接运黄沙的驳船上。虽然，挖沙船在大江大河里采沙可以为农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居无定所，迎风斗浪，四面环水一面朝天，其风险与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挑选挖沙船的船长农场党委慎之又慎，挑选的第一人选刘晨，上海知青，八里湖机务队柴油机技术掌门人，第二人选郑乙，也是上海知青，八里湖汽车队汽油机技术掌门人，决定取舍时都遇到了巨大阻力。父亲是第三人选，虽然也有机务队单位领导的不舍，最终还是接受了农场党委的决定。父亲带领挖沙船一班人马东奔西走，风里雨里，日里夜里，盛夏严冬，一年四季奋战在挖沙船上。高峰期日以继夜不停地采沙，一天多达5000余吨。从1980年10月开始进入长江采沙，到1984年，每年采沙一二十万吨。1986年，黄沙公司由四分场所辖升格为总场直属，改名为湖北省八里湖沙石港口开发公司，除了老三块，增添了汽车轮渡、港口码头、石粉加工等新的生产经营门类，企业发展壮大，跻身于农场五大企业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公司年度生产经营利润曾创造过上百万元的历史。后来，父亲由挖沙船调到330吨运输船队担任轮机长，兼任开发公司二级单位的工会主席，直到1995年退职，1999年到龄退休。

        父亲这一辈子，把主要精力献给了农场的建设和发展事业。他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怕吃苦，勇挑重担，以自己的优良品格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大小不同层次的表彰和奖励。比如全县劳模，优秀共产党员，红旗机车长，防汛抗洪先进工作者，等等。

五.父爱重如山

        父亲和母亲是在老家订了亲的。1958年母亲跟随父亲来农场结婚成家。我是1959年在农场出生的，也是家中排行老大。父母从建立家庭到1965年，依次有了我和三个弟弟。那时养活六口之家，以父亲的微薄工资为主，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计报酬为辅，生活十分困难。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精力顾家，平时只有省吃俭用解决全家的生计问题。为了让我们能填饱肚子父母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比如穿衣服，父亲从来都是一身破旧工作服。单位劳保发给的棉质手套他自己舍不得用，积攒下来让母亲拆开织成线衣供我们弟兄几个冬天护身御寒。到了上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初，我们弟兄几个都长大了，随之而来的就业问题成了父亲心中的巨大压力。首先是我，作为农场知青下到生产队接受劳动锻炼一年多之后，按照当时农场的规定，原则上可以安排到父亲所在的机务队当工人。机缘巧合，此时的我报名参军去了部队，二弟顺其自然接替了我被安排到机务队，算得是为父亲分担了一份压力，了却一宗心愿。1980年农场建立黄沙公司挑选挖沙船长，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挑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组织上答应父亲的个人要求，借机解决三弟四弟的就业问题。拿父亲当时的话说，他是从岸上跳到水里，由一个不会水的旱鸭子顶着船长、轮机长的职务在长江大河里漂泊了多年。父亲为了他的四个儿子都有一份工作，都有事做那是舍得命的。后来，我们个个成家，父母倾其所有，甚至不惜举债，帮我们建立了各自的家庭。在我成家的时候，农场公房不包分配，靠各人私建住房解决问题。一方面要按照传统习俗完成迎亲一系列程序，一方面要解决婚房问题，父母当时的那个愁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们用家里仅有一千多块钱的积蓄硬是抢着建起了价值3300块钱两列结构的砖混平房，好歹算是把他们的第一个儿媳接到了家里。2011年，我弃旧房建新房，此时的父亲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原本，是想请他帮助在工地里看看场子的，而他却把自己当成了除监管之外给泥瓦匠打下手的小工。凡是施工中需要动手的他都主动上前，卸水泥，搬砖块，提灰桶，扎架子，浇水等活儿样样抢着干，从打基础到封屋顶，自始至终，忙前忙后，拚着命地帮你。在他看来，自己拿不出钱来帮助儿子，那就多出些力气吧。此前二弟、三弟、四弟分别建私房时，他都是这样一路帮过来的，从不叫一声累，也从来没有一声抱怨。

六.至死感党恩

        2017年3月中旬，我在武汉儿子家里突然接到二弟打来电话，说父亲身体状况不好，出现排便障碍已有很长时间了。父亲是一个“小病不吭声，大病不就医”的人，听二弟这么一说，觉得一定病得不轻，于是赶紧要他把父亲带到县医院检查，结果医生判断凝似结肠癌，建议转院来武汉治疗。在武汉同济医院胃肠外科得到确诊，住院治疗了17天，结肠切去15公分。手术还算成功，癌未扩散，肠未改道，术后也未化疗放疗。后来身体恢复还算是不错的。2019年元月，正当我从武汉回到老家准备过春节的时候，记得是腊月二十一的这天，父亲又突然身感不适，几经八里湖卫生院、蕲州康复医院辗转折腾，然后送到县中医院，医生诊断为患了脑梗，然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致使身体出现右手、脚边瘫，口语不清，病情十分严重。病中的父亲在治疗过程中全靠我们陪护。父亲是个性格极其坚强的人，在春节前后医院里治疗和康复治疗过程中，由完全的卧床不起慢慢地开始试着站立、行走，进而手随心动，身体竞然恢复到基本达到了自理的程度。

        俗话说祸不单行，经此两场大病，父亲身体大不于前。从去年到今年，父亲几次住院，排便仍然受阻，倍感痛苦。经医院检查，又诊断出肺部严重感染，父亲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决定放弃治疗，6月下旬从医院回家里接受生命倒计时。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由于病情的加重，身体疼痛难忍，一些镇痛的药物根本无济于事，但他总是咬紧牙关，忍住疼痛，从来不吭一声。他向我交待后事的时候，显得格外平静、理性，好像说的不是他的事情。父亲交待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他一生节俭，丧事更不必铺张浪费。况且，疫情当中也不允许大操大办。父亲没有什么不舍，也没有什么惧怕，唯一向我强调，走的时候胸前一定要配戴上“共产党员”那枚徽章。父亲没有为此作过多的解释，不过在我的体会里他这一辈子唯一感恩戴德的是共产党。是党给了他人生，他有50多年的党龄，经过党组织的培养，让他实现了人生价值。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党组织为他提供了帮助，为他实现了个人心愿。他患大病没有党组织的关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他很满足晚年的生活待遇，这也是党给予他的。生是党的人，死也要成为党的鬼。

七.撒手別人寰

        父亲最终还是走了，带着他的病体，痛且淡定。走之前近一两个月是他生命的至暗时刻。开始尚能下床，自己如厕、洗漱、吃药，少量进食喝点汤水，往后渐渐地不行。最后十多天里，一天不如一天，让人深切地感到“病来猛如虎”的态势。从父亲的表情和动作里看出他的疼痛，他很无助，守护在身边的我们也很无奈。我们在惶恐中惴测他的大限，俗话说“男怕生前，女怕生后”，父亲生日是在农历十月初九，好不容易熬过中元节，又近节气中的处暑，总想着他能够坚持到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可是，这个期间还隔着中秋、国庆、重阳几个重要节日，父亲到底能挺多久完全取决于天意。走的两天前开始神智不清，偶尔一两句糊话。一天前已说不出话来，只有大声呼气，吸气显得困难。前夜傍晚，呼气开始放缓减弱，这时四弟媳赶来，她的一声哭喊，让父亲眼角上流出了两行热泪，似乎心里是明白的，还有些许的不舍。进入子夜时分，也就是8月24日零时5分，父亲停止了呼息，生命永远地定格在这一时刻。守护在傍的我和三弟、母亲将父亲遗体移到事先准备备好的竹床上，等待收殓人的到来。

        在万分悲痛中用五天时间基本上处理完毕父亲的丧葬及后事。说来也是天意，而更多的也许是父亲的在天之灵，以他走的那一刻为时间节点，之前持续高温高热，之后气温骤然下降转凉，方便了我们办理丧事，更且，没有丝毫地影响到他的曾孙辈们九月一日入园上学。农场主要领导、社区领导、亲朋好友、同事故旧、街坊四邻前来告别，为他送行，也是对他一生功德的最好评价。遵照父亲遗愿，将他归葬于八里湖土门果园场鹤山墓园，让他长眠在为之奋斗一生的这片土地之上，永垂不朽。

文字写到这里，正值壬寅中秋，此时此刻，我最思念、最缅怀、最哀伤莫过于我的父亲，在悲痛中写了一首小诗，以此作为哀悼，亦作此篇的结尾吧：

中秋缅怀
月下独徘徊，情思抹不开。
闻歌诗裹袖，掰饼泪盈腮。
父去常惊梦，儿归屡发呆。
音容成永忆，节至倍哀哉。

肖北平于汉阳壬寅中秋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