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莲荧（向桥）
解放前，蕲春县向桥至白水之间的河堤没有修建的时候，古角山一带的雨水是肆意横流的，雨大的时候常发生洪涝灾害。女儿铺前的王塝畈常年积水，是一片湖泽滩涂，没有水田。栖居在王塝畈一侧的瓮门塆多数人家没有水田，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需要外出讨米要饭才能苟活于世。
爷爷出生于1926年，他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只有一兄一母，家徒四壁，大约有几分旱地，日常主要靠给地主放牛、打短工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贫困。爷爷9岁的时候出门讨饭，拄着一根木棍，提着一个破提篮走过周围许多村庄。
1940年新四军在蕲春县一带活动，常有宣传队在各村庄做号召工作：“只有打倒黑暗的旧社会反动派，穷人们才有好日子过。”爷爷听了新四军的宣传心情激动，丢下讨米棍和破提篮，和本村另一位年长他两岁的小伙伴一块儿参加了新四军，那年他才14岁。
那时候蕲春一带的新四军要和日军、伪军、国民党军和当地土匪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一天往往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没有专门的时间做军事训练，就直接参加了战斗。一次在黄梅县，爷爷所在的部队与日军遭遇了，因缺乏战斗经验，和爷爷一共参军的那个同村小伙伴牺牲了，被日军机枪打倒在一块田岸上。当时日军的机枪啪啪啪地响，那个小伙伴不知道机枪的厉害，从地上爬起来向前冲，不幸英勇牺牲，为国捐躯，只有16岁。
日军、国民党广西佬部队、伪军力量远强过新四军，新四军只能夜战，游击战，常常一夜要跑几十、上百里的路程，十分辛苦。在艰苦的作战环境里，因缺乏营养，也休息不好，爷爷不幸患上了夜盲症，夜里行军需要人牵扶。
1946年，中原突围，新四军奉党中央命令，老弱病残人员就地退伍，只留精干人员突围。这样，爷爷回到了家乡，和一位有名的木匠师傅学习木匠手技。后来做了多年的木匠。爷爷的木匠师傅听说叫仪润。
爷爷说，在参加新四军之前，他以为参军了就有好日子过，后来走过了许多地方，见识了许多的人，见证了许多的事，终于领悟到世上任何一件事都是要下苦功夫，才能有收获，世上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
爷爷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参加新四军干革命，1980年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爷爷兴奋得一夜没睡觉。他半夜里摸黑到分到手的田里割谷，没有想到天亮后才知道割错了，是别人的田。
爷爷常说：“只有懒人，没有懒土”，对于分到的一些土质不好的田地，如毛骨土、豆浆土，爷爷从不气馁，他想了多种办法去改善田地的土壤。
我上小学时，常看到爷爷在野外挖草皮，把草皮一担担地挑到猪圈里沤肥，然后再把沤成深灰色的肥土向山上较贫瘠的旱地里挑，以改善那里土地的肥力。
过年时塆村里抽水干塘，爷爷对塘里的鱼不感兴趣，而对满塘灰乌的塘泥很感兴趣，每年总要挑许多塘泥，作为田地的底肥。刚从塘里挑出的塘泥很稀，水份多，需要在稻场上、村道边堆放一段时间去水份，然后再向田地里搬运。在农村相对空闲的正月里，我家却总是忙个不停，家中的劳力在爷爷的主导下向水田里挑塘泥，向旱地里挑塘泥，向爷爷新开荒的土地里挑塘泥，在这些活儿中，爷爷出力最多，挑塘泥最积极，就是满头大汗也看不出一丝疲惫，爷爷对乌色的塘泥看得像宝贝似的珍贵。
除了挖草皮沤肥，挑塘泥积肥，收集牛粪、猪粪拌在各类枯草中烧火粪，也是爷爷最爱干的农活。当然，现在烧火粪已经不合时宜，易引发山火，但在爷爷那个时代不存在这个问题，田头地角到处光溜溜的，山火无法燃起。爷爷所做的一切都是让土地肥沃起来，能长出好的庄稼。爷爷说，走到田地里看到哪处庄稼瘦弱了，就好像看到饥饿的孩子要奶吃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积肥料，以饲喂土地。
我感到爷爷种田地，就像画家对待他的画布一样，全身心的投入，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完全进入了一种艺术创作式的状态。因为爷爷对土地爱得深，从经济上来说，我家是受损失的。
从解放后到七十年代末，爷爷在木匠厂和大队部做了近三十年的木匠活，他的手艺是一流的，为许多家庭制作了家具和房屋，也带出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徒弟。可是自从分田到户之后，乡村各地慕名前来拜师学木匠手艺的青年不少，可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学成功，这令爷爷感到不解，也令我们一家人感到疑惑，爷爷的手艺在当地仍是一流的，而徒弟们总是半途离他而去，这其中的原因我当时是弄不明白的。
因爷爷太爱伺弄土地了，对于木匠活儿的热情难免就减少了些。爷爷也想徒弟们像他一样热爱土地，故常丢下一些木匠活而带着徒弟们去田地上痴心耕种，爷爷想徒弟们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可是他不明白，现代年轻人的心思和他是不一样，他们看重的是经济效益，而不是对土地的深情大爱，这也是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无可厚非，可以理解。
那时候，干一天木匠活有十元钱的收入，可以买大半担新谷，可爷爷从不愿意算这个账，他看到有田地没有种好，心里就着急，浑身不自在。在饭桌上，我常听爷爷数落哪户人家分到手的田地没种好，长满了草，是败家子，因而不住地唏嘘叹息。我当时觉得爷爷说得很对，很有道理，而两三个徒弟只顾埋头吃饭，不吭一声，对爷爷批评败家子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前些年在下畈塆和三叔谈起家中的往事，自然也谈起了爷爷，三叔也不住地叹息唏嘘起来。他说，我家爷爷没有经济头脑，不然的话，我家是可以早早地发财致富的。那时候上门找爷爷做木匠活的人很多，另国家政策也允许自己开木匠店制作家具卖，我家连爷爷、父亲和两三个徒弟，做木匠一天的收入就差不多抵得上一亩田的纯收入，可爷爷不算这个账，也听不进别人的劝言，只对种田种地情有独钟，对绿油油的庄稼爱得痴狂，从而白白地错过了大好的发财致富的机会。
三叔做过毛咀村的干部，有知识，看问题很准，他的话我相信，很认同。但是，对于爷爷对土地的痴爱，我也能理解，他小时候饿过肚子，讨过米，要过饭，见过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穷人，他14岁参加新四军就是因为听说这样干可以分得土地，一旦铭心刻骨的梦想果然成真了，爷爷永远不去算经济账的，土地就好像是他的生命一样，他就是痴心要把分到手的土地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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