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十八朝》,纵贯三百年风云,每集三五千字,随性而作,随性更新,清新易懂,可读性强,老少皆宜。看书不再打瞌睡,换个思路读历史,一上手就放不下,欢迎关注、留言、转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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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三百一十九年(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的大宋历史中,宋仁宗赵祯作为第四任皇帝,在位时间第一,长达四十一年。
仁宗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正是由于他的宽厚仁政,才涌现出包拯这样清正廉洁的文臣、狄青这样平步青云的武将。
但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具备开拓进取的雄心壮志,整个国家政治生态比较消极,尤其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党争越来越厉害,朝廷的弊政开始冒出来。
治平元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只有四年。四年能干些啥呢?所以是典型的过渡型政权。这个时候的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危机重重。有两个严重情况:一是财政危机,钱不够用;二是国防后退,随时挨打。
此处有个疑问。天下太平,又不打仗,哪冒出来的财政危机?
并非打仗才花钱。制度产生问题,花钱也如流水。造成帝国亏空的原因,捋出来大约三个,那就是“冗兵”“冗官”“冗禄”。
按照大宋统计局对外公布的资料,在宋太祖时,国家军队(含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总数是37万;到宋英宗时代,军队数量突然增加到了116万,达到了三倍多。养这么庞大的队伍,其支出,就达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不但是军队数量庞大,干部队伍数量也十分可观。宋真宗时代,全国干部大约1万多。到了宋英宗时代,则达到了2.4万人,足足翻倍。宋朝为了防止干部腐败,工资开得很高(高到难以贿赂的地步,高级干部年薪两千万人民币,你咋腐败得起来)。虽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搞得财政压力巨大。
不仅如此,朝廷为了显示“制度优越性”,想方设法,设置了一些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退休后居然发放“祠禄”,干部的后代还有“荫俸”。本身是一个激励措施,但随着干部队伍数量基本失控,“恩荫”群体不断增加,这笔开支就慢慢变得十分吓人。
我的天!开支这么大,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故事背景。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朝廷每年还要提供大量“岁币”,这笔开支也是相当吓人的。
所以,看事情不要看表面。表面风光,谁晓得他屁股上欠了多少外债。
我们把目光放在军事力量上。
英宗时代的常备军,多达116万。要知道,美国2020年军队数量,也不过136万。数量多就牛逼了?军事实力和数量有关系,但不是绝对关系。
大宋军事开始走下坡路,在仁宗时代就已经成绩焦人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捞不到半点好处,就连西南并不是很强大的侬智高,凭数千兵力就可以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一百多万正规军,顶个毛用。
梳理历史,我们可以获得经验和教训。宋朝军事上的疲软,有他自己的历史原因。
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后,充分总结和吸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政策,将兵权收集于中央,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
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优势明显,当时用于摆平地方势力的军队,都是中央禁军。
“澶渊之盟”后,帝国开启了长期和平,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慢慢就显示出来。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在中央集中,那边防咋搞呢?朝廷想出了一种“轮戍”制度,让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值班。
这样一搞,边疆的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时间严重脱节,轮到值班的将领和士兵,就想着尽快交办了事,训练啥的,都是应付一下。
这种情况,一旦边疆发生战争,中央军就忙里慌张前往。效果是,士兵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更不熟悉将领,还想打胜仗,能活下来都是奇迹。
朝廷积贫,国家积弱。大宋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不改,后面的历史就不用写了。
天空一声巨响,王安石响亮登场。
大宋熙宁元年(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生病挂了。他的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这一年,宋神宗年仅二十岁,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实话实说,宋朝十八个皇帝中,除了太祖、太宗,就属宋神宗持有雄心壮志。
面对了无生趣、几乎烂得扶不起来的政治生态,年轻的皇帝相当不甘心:这么大一个帝国,还要看契丹、西夏的脸色,这特喵的面子何在?
政治必须改革,国家必须强大。皇帝很焦虑。他想到了一个问题:要改革,就要选对人,总不可能自己亲自搞。那选谁来干这件大事呢?他选出来一个,那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江西人,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二十一岁考上公务员(中进士),任淮南判官。二十七岁,任鄞县知县(实职正县级),在任四年,政绩卓著,后调任舒州通判(副厅级)。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学问,声名显赫,就连大文学家曾巩、欧阳修,还有宰相文彦博等,都纷纷给他点赞,粉丝上万。
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预算署署长。当时他就给仁宗皇帝提交过一道“万言书”(要知道是手写,不是打印),提出变法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由于母亲去世,按照制度,要回家守孝三年(二十七个月),请了一个长假。
宋神宗之所以了解王安石,离不开一个人——韩维。
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神宗还是太子时,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课,说到精彩处,他总是停下来解释一番:“不是我乱吹,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所以,神宗即位后,选拔人才,自然就想到了王安石。
你看,结交一个靠谱的朋友,是多么的重要。
王安石正式复出。先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奉诏进京,皇帝亲自面谈。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治理国家,要把啥摆在第一位?”
王安石答:“择术为先。”
神宗问:“唐太宗这人咋样?”
王安石答:“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尧舜,被认为是古代最圣明的君主。王安石的想法是,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他们并不神秘,只是后来人没有认真研究罢了。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商鞅变法,另一次就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王安石变法走的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下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差不多1500字)中,王安石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君臣二人通过问答进行交流,说得掏心窝、很到位。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变法。
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总责。变法的目的,简单粗暴四个字——富国强兵。
这里有个故事背景。自秦汉之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严重不足,守旧思想十分浓厚。具体的表现是,只要有人打算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遭到一大堆人的集体反对。没办法,劣根性改不了。
所以,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四面受敌,十分尴尬。为确保变法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变法的第一项内容:富国。
富国,并不是单纯的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要顺便搞搞“精准扶贫”啥的,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道理很简单,老百姓有钱了,国家才能有钱。所以,王安石在解决“积贫”问题上,多管齐下。修订和出台了一些法律制度。
第一是实施《青苗法》。简单说,就是国家给农民提供助农贷款。为了防止群众向富人搞“民间借贷”“高利贷”,到时候还不了款,土地遭兼并,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如果遇到灾荒,可以申请延期还款。通过金融手段助民增收,极大维护了群众利益。
二是实施《免役法》。宋代徭役多,平常百姓每年都必须给政府免费打工,不但没得工资,搞不好还得倒贴。而官吏将校僧道这些群体,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由百姓出钱充役。免役钱交多少,具体按照各家富贫情况设定,“贫困户”可免交。那些不用服役的官吏僧道等,都要按半数缴交。这是一项惠民政策,深得群众认可。但官吏阶层觉得难以接受。
三是实施《方田均税法》。这项改革主要针对田赋不均而定,打乱了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分五等分别定税。
四是实施《农田水利法》。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大力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给老百姓节省了大笔开支。
五是《市易法》。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在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本钱,当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二分计息。这有助于防止金融风险。
六是《均输法》。为确保首都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物资。这种规定很死板,没有考虑需求和储备的实际情况,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浪费严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采购,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显著性节约了采购成本和运输费用。
这六大变革,在理财和惠民方面,产生了重要价值。
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
一是《保甲法》。目的有两个:训练民兵,同时防止百姓造反。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抽一人为保丁。说白了,就是组建地方治安队,维系地方治安。
二是《保马法》。马匹是重要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由官府牧监饲养,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两匹。养马可免交部分租税。但如果马给养死了,则要赔偿。
三是《裁兵法》。简单粗暴操作,大刀阔斧裁军。熙宁年间,军队由一百多万削减到了六十万左右,砍掉一半。混饭吃的少了,开支大幅降低。钱要用在刀刃上。
四是《置将法》。针对边防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实际情况,全国设九十二个集中训练军分区,每个军分区由一名主将负责。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其中京幾、河北三十七将,西北四十二将。主要用于保卫首都及防御契丹、西夏。其余地区有十三将。
五是《军器监法》。宋代的军器制造,原来是三司胄案负责。但三司作为国家财政机构,对兵器制造监管不到位,武器质量焦人。新法设置独立的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制造。这项改革,大大改进了宋军的装备水平,宋代在武器发明上也多有创新,火药的使用就是最典型案例。
除了理财、强兵之外,变法还涉及吏治、教育等诸多方面。
王安石变法,是大宋帝国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其规模宏伟,涉及面之广,远远超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这也是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
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变大宋帝国的根本面貌,改革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
王安石一脸蒙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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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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