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22

任乃强经过南充县城，恰好遇到杨森委派的吴光普，正在逼迫民选教育局长任子勋交代（离职）。张澜先生叮嘱任子勋，要避开吴光普，不要和他见面。任乃强掩护任子勋到自己的老家双桂隐藏，不小心被人发现。转移到亲友家住了三天，同样被人发现。任子勋感到在双桂无法继续藏匿，表示要转移到金宝场的朋友家。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于是，只好被迫辞职。

这一年，春节刚过，任乃强忽然收到了胡子昂写来的信，说是刘文辉军长已经回驻成都，恢复了军部，请他继续前往开展工作。而且，已经帮助租赁到了滑竿，约定好了第二天早上来接，上路出发。

同时在这一天，任乃强也收到了张澜先生的来信，邀约一道出省考察，主要目的地是广西。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力图“倒蒋”，在广西推行地方自治新政，很有成绩。因此，刘湘委任张澜先生为代表赴桂考察。张先生此行既为考察广西地方自治及沿途产业、教育、政治情况，以供川省参考。同时也受刘湘之托，探询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向，能不能联合“倒蒋”。张澜先生邀约任乃强随行，意在考察学习广西等外省的教育、实业建设等经验，用以回川推广。广西各方面的经验，在报刊上宣传得沸沸扬扬，很是引人注意。

任乃强从来没有到过华南地区，时常觉得遗憾。今日收到张澜先生的邀请，十分惊喜。认真考虑了一夜，决定还是跟随张澜先生最为合适。第二天一大早，轿夫过来服务，家里人才弄懂任乃强的计划已经调整。

到达重庆之后，张澜先生住在嘉陵江边的牛角沱特园（鲜特生公馆，占地约七亩，包括达观楼、平楼和康庄三部分，据说是由鲜特生的夫人金竹生女士，以废弃煤渣打成煤砖售卖积得资本建房出租，积年发展而成的。其建筑典雅，居室宽敞，向北俯瞰嘉陵江，波光岚影，景色宜人）。任乃强住朝天门内顺渝字号。曾经帮助过任乃强众筹学费的张澜先生好友奚致和、庞明钦也住在此地。

在这之前，任乃强在《新蜀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四川教育改革问题》的长文，那是他对南充中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反对遍设普通中学，主张多办农、工、会计、医药等中级学校，重视实习。至于大学，则全川合办一所，文哲、教育、农学三院设于成都，数理、工学、商业三院设于重庆。此文发表后，曾发生很大影响，成都报纸予以转载。有个《四川人》小众刊物专门收载川人论著，也收入了这篇。

刘湘读到了这篇文章，特意召集其军区内以及在重庆从事教育的百余人，在军部召开四川教育改革会议，任乃强也在被邀请之列（但没有与刘湘直接交流）。刘湘主持会议，提出：“我一直怀疑当前的学制导致学生没有用途，也一直在思考应该进行改革。但我是军人，不应该谈论学制。我希望能有相同感受的人提出这个问题。若干年来，只有太虚法师经过重庆时曾经提到此事。但他是僧人，他的建议我没有采纳。现在，终于有从事教育多年的任筱庄提出来，肯定值得信赖。特约诸君详议此事，期在必行。”

在这次会议中，只有何鲁发言，表示支持。何鲁，字奎元，生于1984年，卒于1973年，四川广安人，数学家，将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时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曾担任重庆大学校长、部聘教授。

由于支持的人太少，刘湘决定，开会一周，商讨具体办法，由郑献珍及某人主持这个活动。刘湘的智囊部下（曾任21军政务处长）甘典夔对任乃强的文章很是厌恶。所以，尽管任乃强被邀列席，但并没有被介绍，也没有发言的机会。刘湘也好像并不知道任乃强在亲自列席。其后，尽管连续几天按照要求开会，但基本上都在说空话套话，尽管提出了议决，但并没有实施。

当时，甘典夔兼任重庆大学校长，他的表弟郑献珍在实际负责，已经开办了文学、理学、农学三院，其中文学院为重点。因为被动了奶酪，所以他对任乃强的主张十分厌恶。

任乃强委托张澜先生，致意刘湘，许可出川考察教育和实业。刘湘答应拨付旅费一万元。之后，又改为张澜先生随员同行。张澜先生又提请刘湘的师长鲜英同行。

鲜英，生于1885年，卒于1968年，号特生，四川西充人。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后任刘湘部师长、参谋长、重庆《新蜀报》《民主报》社社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任中央执行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等。

此外，杨达璋也是随员之一。

杨达璋，生于1892年，卒于1961年，名特，字达璋，四川西充人。年轻时深受张澜喜爱，张澜以爱女相许。后因张女未成年即病逝，未成婚，然杨仍对张以翁婿相待。民国期间先后任成都大学训导长、南充中学校长、四川省教育厅督学等职。1949年后，先后担任川北行署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还有杜象谷一道，只不过是自费同行。

杜象谷，生于1890年，卒于1982年，别名杜筠，四川南充人，北京政治学校毕业，原为张之秘书，民盟成员。

以上人员于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3年）四月十七日，搭乘民生公司的民主号轮船，于午夜后开驶。十九日过万县，二十日过宜昌，二十一日六点抵达汉口。一路上顺流而下，仅仅四日天时间，行程二千六百余里。

这几日的行程，任乃强全部写进了日记，专题撰写纳入了《峡外游痕》这一章节。当年的任乃强三十九岁，身体条件很好。我们仅仅通过任乃强四十七日的日记内容，就能够感受到他一天下来所办理事务之多。

这天，早上六点起床，写家信，托人帮忙邮寄，给家里人报出峡考察。然后，赴胡永龄（胡子昂胞弟）昨晚之约，和唐及甫、杨茂石一起，打牌八圈（24把）。打牌完毕，急赴牛角沱，参加吴德裕（南充中学同学，时作鲜特生家庭教师）做东的宴席（为张澜先生、鲜特生以及任乃强饯行），结果去得太迟，已经散席。了解到张澜先生将于今日下午七八点钟搭乘民主号轮船。于是，马上致电重庆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彭用仪，打算推辞前日约定的今天下午在重庆大学的演讲，电话没有打通。

任乃强从张澜先生处获得六十元大大洋，回住所路上，在谦益夏布庄购买了枕头被褥等床上用品。回到住所，已经下午三点。这时候，彭用仪打来电话，催促任乃强马上到学校演讲。忙乱之中，任乃强将自己购买的物品和整理行装的事情，交办给聂素宣（南充同乡，时同住顺余旅店），然后坐人力车前往重庆大学。在七星冈下车，已经下午四时四十分，彭用仪请任乃强开始讲演。

下午五点，任乃强开讲康藏问题，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要重视喇嘛教，二是移民，三是学习藏文藏语。学生听了之后，很受启发和感动。用完茶点，返回住所，已经是六点钟之后。抓紧收拾好行李，前往顺余旅店，交兑给奚致和五十元。打算前往小梁子文化成家中与张澜先生会合，同时履行林茀丛先生见面的邀请。还没有走到文化成的家，天色已暗，并且下起了雨。

任乃强匆匆忙忙，马上赶往朝天门码头，寻找民主号轮船。幸好鲜伯良（西充人，鲜特生的侄子，曾在刘湘的川军督办公署工作，后转向工商业发展，抗战期间，其开办的复兴面粉厂几乎垄断了重庆面粉业，被称为“面粉大王”，很是有钱）已先订船位，十分顺利。等到晚上十点中，张澜先生、鲜特生才上船。晚上十二点休息。客人太多，轮船严重超载。任乃强的住处是管事房，紧靠厨仓和大烟囱，整个晚上既闷热又吵闹，如在甑（古代炊具，底部有许多小孔，放在鬲上蒸食物）中一般。十八日清晨，船已过长寿。

以上资料，是任乃强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3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记内容。

船上的客人中，有于邦沂（名渊，开明军人，新中国成立前夕，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外）、吴锦棠（陈藺廷部军官，于邦沂的朋友）和张澜先生、鲜特生谈论四川的相关情况，到达重庆万州后告辞别去。船过西陵峡的新滩、空岭滩时，民生公司汉口经理李龙章邀请张澜先生、鲜特生前往领江台（轮船的领航室），任乃强一同前往。

大家一起参观航行地图，副船主海里士（民生公司的雇员，英国人）参对着航行地图指点着各处滩险部位，任乃强很感兴趣。海里士所用的航用地图，绘有暗礁、石阈（石坎），比例大约是二万五千分之一，全部都是英文。这份航用地图，是在清朝末年由英国商人出资测绘而成，听说其绘制的上游远在会理三磊子（今“渡口”附近），民生公司没有这份地图。这也就是为什么该公司的轮船一定要雇佣英国人来负责主航的原因。

一行人在汉口住了四天。张澜先生的大儿子张乔啬（单名骏）夫妇（其妻李华芳，嘉陵区三会场李湘浦之女、李挹清之侄女）住在湖南街咸安坊九号。他们的子女已多。张乔啬留美回国之后，在国家铁道部任职。当时在郑州，听闻父亲前来，立即赶回迎张澜先生住入他家。任乃强、鲜特生等，则住在扬子江饭店。

在张澜先生、鲜特生出发之前，好像有人已经通知汉口。民生公司汉口经理李龙章，在下船时，就马上邀请大家前往金城银行晚餐。陪同人员中，有邱秉彝（名甲，北京工专毕业，任乃强的老熟人，此时任刘湘驻汉口代表）、王毅灵、何九渊（刘湘幕僚，时为四川财政厅驻汉口办事处主任，后任川盐董事会代董事长）。其余还有数人，任乃强都想不起来了。桌上的这些朋友都分别做东请客吃饭。

其中，何九渊曾邀请大家一道游览东湖，参观新建成的武汉大学。适逢附近洪山寺东狱庙会，游人众多，拥挤不堪。听说会期本来设置在三月二十八，现在已经过期，但顶礼的信众还是很多。以至于轮渡、火车等，都已经没有了空位。任乃强一行只好渡江后，雇人力车前往参观。返回途中，顺道游览了黄鹤楼。

任乃强请张乔啬介绍自己，前往实业部商品检疫局，拜访化验处主任贺嘉伊，询问了解桐油的产地分布、集散市场、检定方法以及出国用途等。他不愿意错过每一次机会，尽可能积累一些关于桐油商品的相关知识，准备再回南充或在重庆、万州等提出开展桐油生产的建议计划。贺嘉伊详细告诉了任乃强许多检验油类的技术知识，并赠送了不少书籍，比如《汉口检疫局业务报告》《检验年刊（英文版）》《桐油概况》以及林天骥著的《桐油检验浅说》等，此外，还有他自己著的关于锑业及芥气制造的两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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