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一行终于乘船抵达香港，入住新亚酒店，只有房号为506的一个很小的房间，每天房钱是四元六角，只够一行六人暂时寄存行李。
等了很久，终于有三楼301室的客人退房，房钱每天八元。张澜先生、鲜特生两人就住了进去。剩下任乃强、杨达璋、杜象谷以及鲜特生的秘书四人，还是继续住在那个小房间。
所谓香港地界“寸土寸金”，在这个小小酒店已经足够证明。街上的饮食价格也是贵得离谱。任乃强、杨达璋、杜象谷三人，找到一处广东餐馆吃小菜饭，花费高达三元。
第二天，一行人原本打算出去登山游览。当时，胡汉民被蒋介石排挤，避居在香港，打来电话，邀约张澜先生、鲜特生过去见面。
胡汉民，生于1879年，卒于1936年，幼名胡衍鹳，后改名胡衍鸿，字展堂，晚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出生于广东番禺，祖籍江西吉安。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同时，有新桂系第四集团军的军官王某和副官邱某前来拜访张澜先生、鲜特生，说是广州方面打来电话，要求热情接待。
邱副官带着大家游遍香港市区并乘坐电缆车登山，途中遇雨折回。他告诉大家，香港新亚一带是全亚洲地皮最贵的，每平方丈高达五千元（即每平方米四百五十元）。后山相对荒凉，地价比较便宜，整个香港的原住民都被驱赶到了后山的海浴场旁，地名香港囝。有的老百姓住在船上靠打渔为生，也有的老百姓种植蔬菜为生。
胡汉民住在望乡台，那里是一大坡岩地，住的全部都是官商阶层。在海浴场的附近，有一处很大的蓄水池，原本用于整个香港市区的饮水。现在逐渐供应不上，已经从九龙引水过海供给。
香港新界地区，隔海和九龙相对，一到晚上，灯火相照，两地连在一起。当地开山填海，建成这一处中心市场。全岛都是中国人，英国人很少，上自总督下至官商兵士，不到百人。由于山顶有炮台，山顶可以环绕而行，但不许登顶。这里也建有跑马场，是填海港修建而成的。其旁都是贵胄别墅。还有造船厂，但只能造数千吨排量的海船，其实际功能主要是供修理大海船。登山所乘坐的电车，座位顶踵相接，人如同坐在平椅上一般。有保险绳，即便是缆绳断掉，仍然可以保证车的安全。
第二天，任乃强陪同张澜先生、鲜特生一起乘坐电缆车登上，沿着偏桥水泥路环山一圈。这天刚好的周末，中国旅行社、商务书馆等，都关门休息。
有一位名叫邱敛成的朋友建议说，可以买夜航船前往广州。今天晚上九时开船，明晨恰好赶到。广州公务人员往来香港都是这样操作，可以节省时间。船将在内河通行，没有任何风浪，十分平稳。虽然有广九铁路，但主要是用于货物运输，乘客一般不乘坐。大家听从了他的建议。购买了西安船堂铺（中餐楼票，每人二元六角），相关床上用品实际上直接铺在船中平台上。
一路上，海风清凉，睡得十分舒心。早晨果然已经到达广州。因为行程匆忙，以至于沙面、虎门、黄埔等，都没有来得及参观。
到达广州之后，任乃强一行入住沙面的“东亚酒店”。广东的所谓酒店，实际上就是旅店兼餐馆。广东的政军官长已经知道这个信息，先接了张澜先生、鲜特生过去去，然后再回来接上任乃强、杨达璋、杜象谷三人，一同午餐。在此地，任乃强得以认识了邹海滨、萧佛成、唐绍仪、邓泽民等西南政委会委员。
邹海滨，生于1885年，卒于1954年，名鲁，字海滨，广东大埔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1924年，受孙中山委托创办国立广东大学，邹海滨为首任校长。1926年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成为广东最高学府。
萧佛成，生于1862年，卒于1940年，字铁桥，祖籍福建，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
唐绍仪，生于1861年，卒于1938年，字川，祖籍广东省香山，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
邹海滨招待大家前往参观他的石碑新校区，一共坐了三车人。新校区在红土浅丘上，原来是七千亩的大农场。土壤酸性比较严重，之前主要在这里种植菠萝。目前，建校处于刚刚开工状态。
顺便，一行参拜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刊刻有烈士的姓名籍贯，任乃强认真查看，发现有四川籍烈士三人。分别是喻培伦、饶国梁、秦炳。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身富商之家，自小聪颖，于化学上别有天分，本可成为一极优秀的科学家，奈何当时国家满目疮痍，年轻的喻培伦只好放下科学救国的抱负，走上铁血缔造民国之路。黄花岗起义前，他三天三夜未睡觉，赶制出炸弹一百多颗。牺牲时年25岁。1912年，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章太炎亲笔为之立传。今内江市有“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
饶国梁，四川大足人。1909年在香港结识黄兴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受黄兴派遣，参与起义准备工作。黄花岗起义中牺牲，年仅23岁。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2年，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被追封为“大将军”的仅二人）。今大足县有“饶国梁纪念馆”和“饶国梁烈士纪念碑”。
秦炳，四川广安花桥人。出生于世代行医人家，家庭富裕。少习拳击、剑术。1907年加入同盟会。黄花岗起义中牺牲，时年28岁。今广安县城有“秦炳路”，即为纪念他而命名。
任乃强在广州住了十五天，和杜象谷先行前往广西。
张澜先生、鲜特生、杨达璋等人，则继续留在广州，主要是因为广西省的李宗仁、白崇禧即将前来广州会晤。此时，广东、广西两地联合反对蒋介石，各省代表云集广州。张澜先生、鲜特生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各种政治商谈。
于是，任乃强、杨达璋、杜象谷则分道参观。由于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将任乃强一行作为重要来宾看待，一路上参观都是汽车送迎，且先行通知对应单位负责人详尽引导介绍，所以参观收获很是丰富。
杨达璋由于生病，只参观了几处医院、工厂。杜象谷曾随同张澜先生、鲜特生前往中山县考察县政（当时唐绍仪任县长）并游澳门。他们得知任乃强要撰写游记寄回四川发表，都主动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知任乃强。
任乃强参观了广东中大（中山大学）各院系部门及其附小部，岭南大学、广东农学院各部门，广东中央医科学院各部门与其附设医院，广东省农林局各部门，两广地质调查所等。总体印象是，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浓厚，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地区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这一感受，和张澜先生、鲜特生、杨达璋、杜象谷等，不谋而合。
在广东农学院，任乃强得以见到十三年前北农学院的老朋友彭家元，由他负责导引解说。彭家元还招待任乃强过端午节、游珠江，登上水戏眺台看龙舟。
彭家元，生于1897年，卒于1966年，四川金堂县杨柳乡人。民国时期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学校学习，获农学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农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教授。1943年，担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四川农学院教授，“文革”时去世。
任乃强还和杜象谷游览白云山、中山堂。还同张澜先生、鲜特生两次游览荔枝湾。他在这里吃到了各种各样的香蕉、芒果，尤其是在岭南大学吃了芒果，在荔枝湾吃了椰子，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水果。在岭南大学，任乃强参观了养蚕和丝茧，才弄清楚广州都是绿丝，和川闽及江浙、山东丝有着很大差异，其丝绸的缩水性强。广州气候温暖，每年可以养蚕八次，名为“桑花造”，以第三造与第五、六造为主。
广东政府聘请了不少德国人，尤其是在医学方面。中央医科学院，原有德国教授九名，任乃强参观时，还有六名。他们每月工资高达一万五千余元（签订合同初期，约定的是海关金币，每人八百元，现在已经涨到了六倍）。这些德国人都不谙汉语，讲课时候用翻译。学生们必须用功学习德文，后面二年才可以直接听讲。老师使用的讲义也全部都是德文。
中医科学院的附属医院，单室病房每日的价格，最低三元五角，最高九元多。大病房（安置诸多床位）每日最低五角，一般是每日六角。这些这些资产阶级医院和学校，实际上是与普通的劳动人民无缘的。
岭南大学，名为教会出资。据说，每年开支在百万元左右。其中，广东省府拨款支持二十六万，学费收入大约是三十万，这里有退还庚子赔款的美国基金委员会送来的教授二十五名。实际上，还是用中国人的膏血所办的学校。
任乃强喜欢看戏、看电影，到了汉口之后，每天晚上，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一定在戏院。他在这边语言不通，询访戏院比较困难。尽管如此，还是在竭尽全力，终于找到。最开始看的是粤剧，尽管听不懂唱词，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张澜先生对这个不太感兴趣，杨达璋、杜象谷也不感兴趣，唯有鲜特生偶尔愿意和任乃强一同前往。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任乃强一人独自前往。
当时的广州剧院，才开始兴起对号入座，后来逐渐在全国推广。张澜先生曾经告诫任乃强，要注意节省开支，不要乱花钱。而任乃强表示不服气。回告张澜先生，只有这样一个爱好，希望能够满足，不会在其他事情上有开支和消费。
六月六日下午，任乃强到西濠口，购买前往三水的火车票，发现这里的群众居然不是一窝蜂，而是在逐一依次排队。
火车行驶差不多一个小时，到达三水。改乘汽轮“广雄”号。这艘轮船载重130吨，主要转载海外进口大米。由于广东、广西，都处于回归线下，终年没有霜雪，但多雨，广州年雨量在1600毫米至2000毫米左右。这里地势平阔，没有什么高山大岭，只有很多圆滑的浅丘陵，所以产粮不足，年销海外进口大米相对较多。
这里的土都是酸性红壤，难于耕种，这也是造成粮食产量偏低的原因。任乃强研究了这里之所以存在大量酸性土的原因，在于雨水太多，流失了土壤中的盐基，留存了“酸根”，所以，耕种这种土地，要施用大量石灰用以调和其酸性。
彭家元是研究土壤的学者，任乃强曾经和他研究讨论过这个理论。一致认为，广东、广西要改良土壤，最好的办法就是修建梯田，蓄水种稻。让雨水从水田流过，这就会大量损失土壤中盐基，可以保持微酸性及中性，有助于大量产米。不但可以有效杜绝海外的进口大米，而且还可以接济云贵等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的问题是，改造梯田相当费工。
这样的结论，彭家元认为根本无法推行。主要是因为地主绝对不会愿意出资造田，那些佃农更不愿意为地主造田，而那些贫小自业农也根本没有能力造田。
任乃强经过两广时发现，只有沿河的平原种有水稻，其种植面积不到全省千分之一二，老百姓不得不依赖于进口大米，这里人口不多，但聚集稠密，以至于不少人被迫出海生活成为华侨。
三十年后，已经晚年的任乃强听说广东广西两省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改造梯田，粮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他猜测，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后，两地用于蓄水的梯田数量肯定会明显增加。他三十年前经常给两广人员宣传推广的四川梯田方式，估计已经全面实现了。可是，他已经年老体衰，无法亲自前往查看，但内心是十分欣慰的。
当然，这是后话。
任乃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游览广东广西的感受和印象。其中有十条，他认为值得学习借鉴。
一是政府领导干部全然没有官僚主义气息，没有护卫也没有仆役，接待客人，都是亲自斟酒、盛饭，相当客气，很有亲和力。二是省政府及其各机关都表现得纪律严肃，无人喧哗吵闹，工作有条不紊。三是这里的学校以及科研机关都办得有声有色，都有一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对外展示。四是这里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兼顾了长远，即便是几十年之后也不会过时。五是一般老百姓待人接物都很客气，旧社会那些械斗的行为从来没有发生，甚至口角吵闹也不曾见到。六是商店的货物都有定价，绝对不存在瞒天喊价的行为。七是商铺的店员对顾客态度很好，跟上海完全不一样。八是一般老百姓识字者占多数，文化普及率高。九是街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士兵行走。十是农业新品种很多。
以上十条，都是当时四川所没有的。至于剧场对号入座，购物依次排队等，都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之后的好现象，不久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这都足以证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是正确的，有助于匡正社会风气。
当然，也有五条是要注意摈弃的。
一是普通话还没有开始流行和普及。二是这里的文字也不统一，地方的独有造字还比较多。比如，把“卖”写作“沽”，“牌”写作“唛”，“保险”写作“燕梳”，“赌博”写作“赢牌”，还有其他许多不可解的译音字在生活中使用。三是妇女穿着短衣短袖长裤，既不便于劳动也不好看。四是男女大多打光脚板。五是土地撂荒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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