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关于鸦片生意的事情。
宁属地区,盛产鸦片。当时,入康的相关公务人员以及士兵,无不通过贩卖烟土而致富。
当初跟随任乃强进入康定的勤务员谢祥明,不久后就离开了任乃强,加入了西康银行担任传达兵,在任乃强离开康定之时,他说,自己的存款已经达到了五十万。他的兄长谢利贞,后面叶是辞职经商,也说自己的存款达到了二十多万。他们兄弟的赚钱之道十分简单,那就是贩运鸦片。
当然,贩卖鸦片,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有人负责缉私。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军队、公务相关的背景,要想赚钱,还是不可能的。谢祥明之所以能够赚到那么多钱,主要就是附资于西康银行的鸦片股。
有一个顾问名叫刘恒儒,人送绰号“刘百万”。他赤手入康,家庭成员众多,他在文职人员中获得的财富却是最多。听他说,当初才来康定时,只有四十元资本,请求唐永晖搭入贩运鸦片股,两年时间,就已经积累达百万之多。入伙之后贩卖鸦片,就有军队护送。他说,从云南购鸦片入四川,一个多月完成一次,利润翻倍。如此六次,四十元成本就变成了万元。如此九次,成十万。如此十二三次,就已经超过百万。简直就是暴利!
刘文辉的一众亲信之所以暴富,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任乃强坚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生活清贫。有人建议任乃强,不如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委托刘文辉或者李先春帮忙投资入股,何愁搞不到钱?任乃强只是笑而不应。
以至于晚年的任乃强回忆起这件事情,了解到这些当年参与鸦片私营的人,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判死,不免喟叹。虽然自己被人称为“不懂事人”,但比起他们来,却是更懂事。
其三,是关于色尔巴金矿的事情。
在任乃强的努力下,绰斯甲终于争得,但并没有开展改流置县,只是委派周文辉负责,前往和当地土司协商洽谈,批准开设色耳巴金矿,由唐永晖主持这项工作。但他们那残酷剥削所招淘金工人的行为,却是十分令人发指。
黄金的密度大,达到了19.32克每立方厘米,是花岗石的8.4倍(花岗石的密度一般是2.30克每立方厘米)。按照任乃强的研究结果,黄金平时蕴藏在地球内流体的外部。由于地球凝固之初,依远心力的作用,重质总是在外壳部。在古代造山力发动时,被推喷出地表来。
任乃强研究认为,黄金总是与白石英相伴的,多是包含在白石英间凝结,或为碎屑,或为指头一般大小的黄金凝块(即狗头金)。再因石英风化分解,而流积于溪河缓流处的泥沙中。经过千万年,河床陷落,黄金便有被埋在河原沙土中未被冲走的。这在康藏高原,只要是有白石英块的河谷,就都有沉淀的金块。松潘的彰腊金矿,包括在内。
彰腊近年来有人行用新的方法,建设长度五六百米的大木槽,挖取河原沙土进行冲淘。金重土轻,经长槽冲洗之后,土去而金全留,巨细无遗。相比之下,西康既往老百姓采取土法短槽进行粗淘,且胡乱开挖,所以黄金遗失比较严重。
康藏高原的冰雪厚重,岩石风化快速。古代,就有较多白石与金合成的山崖。经过百千万年岁月的洗礼,已经全部风化。其附近有较多的高原河谷,水流相对平缓,所以沉淀金粒相对较为丰富。“色耳巴”的藏语本身意义,就是“金区”,源于古人曾经在此地的沿河拾得金块。但由于喇嘛教严禁淘金掘地,所以此地尚为处女矿区。这一次,金厂也曾淘得有狗头金数块。
至于宁远的麻哈金矿,则全部都是山崖,需要敲取白石厚,予以碾碎并淘洗,费力巨大。清末已经进行开采,后来废弃。而宁远洼里的金矿,以及隆达金矿等,又都是在河沙中淘金。曾经,在洼里淘得一块重三十多斤金块和石英相互抱裹的“金王”,简直算是奇迹。
西康原来就设有金矿局,局长名叫王瑶琨。金矿局在名义上隶属于西康建委会财政科,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单位具体在干什么工作。在刘文辉的财政系统下,属于此类的局级单位为数不少。但该局和军部、师部的军官之间保持有密切联系。
金矿局原在道孚大寨、瞻化麦科等地淘金,实际上都是在几十年已经反复淘过的河谷中沙金,地面已经被完全搅乱,凿穴下去,极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收获。众所周知,绰斯甲辖区境内河谷沉积的黄金含量最多,所以,就和十六区之间存在明显争议,都想拥有这一块“金矿”。
对于此,任乃强的意见是,将此地划归西康后,首先改流置县,进行调查,划定淘金的先后区段,组织政、军、商、民、土股等分工建立淘金公司,以新型淘床进行有计划的淘金。
任乃强提出上述建议的理由是,那里除了二楷一区,已被民国初年淘取矿床挖乱之外,其余广大矿区都是无人挖过的,适合于上述方法进行。这样借助政治和军事力量并采用现代淘金的方式,在一次淘过之后,地里的埋金就已经被拔尽了,以免后人再来误淘。进行这样的操作,农地被毁损的机会只有一次,以后就可以永远安业、不被搅扰,有利于保护基本农田,便于后期耕作。以这种方式招雇“金夫子”(淘金工),让他们以劳力入股分红,还可以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是,任乃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块地区刚刚想方设法划了过来,唐永晖的色尔巴金厂就在金矿局立案的情况下,招雇民工进去开采了。刘文辉就是股东。这样的神操作,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他们的操作办法其实很简单。用周文晖去和土司进行当面交涉,以政府不改流为条件,交换土司交出色尔巴的采矿权利。在成功取得土司的许可后,就开始招募各地采金的流民,随同军队进去,占领一些农村民房,为金厂筹备办公场所和宿舍。
他们将队伍进行分组,任凭各组的“锤手”(即老淘金者)按照经验判断,估计某处某处可能有金,就一齐开穴挖进地去。至于得金不得金,能够得多还是得少,则全部听凭他们的运气。
至于淘金之后产生的沙土,就随便乱堆在穴外的田地上,肆意破坏农民的田业,但没有人敢来过问。这样一来,只需要几十天时间,就把整个地区给挖乱完了。
很显然,那些“锤手”们为了获得巨大的利益,都要各自选择他认为最有利的地方。但以他们的经验,未必就能获利。但不能获利并不重要,这处不行,就换一处。于是,就抛弃一处,另开一处。搞到最后来,居然还有人在被放弃的河原内发现了金窖(即沉淀金粒最密的地方)。这还了得,大家又都争着过来抢挖。他们为了抢先挖到金窖,搞得来之前辛辛苦苦开取的沙都不再淘了。此外,还往往有人在翻废沙当中获得金块……简直就是相当混乱。
按照上述方法一整,就搞得随便一个矿区,开采几十年后都还有人去淘。他们的理论是“鱼打千次网,网网出大鱼”。其实就是没有计划、乱淘乱挖产生的结果。
他们当初在招工的时候,都说是各组所淘得的金归各组自有,但必须以所得的七成按官价卖给金厂。工人才开始来的时候,没有钱,可由组长向金厂贷款,约定以淘得的金子进行偿还。这样的待遇着实诱人,所以那些流落无业的人都愿跟去。在他们的设想例,满心希望能够遇着“金窖”,不需本钱,发财回家,以后就一辈子不愁吃穿,过上幸福生活。
所谓的“贷款”,其实不是实际上的钱,而是必须的生活物资。主要是以糌粑、米、麧粉等食粮,鸦片,腊肉(来自西昌)、挂面、豆瓣(来自四川)、清油(来自丹巴)、烟酒等品折价计算。这是第一层剥削。又必须要用实物来计算利息。这是第二层剥削。他们不怕工人逃跑,实际上就算是工人未淘得金,也不会跑。淘得金子后,作价收买,达不到市价的一半或至于更少,也不能不卖。是第三层剥削。
但即便是经过了三层剥削,实际上还是不能把“金夫子”给剥削干净,说到底,终归还是要留几成归他们自得。那些倒霉的“金夫子”,如果是好吃好喝的,不管怎么辛苦努力,总还是淘不够本利,于是必须要长期受此剥削。
当然也有那种运气好登了的,碰上“金窝子”,各自分得了较多的金子,但他们实际上也休想拿走。金厂为了方便大家娱乐,开设了妓馆和赌场。妓管就不说了,常年在外的单身汉,总需要方式消遣。在赌场,则有各种赌具,包括红宝、牌九、骰子、扑克、麻将登,应有尽有,实行公开“抽头”。赢十抽一,也就是从赢得的钱里面抽取十分之一作为“服务费”。那些沉迷赌博的人,赢一次,又输一次,再赢一次又被抽十分之一。输去赢来,平均经过十次就成“妙手空空儿”了。这是第四层剥削。这一层剥削最是恶毒。
但算下来,仍还有极少部分运气好,且又不好嫖赌吃喝的人,他们能赚钱不?实际上,他们也休想拿走一两金子。在金矿的四面八方,都是匪徒。积蓄有金子的人,才说明天走,就已经有人提前给布置好伏线了。只要明天一出路,就必然会遇上劫匪,不但会被劫得精光,而且还可能因为是熟识之人怕被传扬出去而被杀灭口。最终把命都给搭上了。
所以,那些投身到金厂的人,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白吃白喝几年,导游来啥也拿不走。只有金厂的负责人以及与其有关系的权势人物,一进一出,就是几十几百两黄金在身。
至于刘文辉部下的师长、旅长这些人,家里到底有多少金子,完全无从知道。传说,以唐永晖的参谋长为例,家里就有千两金子。唐永晖曾说:“军长失败后,军官全都抛开他走了。只我一人跟从他吃苦这多年,现在才算抓回本钱了。”
妈的!在这样大环境里,谁能够办好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业?
其四,是关于宁雅归康的事情。
两年前,刘文辉还在立志经营西康,稍微取得了有些成绩。而自从宁雅划入西康以后,他就只注意于宁雅的经营,把康区完全放在脑后去了。刘文辉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又是和任乃强给他争取到宁雅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1939年,西康省府成立,刘文辉就组织全班人马,开展盛大“南巡”,在西昌住了大半年,基本上把那方面的政局给弄到稳定了,设立了许多实验区,同时也安抚摆平了几支彝人和地方上的巨室豪绅。效果还算是明显的。
1944年,刘文辉又组织“南巡”。当时的任乃强已经在华西大学教书,恰好随同李安宅赴康考察,又同刘文辉到西昌进行考察。刘问辉给了任乃强一个“屯委会副委员长”的空衔,并没有让他到职上任,也没有问过任乃强一句康、宁的政务。大概在刘文辉的眼中,任乃强在康所做的几件事,已经把力量给用尽了,再也没有什么灵感,以后只适合教书了。
除了两次“南巡”以外,刘文辉长期住在雅安。至于经营西康的事,他只是交与秘书长张为炯去随便应付。任乃强从前在西康地区所搞的一些事业,全部都逐渐废弃了。最让任乃强感到痛心的是,刘文辉后面居然连牧站联运都不再支持了。
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以后,川、甘、青、康四省的划界问题发展到最后阶段,四省都派出代表会商准备做出决定时,刘文辉才终于想到了任乃强,派人前去征求任乃强的意见。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无非想任乃强再帮他出主意,把上、中、下三俄洛划归西康来。
三俄洛在黄河上游,鄂陵湖以东、阿坝以西。实际上就是《禹贡》的“析支”一级《后汉书·西羌传》的“赐支”之地。是游牧部落所在地。清代划归松潘,属口外六十四土司的最西部。实际上,松潘县从未进行过任何政务工作。所以,这片地区号为“野番”。这里的群众信奉祝靖寺的红教。清末改流时,赵尔丰曾命祝靖寺僧进行招抚,这一招果然凑效,尽皆降附。青海马步芳的部队曾在此地设白衣县进行管理。之后,俄洛人逐走了马军,四省界别的争议就开始了。四川人认为,要遵前清旧制,要求其归入四川。青海人表示,要遵循近代历史,将其纳入青海。甘肃拉卜楞寺庙的黄正清将军,则力争划将其划入甘肃。
但任乃强认为,俄洛应该被划归青海省,所以不能为西康去争。就算是最终争得来,也算是害了俄洛。所以,任乃强对于刘文辉的请求,最终给婉言谢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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