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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宋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公元一千零六十八年），苏轼服丧期满。居丧期间，他严格执行礼法，没有玩乐，更没有写作。
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发表了一篇《四菩萨阁记》（七百四十五字），记载了他平生第一次实质性地与佛教以及僧人的交往。
其实，苏轼与佛，一直具有渊源。在他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就梦见过一位僧人步入厅堂，然后生下了他。在他八九岁的时候，就梦见过自己是一位僧人。少年时候，曾经聆听过九十岁朱姓老尼讲述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故事，受到启发写下了《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成名后的苏轼，尽管没有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但以他自己的才华和名望，影响着佛教中人。
在《四菩萨阁记》中，他详细记述了将父亲遗留下的四幅吴道子真迹捐献给寺庙的故事，他给僧人惟简解释捐赠的原因：
“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于贼者也，而况于余乎！余视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唯恐失之，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余帷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
表面上看，是他觉得在乱世之下，连皇帝都保不住的东西，自己也绝对保不住，所以捐赠给佛门。但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没有表达。他希望父亲的爱心能一个寄托，把父亲的钟爱之物寄放在寺院，是希望能给父亲祈福。
这时候，距离妻子王弗去世已经三年。总不能一直单身吧？苏轼延续了与王家的姻缘，娶了王弗的堂妹，二十七娘王闰之。
人在公门，身不由己。单位发来通知，要求苏轼兄弟尽快回去上班。
于是，他们把照顾老家的任务，交给了堂兄苏子明。他们第三次离开家乡，多年以后，他们才发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来。
大宋熙宁二年（公元一千零六十九年），二月，兄弟二人抵达帝都汴京。苏轼的工作，竟然被安排在宦告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授官文凭等（大约是管干部档案），同时兼任尚书祠部（管理祭祀）。这个职位很是清闲，动不动就是假期，相当于不受重用。
在离开帝都的这三年多时间，趁他们不在，帝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治平四年（公元一千零六十七年），英宗病故，二十岁的太子赵顼转正上岗，是为神宗。新皇帝上任三把火，打算举全国之力，推行“国家振兴”战略。
既然要搞“国家振兴”，必须委任一位难得的人才。神宗皇帝看中了王安石，因为他江湖上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在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这样写：
“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所有人都说，这个王安石是个人才，不用就算了，如果得到重用，那国家太平、人民安康，就不是问题了。
于是，神宗上任一个月不到，就提拔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大约半年后，又提拔他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四月，对其特别召见，垂询“为政所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先”，并指出，现在需要做的，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变风俗，立法度”。王安石还给皇帝写了一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全面改革的政治主张。神宗不停点赞。在熙宁二年二月，又提拔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副宰相），并设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大干一场，实施变法。
刚刚返回京城上班的苏轼，有幸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召见。
这个故事背景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份，王安石给皇帝建议“兴学校、罢诗赋、用经取士”，皇帝心里没底，征求苏轼的意见和建议。
这个改革的节奏太快，人民群众多半不适应。苏轼表示不看好王安石的这个提议，写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一千八百零八字），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
意思是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而了解一个人，在于知道他是否名实相符。只要是人才就行，不要问出身，不在于实行科举或兴办学校；学校与科举相比较，科举好处更多，况且新建学校必然带来混乱，现行科举之弊在于学者侈谈性命而不务实，并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至于变风俗，要先等着风俗慢慢与时俱进，然后顺势利导，才能事半功倍。如果强行为之，则易造成纷乱，把事情搞大。
文章末尾是这样写的：
“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
神宗皇帝看了这篇文章后，激动得拍桌子。
他跟身边工作人员讲：“王安石的建议，我本来就不怎么拿得准，总是感觉有问题。现在看了苏轼的建议，我打定主意了。”于是继续向苏轼求教：“你看现在的政治生态还有啥问题没？请对我本人提点建议。莫虚，随便说，不追责。”
苏轼推辞了几次，然后鼓起勇气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大，我觉得，你想把国家治理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心太急了，能听别人的话是好的，但听的意见太多了，能用人是好的，但提拔的太快了。这个搞法，要不得。”
皇帝表态说：“感谢了。你的意见，我要认真考虑的。”
《宋史·苏轼传》中，这样描述了这一段历史：
熙宁四年，王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即日召轼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
为落实皇帝的要求，苏轼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八千八百七十七字），重点内容，是以下三个方面、九个字：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完全不谙，苏轼的这种态度和行为，把王安石果断惹毛了。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对苏轼各种不安逸。
王安石曾经公然宣称说：苏轼这种人，文章写得稀烂，如果我是考官，绝对不得录取。吹牛打草稿，《邵氏闻见录》卷十四中是这样写的：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既然是这种情况，苏轼的前途就不好了。
所以，苏轼这次回京，并没有得到重要任命。王安石从中“运作”，又派他兼任开封府推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一天到晚写材料，加班，搞不完的事情，扯不完的筋，然后不再为“变法”这件大事从中作梗。
谁知道，苏轼对这个工作，早已经轻车熟路，根本不费什么心思，就整得头头是道。更要命的是，群众满意度测评，满分。竟然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关心国家大事。
最要命的，是他竟然还有时间从事写作、琴棋书画等。时不时公然发表文章。比如，《净因院画记》（三百四十七字）、《跋与可墨竹》（七百七十二字）、《跋内教博士水墨天龙八部图卷》等，都出自于这一时期。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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