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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唐宋八大家之第一全才苏东坡
一
古人说：人杰地灵。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实，这个成语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只有能够出名人，这才是一个好地方。换句话说，从来都是好地方必须有大名人。即便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产生一位名人，则马上成为风水宝地。
对于本身就风水好的地方，吹牛还算有资本。但是，如果风水实在是乏善可陈、难以名状，怎么办？编！编得自己都信了为止。如果连编都有较大难度，咋搞？也有办法，那就是打造，打造得大家都深信不疑为止（那怕是做点假呢）。
话说北宋景祐四年（公元一千零三十七年），正值宋仁宗赵祯执政。这一年，发生了多件大事。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根据自己的意图创造了蕃字，命令野利仁荣对这些文字加以演绎，成书十二卷，用来教育人民，从此以后，西夏才正式有了文字。
河东地区忻（山西忻县）、代（山西代县）等地发生强烈地震，毁坏房舍无数，人员伤亡数以万计。忻州死者近二万人，伤五千七百余人，五万余头牲畜死亡，代州死者近八百人，并州二千余人。全国工作重心，由经济建设立即转为抢险救灾。
当然，这一年也发生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小事。比如，这一年的一月八日，苏轼在眉山出生。
这位苏轼可不简单，被后世誉为“古代第一全才”，至今无人出其右。
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从来就没有偶然。所谓的偶然，是太多必然凑合的结果。大凡一个家庭要出一位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离不开祖宗多代的共同努力。要么积德，要么积财，要么变换思想。
至于苏轼的显赫人生，后文再叙。现在，我们先了解故事背景，扒一下这位先生的家世。
眉山苏家，不可小觑。
汉顺帝时期，其元祖苏章，由河北冀州刺史（市长）迁任山西并州刺史，其后代子孙遂迁居河北赵县，因而历代自称为“赵郡苏氏”。
到大唐时期，出了一位名人苏味道，与崔融、李峤、杜审言一道，被誉为“文章四友”，一时名动初唐。其于神龙初年，由凤阁侍郎被降职为眉州刺史，不幸死于任所。
苏味道有一个儿子没有回赵州，而选择在眉山定居，进而成为眉山苏氏的始祖。此后数代，苏家发展平平，毫无波澜。
本该安居乐业、传宗接代、平淡生活，后面却生出了一位苏序。虽说这位苏序仍然是一位普通百姓，但却是苏家发迹的转折点。
苏序，字仲先，生于大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百七十三年）。此人身材魁梧，为人慷慨，十分喜欢接济贫困群众。他虽然有交通工具（虽然是马），但为人十分低调，在村里行走，从来不用。主要原因是，担心遇到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在步行，气氛难免尴尬，不好面对。他在乡下种田期间，囤积了大量稻谷，但没有囤积居奇，而是在灾年时节，免费拿出来救灾。所以，整个大眉山，只要提起这位苏序先生，没有不点赞的。
苏序也有嗜好，尤其是见不得酒。所谓“捉住贼，必须连夜连晚送走，免得夜长梦多”。只要是酒，到了他的手里，那难得过夜。只要有酒，他必然与老伙计一道，席地而坐，边喝边唱，十分随便。
这一日，他正喝得大醉，大宋中央组织部突然派人来送喜。说是因为他的二儿子苏涣工作搞得好，皇帝很高兴，要给他解决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古代有一优良制度，某领导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其家庭成员要受奖励）。
组织部干部为他送来了官服、管帽，还有一大堆礼仪用品。他乘着酒兴，把敕封文书扯过来读完，确认是好事，然后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全部塞进身边的布袋。布袋里面，还有他没有吃完的肉。然后骑驴进城，转移阵地。一路上，群众强势围观，只见一位衣衫不整的老汉，骑驴拖着布袋，摇摇晃晃，莫不抚掌大笑。
这位苏序还是一位十足的无神论者，根本不信邪。据说眉山曾经有一座大庙，供奉“毛将军”，全县群众，十分敬畏。苏序则不以为然。某日，乘着酒兴，带着一伙同样不信邪的年轻人，冲进庙宇，砸毁神像，并把庙也顺手拆了。大家都说：“这个苏序死定了。”却不谙，他完完整整、安然无恙。
苏序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苏澹、苏涣、苏洵。老大、老二，都把读书作为人生追求，十分刻苦。苏涣在大宋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千零六十六年）进士及第，全县振奋。唯独这位苏洵，不大喜欢读书，倒是喜欢游山玩水、旅游钓鱼。相熟的亲友问苏序：“你家老三这种搞法，咋行呢？”苏序总是说：“莫焦，这家伙总能成器的。”
苏序的自信，并不盲目。正所谓“知子莫若父”，他发现了老三的独特之处。以至于苏洵多年后给欧阳修讲：
“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自古以来，读书这个问题，再晚都不嫌迟。苏洵耍了二十多年后，突然发现了读书的重要性，开悟了。王应麟在《三字经》中说：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这一醒悟不打紧，学问大幅长进。
然而，实力上去了，运气没跟上。二十九岁那年，参加科举，挂了。三十七岁，又参加，又挂。被气个半死，吼了一句：“此不足为学也”（学这个玩意没意思）。然后决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他果断把自己的几百篇文章全部烧了，用新的眼光，重新读古文，闭门六年，没有一篇文章流出。
这种做学问的激情，终于长出了果实。苏洵最终成为一代散文大家。
虽然对于他的个人政治抱负，必须抱憾终身。但对于文化影响，却开一代先河。
苏洵的妻子，姓程。其父亲程文应，曾经担任过大理寺丞。这位程夫人，十分支持苏洵的学业，甚至变卖自己的首饰和古玩帮他筹资。
苏洵夫妇共生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三个儿子中，老大过早夭折，甚至没有名字。老二苏轼，老三苏辙。三个女儿中，前两个均已早夭，三女名叫八娘，在十六岁时嫁给了苏轼的表兄程之才，婚后两年不幸病逝。
此处强调一下，苏轼其实没有妹妹。传说中的“苏小妹”（和苏小小绝对没有半毛钱关系），实际上就是这位八娘。
二
故事背景大约就是这么多，闲吹得远了。现在回归正题。
北宋景佑四年（公元一千零三十七年），农历腊月十九。这天，眉山的老百姓都已经闲暇下来，家家户户准备过年。而这一天，老苏家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苏轼出生了。
从来都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好歹也算个富二代，苏轼出生后，母亲是不必亲自喂奶的。奶妈任氏，算起来是老苏家的老熟人，之前帮助哺乳过苏八娘（苏小妹）。时间长了，俨然已经成了苏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童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调皮捣蛋、钓鱼摸虾。这种生活，苏轼坚持了七年。然后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同龄的小伙伴都上学了，不上学，就不合群。
自古以来，都有“易子而教”的优秀传统。意思是说，自己的孩子，不能够自己教育。仔细分析，是有一定道理。自己期望值太高，但又舍不得动手打，容易教废（所谓“误己子弟”）。所以，必须要托付给别人来教育（动手）。
于是，父亲在天庆观北极院张易简先生处给他报了名，苏轼上学了。虽然张先生是一位道士，但文化水平十分了得。当然，能让苏洵放心的人，毕竟要有一些本事才行。
某日，有人从帝都回来，给老师带了一本《庆历圣德颂》（宋代散文家石介先生的作品，九百五十字。石介为国子直讲时，正值吕夷简罢相，宋仁宗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他喜而作《庆历圣德颂》，歌颂朝廷退奸进贤）。这是一篇十分精美的诗歌作品，四言。当时，大家一起围观。苏轼挤进去看了几行，马上就能背诵。
他问张先生：“老师，这首诗里面写的'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都是写啥人哇？”
张老师说：“你个咪娃儿，懂个啥，各人去做作业，问这些爪子？”
苏轼说：“这些人如果是神仙，我就不好问得，但他们也是人，有啥神秘的。他们不是受皇帝重用吗？我问一下，好向他们学习。”
张老师非常惊异，于是告诉他：“这几个人可厉害了。他们分别叫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既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国家栋梁。你向这几位学习，算是找准对象了。”
苏轼年纪还小，虽然不知道什么叫高级领导干部，但他知道，这几位铁定是文化人、能干人。毕竟，是老师都非常敬仰的人物。于是，这几个人就潜移默化成了苏轼进步的标杆。
吹牛打草稿。苏轼在自己的《范文正公文集序》中这样记载：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辞，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张道士教育了苏轼差不多三年，这期间，他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他还是刘微之（刘巨）的学生。刘老师的办学地点，在眉山城西的寿昌院，学生上百，教学成效十分明显。
某日，刘老师写了一篇下水作文《鹭鸶》，展示给学生看：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
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苏轼看后，给老师提建议，这个雪花飞舞后，没有落脚点，意境也不是太好。不如改成：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
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
老师惊异不已，没想到小小孩童，竟然有如此见解。然后他向苏轼说：“厉害了，你水平在我之上。”
既然老师都认为学生的水平在自己之上，那一时间陷入一个僵局，眉山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老师。于是，苏洵只得又亲自上阵。
某日，他给苏轼布置了一篇作文，《夏侯太初论》，这夏侯太初是三国时魏国的贵族，《三国志》中说，此人很有气质。苏轼写成的文章，获得了父亲的点赞。但可惜，这文章竟然因为没有留下复印件，失传了。但中间至少有两个句子，被记录了下来。一起围观下《王立方诗话》中的：
东坡十岁时，老苏令作《夏侯太初论》，其间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失声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於蜂虿”之语，老苏爱之。以少时所作，故不传。
这一年，苏洵读到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对比欧阳修的提拔重用，想到自己的一身落魄，十分感慨。理想是实现不成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下一代实力如何呢？他心里也没底。
于是，他把苏轼叫过来：“儿，你看这个文章，写两句读后感？”
苏轼果断写了一篇，其中有一副对联：
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
苏洵看了后，十分开心。然后点评说：“希望这句话，你以后能用上。”
《侯鲭录》云：东坡年十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
果然，后来在宋哲宗赵煦执政的元佑年间，苏轼被提拔到皇帝办公室担秘书，他在写谢表的时候，完美的用上了这两句：
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
敛退之心，非敢后也马不进。
这两句话其实非常难懂。此处不妨普及一下古文知识。
两句话，来自于两个典故。
《诗经小雅》：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论语雍也》：孟之反不伐（夸功）。奔而殿（殿后），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字面意思：垂的是京都人士的丝带，跑的慢的是孟之反的马。总结就是一个内涵：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我想那啥那啥啥，感谢机遇，感谢组织，感谢领导，都是我运气太好。
当然，这是后话。
三
自古以来，都是活到老、学到老。苏轼十岁这年，父亲苏洵外出游学。然后指导儿子读书的责任，就落在了程夫人身上。
这一日，母亲阅读《后汉书范滂传》，十分感动。
这位范滂，是东汉桓帝时期的名士，为人十分正直，因为公然反对宦官专权，被黑恶势力追杀。为了不连累其他人，他果断到县衙自首。县令郭揖十分敬佩他的为人。捉拿他，不忍心，没法下手；不捉拿他，又要遭追责。一气之下，果断交了公章和文件，辞职。同时还劝范滂：“天下这么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跟你一起浪迹天涯。”
范滂说：“他们只认我，只要我一死，事情就摆平了。我如果跑了，他们就会找我老妈的麻烦，我咋忍心呢？”
他老母亲听到这事，过来和他道别。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也无遗憾了！已有好名声，再求长寿，可兼得吗？”滂下跪受教，拜了两拜辞别母亲。享年三十三岁。
母亲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苏轼正好在旁边。他给母亲讲：“如果我长大了，当范滂这种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人，母亲同意不？”母亲说：“你如果敢当范滂，那我就敢当范滂他妈。”
母亲的这种教育，启迪了苏轼的心智。让他从小就树立了正义感，在读书中陶冶情操，逐渐成长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一千零五十五年），十九岁的苏轼迎来了人生的“小登科”。他在父母的安排下，和青神县的王弗结婚了。这位十六岁的少女，父亲是一位进士，她聪明而文静，十分喜欢读书，夫妻十分和谐。
这一年，苏轼已经修完了应对科举的全部课程，尤其是写作大有进步，一天随便写个几千字，毫无压力。于是父亲给他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当弟弟苏辙的老师。
这一年，苏洵带着苏轼拜见了益州知州张方平。
为什么要突然拜见这位地方主要领导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背景。
这位张方平是一位贤能的基层干部，十分重视人才，求贤若渴。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苏洵，并说：“如四川只有一个人才，那必须是苏洵。”
于是，苏洵主动带着儿子前往拜见。一来二往，给老张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他果断向上级组织部推荐了苏洵，并单独给苏洵准备了一把专用椅子，只有他来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在离开成都后，苏洵又前往拜见了雅州知州雷简夫以及犍为（普及知识，读前围）县令吴中复。雷简夫看了苏洵的文章后，果断给了一句十分有含量的批语：
“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
雷简夫建议张方平继续加力向上级推荐苏洵，结果迟迟没有下文。一气之下，他直接上书宰相韩琦以及欧阳修，说洵“有王佐才”，“得史迁笔”，“讥时之弊”，“皇皇有忧天下心”。并劝说苏洵，干脆到帝都去寻找机会。
大宋嘉佑元年（公元一千零五十六年），三月。苏氏父子一行三人，从眉山出发，一路风尘跋涉，翻秦岭，经长安，坚持行进了两个月，终于在五月到达帝都开封。
这次来得不巧，正逢帝都遭遇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暴雨。整个城市都在抢险救灾，所以事情一拖再拖。弄到秋天，他们才得以有机会见到欧阳修、韩琦等。欧阳修见到苏氏父子，十分赏识，也果断向有关领导写了推荐信。
然而，泥牛入海，并无下文。
看来走关系门路是走不通了。只有硬考。
苏洵没有必要考试。参加公务员考试，肯定是后辈的事情。
大宋嘉佑二年（公元一千零五十七年），正月，国家举行大考，由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考试。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十分嫌弃既往流行的“太学体”，那种文体看似文采飞扬实则并无叉用。他打算借助考试的机会，转变这种写法，要求广大考生“说人话”。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本来这种命题文章，对于苏轼而言，毫无压力。但这次他十分慎重，在草稿纸上反复写了三次才抄写交卷。足足六百八十字，下笔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然后还系统总结了《左传》、《尚书》、《诗经》以及《春秋》等先贤典籍对于为人处世“善与罚”的诠释等。
当年的科举考试，是在考生写好后，再由专门的“书记员”帮忙用正楷字抄写再上交阅卷，名字是糊着的，所以不能辨认笔迹。编排官初审，将答卷按优劣顺序编排好后，送给主考官复阅评定。经评定后，再由主考官将最好的几篇文章及名次编排序列建议稿，呈献给皇帝御览。皇帝审定后，便御笔钦点得中进士的名次。第一名进士就是状元，第二名进士就是榜眼，第三名进士便是探花，第四名后的都只称为进士。
这次运气好暴了。
收卷汇总并初步判卷的是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他发现这篇文章“有荆轲之风”，就把这篇文章放在面上，报给欧阳修。欧阳修看了，也觉得很好。于是问：“这篇哪个写的？”梅尧臣说：“按大宋科考律，尚未确定名次前，还不敢对名号。”欧阳修说：“我感觉这是我学生曾巩写的，不能放第一。人还是低调点好，万一大家说是关系户呢，让他得第二比较妥当。”
于是，苏轼屈居第二，胜出。欧阳修其实也没料到，被他判为第一的那篇文章，作者正是曾巩。还真是造化弄人。
当年三月，宋仁宗亲自在崇政殿对进士进行考试。苏轼录取在乙科，苏辙录取为第五甲。两兄弟同时登科，一时传为佳话。
欧阳修给梅尧臣说：“这个苏轼太厉害了，我都应该让一下位置给他，让他有机会搞大事。”
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并给张方平回信说：“感谢老弟给我推荐人才，将来天下的好文章，绝对都是出自这个人的。”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说：“儿啊，三十年后，江湖上全是苏轼的传说，肯定就没有老爹我啥事情了。”
“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于是，苏轼三父子，开始上到头条，名动京城。
四
老子曰：“福兮，祸之所倚。”这话竟然点都不假。
大宋嘉佑二年（公元一千零五十七年），四月八日，正当苏轼兄弟双双及第、父子三人名动京城的时候，老家发来急件，程夫人病逝了。
苏轼兄弟想起母亲生前经常对人家讲：“今后，我的两个儿子一定能有所作为。”如今自己的理想已经顺利实现，但母亲却无缘得见，不禁泪如泉涌。
苏洵将妻子安葬在老家安镇乡可龙里的老翁泉边。这里风水极好，以至于苏洵、王弗死后都葬在了这里。当然，这是后话。
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亲去世后，担任国家干部的子女，必须停业，回家守孝三年（具体执行实际只需要二十七个月）。这期间，不需要上班，当然也没有工资，需要在坟茔边新建一座茅屋，并住在里面。
当然，这期间也不能搞娱乐活动，不能唱歌、喝酒、打牌、钓鱼等。在为母亲守丧期间，苏轼兄弟俩又回到了几年前寒窗苦读的状态。这对于年少成名的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压一压心中的浮躁之气。整个服丧期间，苏轼没有发表一篇诗词。
但虽然人在乡间，却想着公务。这期间，王素被提拔为成都知府、龙图阁学士，苏轼给他写了一封贺电，《上知府王龙图书》（九百七十九字），并提醒他要妥善处理好“养兵”和“赋民”的关系：
国家蓄兵以卫民，而赋民以养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于养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于赋民者，其忧远而难救。
当然，在上书的最后，他也顺便推荐了一下自己：“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希望王素能抽出时间看看自己写的文章，也算是交个朋友。
好不容易到了大宋嘉佑四年（公元一千零五十九年），七月，服丧时间满。苏轼发表了一首《咏怪石》（四十六句，三百三十四字，比较长）。格律不拘，一会是五言，一会又是七言，行文极为跳跃。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或从扬州感卢老，代我问答多雄篇。
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
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
以是赠子岂不伟，何必责我区区焉。
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炊去不可攀。
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这年十一月，苏轼兄弟带着家属，和父亲一道，再次赶往京城。因为这一次是要去上班，所以全家迁徙。经过岷江，进入长江，然后顺流而下。经过嘉州、渝州、三峡，再到江陵上岸，经襄阳、许州等。长途伤不起，一直到第二年才抵达帝都开封。
毕竟心情不一样。一路走，一路酒，一路诗。随便围观几首。比如苏轼的《新滩阻风》：
北风吹寒江，来自两山口。
初闻似摇扇，渐觉平沙走。
飞云满岩谷，舞雪穿窗牖。
滩下三日留，识尽滩前叟。
孤舟倦鸦轧，短缆困牵揉。
尝闻不终朝，今此何其久。
只应留远人，此意固亦厚。
吾今幸无事，闭户为饮酒。
比如苏辙的《留题仙都观》：
道士白发尊，面黑岚气染。
自言王方平，学道古有验。
道成白昼飞，人世不留窆。
後有阴长生，此地亦所占。
并骑双翔龙，霞绶紫云襜。
扬扬玉堂上，与世作丰歉。
当他们走到江陵的时候，三父子已经写了一百多首诗歌。于是他们就在驿站修整过程中，编了两本文集，取名《南行集》（分别为《南行前集》、《南行后集》），收录了诗词文章一百七十三篇。苏轼亲自写《南行前集叙》（二百四十九字），里面介绍了这本书的故事背景：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这一次到达帝都，理论上应该有所收获，但结局却出人意料。
组织部发来通知，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这个职位是九品，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没有啥实权，却忙得背不完的时，且担不完的责。兄弟二人觉得这个位置没啥意思，于是果断拒绝。
他们在等一个机会，参加皇帝下诏举行的制举考试。在准备考试期间，兄弟二人十分吃苦，每天吃得十分简单。南宋朱弁（普及知识，读变）小说集《曲洧旧闻》中记录了一件趣事：
苏轼给他的好兄弟刘贡父讲，说和弟弟在复习功课时，每天吃“三白饭”，味道好得遭不住。刘问他，啥子“三白饭”这么好吃？他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三样都是白色的。把刘笑惨了。
苏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科制时，日享三白饭，食之其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
那时候，在帝都复习功课，打算参加这个制举考试的文人比较多。某天，宰相韩琦在招待客人时，无意识说了一句：“有苏氏兄弟在这，怎么这么多人来打酱油凑热闹？”这话流出去，很多人考虑到实力方面的悬殊，果断主动放弃了考试。
老规矩，考试之前，把自己写好的文章整理好，提交给识货的领导，打动他，并请帮忙推荐。苏轼提交了二十五篇“进策”以及二十五篇“进论”给欧阳修等，被推荐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苏轼写了一篇《御试制科策》，这是一篇长文，六千五百五十六字，基本上阐述了苏轼一生的政治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有说：
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
他还有一个十分大胆的提法，说国家并不是皇帝的，只不过是让皇帝来领导罢了：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
他甚至在文章中指责皇帝无所作为、不善于用人，后宫开支巨大，国家公务员考试走过场等。仁宗皇帝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优先录取他，并向皇后炫耀说：“我今天搞了一件大事，给子孙选了两个好宰相。”《宋史苏轼列传》中这样写：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哈哈，运气要来登了！
五
这次考试，轻松过关。然后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回答有关政治的问题，最终以第三等被录取（制科考试分五等，第一等和第二等是虚设，不授予，因此第三等就是最优等）。
自宋以来，制策能够进入三等的，只有两个人。苏轼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据说叫吴育。而且苏轼是“第三等”，吴育是“第三次等”。
这次考试，让苏轼被提拔为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较之于之前的主簿职位，身份上升了不少。
大宋嘉佑六年（公元一千零六十一年），十二月。苏轼由汴京出发，到凤翔去上班。苏辙则留在帝都，便于照顾已经担任朝廷编修礼书的父亲。
这一次，是两兄弟这辈子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别离。别离之际，他在马上赋诗一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一次，苏轼的官职是判官。这个判官和大家的直观理解有所不同，全称实际是“签书判官厅公事”，属于知府的副手。一般都是被知府用来吼着耍。但这位知府宋选同志很有人情味，因为苏轼是文化名人，所以对他特别照顾。苏轼对这个工作，也是很快上手。所以，二人配合十分愉快。
第二年，宋知府安排苏轼到地方上宣传贯彻朝廷因为水灾而特别颁发的针对囚犯的特赦令。苏轼在完成公务的同时，顺便游山玩水（体察民情）。留下了大批作品。
比如最有名气的《凤翔八观》，包含了《石鼓歌》、《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等八处名胜古迹。为此，他专门写了个叙：
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昔司马子长登会稽，探禹穴，不远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二子盖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故其勤如此。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
大宋嘉佑八年（公元一千零六十三年），苏轼的老乡、青神县的陈公弼接替宋选，担任凤翔知府。照理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加之他算是苏轼的长辈，应该倍加照顾才对。但这个老陈，却是十分的不友好。
以前同事们都尊称苏轼为“苏贤良”。这位老陈一到任，就不准大家再这样叫。敢叫？暴打一顿再说。苏轼找陈县长汇报工作，一般都要等个半天。最为老火的是，苏轼写的材料，这个陈县长都要修改好多处，逼得必须修改好几次才能交脱。还有一次，因为苏轼没有按时开会，还遭了一次罚款。
二十八岁的苏轼，表示各种不服。
这年，这位陈县长在自己的后花园搞基础设施建设，弄了一个凌虚台，要求苏轼作记。
这就是著名的《凌虚台记》（五百零七字）。
按照既往的常规写作套路，应该在文章中对领导各种歌功颂德、吹捧。但苏轼没有这样弄，反而用了很多文字，写那些比凌虚台壮观坚固的宫殿，没有多少年就倒台那种。
感觉是在讽刺这位陈县长。但以苏轼的文采，咋可能如此肤浅呢？他由这个台子的地势高，写到了人生应该有所作为，要超越名利和虚无。正所谓：
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很奇怪的是，这位陈县长不但竟然没有怪罪苏轼，反而安排人，一字不改，把这篇文章刻在了石头上。
苏轼才发现，这位老陈原来是担心苏轼名利太暴力而把握不住自己，故意的不给面子。这位老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在凤翔工作了三年，苏轼尽心尽力，恪尽职守。针对实际情况，他向宰相韩琦等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比如改变摊派，减轻群众负担。比如将官府垄断的物资交给群众市场交易，推行市场经济等。深受群众爱戴。
他在城东北修了一座亭子，竣工的时候，连续下了几天雨。苏轼就取名为《喜雨亭》，并写了一篇十分有名的《喜雨亭记》（四百六十三字）。第二段写道：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大宋治平元年（公元一千零六十四年），苏轼任满，回帝都述职。
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是宋英宗赵曙。他老早就听过苏轼的名号，打算把他安排在翰林院工作。但宰相韩琦有点瞧不起苏轼，建议皇帝不能乱了规矩，应该按常规考试。
皇帝有点生气，说：“不晓得他的才能才要考试。像苏轼这种，还需要考试？”
韩琦还是坚持不同意。皇帝鉴于他的老干部，也就依了。结果，苏轼在考场上写了两篇论文，都被评为三等。这下没人反对了，被录取到直史馆，负责管理登闻鼓院，大约相当于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负责接收干部群众提交的意见建议和军事情报以及信访件等。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八日，苏轼的妻子王弗，不幸病逝。年仅二十七岁。全家无不哀婉。
苏洵找苏轼谈话：“你妻子一辈子辛苦，照顾你母亲直到去世，料理了你母亲的后世，并长期服丧。她还陪你到他乡工作，照顾你，养育孩子，十分不易啊。你一定不要忘记她，要把他安葬在你母亲的身边。”
没想到，在妻子王弗病逝不到一年，大宋治平三年（公元一千零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撒手人寰。享年仅五十八岁。苏家又一次陷入伤痛中。
皇帝亲自下诏，赐苏家许多财物。苏轼坚辞不受，请求皇帝赠与父亲一个名义上的官职。皇帝于是特赠光禄寺臣，并安排有关部门将苏洵灵柩送回眉山安葬。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都谢绝了。
朝中高级干部，为苏洵作哀辞的，就有一百多人。
苏轼辞去官职，和弟弟一起送父亲回乡，并将妻子王弗迁葬。父亲被安葬在了老翁泉边，墓志铭为欧阳修撰写。王弗被安葬在附近，墓志铭为苏轼撰写。
荒冢又添两新坟，好不凄凉……
六
大宋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公元一千零六十八年），苏轼服丧期满。居丧期间，他同样严格执行礼法，没有玩乐，更没有写作。
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发表了一篇《四菩萨阁记》（七百四十五字），记载了他平生第一次实质性地与佛教以及僧人的交往。
其实，苏轼与佛，一直具有渊源。在他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就梦见过一位僧人步入厅堂，然后生下了他。在他八九岁的时候，就梦见过自己是一位僧人。少年时候，曾经聆听过九十岁朱姓老尼讲述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故事，受到启发写下了《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成名后的苏轼，尽管没有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但以他自己的才华和名望，影响着佛教中人。
在《四菩萨阁记》中，他详细记述了将父亲遗留下的四幅吴道子真迹捐献给寺庙的故事，他给僧人惟简解释捐赠的原因：
“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于贼者也，而况于余乎！余视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唯恐失之，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余帷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
表面上看，是他觉得在乱世之下，连皇帝都保不住的东西，自己也绝对保不住，所以捐赠给佛门。但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没有表达。他希望父亲的爱心能一个寄托，把父亲的钟爱之物寄放在寺院，是希望能给父亲祈福。
这时候，距离妻子王弗去世已经三年。总不能一直单身吧？苏轼延续了与王家的姻缘，娶了王弗的堂妹，二十七娘王闰之。
人在公门，身不由己。单位发来通知，要求苏轼兄弟尽快回去上班。
于是，他们把照顾老家的任务，交给了堂兄苏子明。他们第三次离开家乡，多年以后，他们才发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来。
大宋熙宁二年（公元一千零六十九年），二月，兄弟二人抵达帝都汴京。苏轼的工作，竟然被安排在宦告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授官文凭等（大约是管干部档案），同时兼任尚书祠部（管理祭祀）。这个职位很是清闲，动不动就是假期，相当于不受重用。
在离开帝都的这三年多时间，趁他们不在，帝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治平四年（公元一千零六十七年），英宗病故，二十岁的太子赵顼转正上岗，是为神宗。新皇帝上任三把火，打算举全国之力，推行“国家振兴”战略。
既然要搞“国家振兴”，必须委任一批人才。神宗皇帝看中了王安石，因为他江湖上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在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这样写：
“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江湖上所有人都说，这个王安石是个人才，不用就算了，如果得到重用，那国家太平、人民安康，都不是问题。
于是，神宗上任一个月不到，就提拔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大约半年后，又提拔他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四月，对其特别召见，垂询“为政所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先”，并指出，现在需要做的，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变风俗，立法度”。王安石还给皇帝写了一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全面改革的政治主张。神宗不停点赞。在熙宁二年二月，又提拔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副宰相），并设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大干一场，实施变法。
刚刚返回京城上班的苏轼，有幸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召见。
这个故事背景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份，王安石给皇帝建议“兴学校、罢诗赋、用经取士”，皇帝心里没底，征求苏轼的意见和建议。
这个改革的节奏太快，人民群众多半不适应。苏轼表示不看好王安石的这个提议，写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一千八百零八字），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
意思是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而了解一个人，在于知道他是否名实相符。只要是人才就行，不要问出身，不在于实行科举或兴办学校；学校与科举相比较，科举好处更多，况且新建学校必然带来混乱，现行科举之弊在于学者侈谈性命而不务实，并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至于变风俗，要先等着风俗慢慢与时俱进，然后顺势利导，才能事半功倍。如果强行为之，则易造成纷乱，把事情搞大。
文章末尾是这样写的：
“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
神宗皇帝看了这篇文章后，激动得拍桌子。
他跟身边工作人员讲：“王安石的建议，我本来就不怎么拿得准，总是感觉有问题。现在看了苏轼的建议，我打定主意了。”于是继续向苏轼求教：“你看现在的政治生态还有啥问题没？请对我本人提点建议。莫虚，随便说，不追责。”
苏轼推辞了几次，然后鼓起勇气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大，我觉得，你想把国家治理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心太急了；能听别人的话是好的，但听的意见太多了；能用人是好的，但提拔的太快了。这个搞法，要不得。”
皇帝表态说：“感谢了。你的意见，我要认真考虑的。”
《宋史·苏轼传》中，这样描述了这一段历史：
熙宁四年，王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即日召轼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
为落实皇帝的要求，苏轼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八千八百七十七字），重点内容，是以下三个方面、九个字：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完全不谙，苏轼的这种态度和行为，把王安石果断惹毛了。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对苏轼各种不安逸。
王安石曾经公然宣称说：苏轼这种人，文章写得稀烂，如果我是考官，绝对不得录取。吹牛打草稿，《邵氏闻见录》卷十四中是这样写的：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既然是这种情况，苏轼的前途就不好了。
所以，苏轼这次回京，并没有得到重要任命。王安石从中“运作”，又派他兼任开封府推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一天到晚写材料，加班，搞不完的事情，扯不完的筋，然后不再为“变法”这件大事从中作梗。
谁知道，苏轼对这个工作，早已经轻车熟路，根本不费什么心思，就整得头头是道。更要命的是，群众满意度测评，满分。竟然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关心国家大事。
最要命的，是他竟然还有时间从事写作、琴棋书画等。时不时公然发表文章。比如，《净因院画记》（三百四十七字）、《跋与可墨竹》（七百七十二字）、《跋内教博士水墨天龙八部图卷》等，都出自于这一时期。
七
大宋熙宁三年（公元一千零七十年），元宵节。神宗皇帝为了让老妈以及后宫高兴，突发奇想，打算整点节日气氛，于是下令低价（压价）采购浙灯四千盏。这个出发点是节约，结果到了执行层面，就成了强买，要求商户必须打五折销售，一时间，彩灯市场鸡飞狗跳。
苏轼觉得这种做法不妥，果断写了一篇《谏买浙灯状》（一千二百二十四字），文章中心意思体现在以下几句：
臣虽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卖灯之民，例非豪户……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
这里面，一边给皇帝戴高帽子，一边批评，写得十分到位：我知道皇帝品行高尚，不会用这个灯来取乐。你买灯，是为了让母亲开心，但是老百姓不了解这个情况。那些卖灯的老百姓，都是贫困户，你照顾他们的生意，完全可以加价。你之所以减价购买，是觉得这个东西意义并不太大，既然这样，我看不如不买算了。
神宗皇帝看了，一拍大腿：可不咋地？我咋没想到这点呢！于是马上停止了这一行为。苏轼一看效果好，于是继续加油，写了《再上皇帝书》，直接批评新政策：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同时还写了《拟进士对御试策》等，全面开始对新政策的批评。这下搞得他和王安石的矛盾更加尖锐而明显了。
一大批拒绝执行王安石新政的人，都受到了打压甚至消灭。苏轼有点虚火。为了避开攻击，在熙宁四年（一千零七十一年）六月，苏轼给皇帝写了一个请示，打算到地方工作，离开京城。皇帝就批示了一个县长的职位（知州）。
但受王安石左右的中书省不同意，提议他担任颍州通判（副县长兼纪委书记）。皇帝于是也让一步，批示他担任杭州通判。为什么王安石不让苏轼担任县长呢？是怕他不执行新法。
大宋熙宁四年（一千零七十一年），七月。苏轼带着家人，离开帝都，前往杭州。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干部因为相同的原因，离开了帝都。比如，张方平任陈州知州，欧阳修退休，闲居颍州等。
这一次，苏轼并不着急，边走边耍。因为弟弟苏辙任陈州教授，老师张方平也在陈州，于是在陈州耍了两个多月。在弟弟和老师的陪同下，把当地的旅游景点全部走了一圈。还去看望了欧阳修。
十一月，苏轼到达扬州镇江金山寺，去拜访了宝觉、圆通两位大和尚，晚上在寺庙住宿，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到达杭州。办公大楼在凤凰山顶，南边是钱塘江，北边是西湖，东边是东海。打开窗户一看，整个杭州城的风景尽收眼底。
西湖这个景色美啊！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发了一个朋友圈《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描述了天不亮游船就遍布西湖的盛况：
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
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飏双凫。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鹊尾炉。
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
担任杭州通判，公务十分繁忙，生意极好。他在《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之一》众，用这样一句描述了自己作为“加班狗”的日常：
“君不见钱塘宦游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但是，人这个名堂，总得有点自己的爱好。公务再忙，也不能荒废了游玩的兴致。要不，就辜负了这天下最美的杭州。
苏轼认为，这西湖是天下人的西湖，无论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地位，都可以游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感受肯定完全不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湖。他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叔同年》（一百六十八字）前几句就说：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但是，在苏轼笔下的西湖，却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味道。比如，他看西湖，竟然犹如看大海，他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比如他的《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
唤起谪仙泉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当然，苏轼写西湖，最为出名的，还是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作为当地“湖长”，还经常性开展夜间巡湖活动。那时候的西湖，被命令禁渔，不准钓鱼，只准放生。但是，这个规定却断绝了渔民的生路，于是他们就铤而走险，趁着夜黑风高，偷偷捕鱼。
苏轼晚上巡湖即便是看见了这种情况，也假装没看见，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他在《夜泛西湖五绝其三》中，描述了这种情况：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当上级政策和群众实际需要产生矛盾的时候，采取有效方式，选择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基层干部的应有行为。
可惜，很多人想这样做，但是不敢。
八
杭州之美，一言难尽。除了最美的西湖，如果还有一处天下奇观的景色，则必须是钱塘江潮。
可惜，这个钱塘江潮不比西湖的出镜率高，并不是可以每天随时观赏，一年只有一次。这也是为什么苏轼的观潮诗远远少于西湖诗的原因。
在杭州工作的第二年，上级组织部要求他兼任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监考官。这个职务有着十分严格的纪律要求，必须住在考试院，差不多大半个月，不准回家，也不准和外界联系。这对于他而言，反而是难得的清净。
考试完了，正好是八月十五，必须放松一下。他没有选择喝酒、唱歌、钓鱼、睡觉，而是果断去看了一次钱塘江潮。这一天的潮水，虽然不是最壮观的，但也给苏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写下了《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我们随便围观其中两首。
比如《其一》：
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再比如《其五》：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在苏轼关于看潮的诗歌中，最有意思的一首，当推他帮助考生向主考官求情的“请愿”诗。
当时的制度规定，把公布成绩这一天安排在了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表示“圆满”之意。但是这一年，招办却食言了，并没有按时公布成绩。具体原因也没有官方解释，于是大家一顿乱猜。几天后就是八月十八，是钱塘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但对于广大考生而言，考试成绩不知道，谁还有心思去看潮呢？
出于这个故事背景，苏轼写了一首《催试官考校戏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
不择茅檐与市楼，况我官居似蓬岛。
凤咮堂前野桔香，剑潭桥畔秋荷老。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
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这里面有几层意思。一是考生和考官一样，都有平等的权力，尤其是看潮，考官不应该因为偷懒，而耽误了考生们看潮。二是这个钱塘江潮十分值得一看，这次不看，这辈子都会少看一次。三是考官同志们，要赶紧加夜班，不要让广大考生脖子伸得像鹅脖子一样长，等久了。
说来也有意思，这次公布成绩，赶在了八月十七，第二天正是大潮。
放榜的当天，苏轼十分高兴。他忍不住一口气写了观潮诗五首，题目是《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与试》。其中第四首写的内容是：
天台桂子为谁香，倦听空阶夜点凉。
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
意思十分直白：今天天气不错，明天不得下雨，明天将会十分热闹，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看潮走起！主要是还有很多美女哦！
到杭州工作之前的苏轼，其实对佛教兴趣并不浓厚。因为不明佛理，他甚至还曾经写过一篇游戏文章，名曰《禅戏颂》：
已熟之肉，无复活埋。投在东坡无碍羹釜中，有何不可。问天下禅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吃得是吃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碗羹，勘破天下禅和子。
这篇文章，让当时的僧人十分无语。但是，他到了杭州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杭州是一座佛教之都，大大小小的寺院，就至少有三百六十座。单单是这个庞大的数字，就着实让他吃惊不小。一座座古刹幽深，一不小心就是几百年沧桑。尤其是那些老僧，人品学问，尽在人之上。苏轼和这些老僧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一年五月，苏轼和同僚吕仲甫、周邠（免费普及知识，读斌）等，一起邀约了一群僧人，一起游西湖、北山。这一伙文化人在一起，兴致十分浓厚，畅所欲言，无话不谈，各种兴奋。苏轼忍不住发朋友圈，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
三吴雨连月，湖水日夜添。寻僧去无路，潋潋水拍檐。
驾言徂北山，得与幽人兼。清风洗昏翳，晚景分秾纤。
缥缈朱楼人，斜阳半疏帘。临风一挥手，怅焉起遐瞻。
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传神所歼。
苏轼对得道高僧，十分虔诚顶礼，他曾经在生病的状态下，去拜访本长老，请教如何看破人生，求得心安。他写下了《病中独游净慈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
卧闻禅老入南山，净扫清风五百间。
我与世疏宜独往，君缘诗好不容攀。
自知乐事年年减，难得高人日日闲。
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
在苏轼十分敬仰的僧人中，还有一位辩才大师。他写过一首《赠上天竺辩才师》：
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
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
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坐令一都会，男女礼白足。
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
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
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
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
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
诗里面说，见到了辩才大师，整个人都舒服了，烦恼全部消失殆尽。自己的二儿子四岁还不能走路，带他去拜见了大师，大师为他摩顶祈福，马上就可以奔走跳跃了，十分神奇。
在杭州通判这个任上，苏轼的文化才艺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从小时候的拒绝应酬，到现在的随性交流。从当年的滴酒不沾，到现在的逢酒必喝。可谓产生了及极大的变化。
他一高兴后，不但写诗，有时候还要作画。苏轼的墨竹图，别有一番情趣。对于能画的人，他也是十分敬重。
曾经有一位十分神奇的画家，名叫李颀，因为性格古怪，轻易不给人作画，世上藏品极少。他感觉苏轼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就用整幅绢，画了春山图，题一首诗，但没有写姓名，委托樵夫送给苏轼。苏轼看了画后，当场惊呆，然后到处打听作者，有识货的人告诉了他。然后他就四处留意李颀的行踪，终于有机会在一处寺庙见面，简直是相见恨晚。苏轼果断回复了一首《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
平生自是个中人，欲向渔舟便写真。
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
年来白发惊秋速，长恐青山与世新。
従此北归休怅望，囊中收得武林春。
这对于李颀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简直就是苏轼的知己。
九
苏轼在杭州工作期间，其实运气十分不好。一边是水灾、旱灾、蝗灾，一边是沉重的赋税和王安石新法实施过程中的种种不适应，导致群众生产生活压力很大，甚至还有偷盗、闹事的情况发生。
弟弟苏辙在给苏轼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大略记载了这期间的社会情况：
“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
作为基层干部，是不能（也不敢）轻易抵制上级指示批示精神的，即便是上级错了，也只能忍着，悄悄执行。否则，就叫“严重的不讲政治”。
但是，不说，不代表不做。苏轼有他自己的方法。
一方面，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他把一些东西写出来，发朋友圈，让大家围观，也能产生一定的舆论效果。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了苏轼的实际行动：
“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
对于那些因为无法交税而被关押“教育”的老百姓，苏轼充满同情。某年除夕，因为犯人关满了监狱，使得他不能回家过年。他曾经发表过一首《除夜直都厅》，呼吁人权平等：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虽然充满同情，但自己能力十分有限。只有被迫执行上级政策，却不能释放这些被冤枉的老百姓。因此，他内心十分羞愧。
因为连续灾荒，导致群众庄稼粮食严重歉收。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单单是发朋友圈、发微博，其实还做得不够。苏轼积极争取项目、安排资金，落实了不少民生工程。
杭州在唐朝时候，就建有六口水井，是老市长李泌开凿的，引入了西湖水，有效解决了市民“吃水难”问题。在白居易担任市长时，进行了维修和疏浚。到大宋熙宁年间，水井淤塞严重，又需要维修疏浚。苏轼充分满足群众诉求，组织力量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惠民工程。
工程完成后，正好第二年江浙一带旱灾，各地纷纷告警，唯有杭州群众，不慌不忙，十分淡定。于是，群众十分感恩，一边在井里取水，一边念着苏轼的好。专门刻了一块碑，写作“吃水不忘挖井人”。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又到了换届的时候。苏轼的杭州通判任期到点，是时候离开了。因为弟弟苏辙这时候在济州工作，于是苏轼就向组织部递交申请，打算到山东一带上班。
一方面，可以兄弟照顾。另一方面，听说这个山东，风景十分好，毕竟是孔子的故乡吧。
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大宋熙宁七年（公元一千零七十四年），苏轼开始转任密州知州。
由于交通系统的不发达，再加之边走边玩，苏轼从这一年的九月出发，一直到十一月才到达密州。
到达密州，苏轼忍不住后悔了，内心各种凄凉。
这个地方，虽然是传说中的“山东第二州”，却是一处“原生态城市”。到处都是危房，城市振兴面临着起步之前的阶段。整个辖区内，难得找到一处上规模的寺庙，即便是有几个僧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根本聊不到一堆去。
还是当年工作的杭州好啊！幸运的是，杭州老百姓十分感恩，对待这位调离的老领导，十分牵挂，竟然在三个月左右，给苏轼写了一百多封书信。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生活和工作，还是要继续。
由于地方财政十分吃紧，虽然苏轼被提拔，但现在待遇反而降低，竟然弄到了贫困线以下，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这期间，他写过一篇《后杞菊赋》（只有二百一十字，前面另外还配了一个一百六十六字的序），详细描述了自己在“饿慌了”的情况下，采撷菊花充饥的窘境：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已经四十岁的苏轼，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位资深公务员。面对密州当下的发展难题，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设计。
经过考察分析，他发现，密州之所以落后，一是因为民风不好，群众不知上进，且不懂感恩；二是因为灾害性气候条件导致经济严重滞后，尤其是农业生产受灾严重；三是当地干部不作为，谎报情况，明明是蝗灾十分严重，却上报说不存在蝗灾。
针对这种严重的问题，苏轼果断给上面写报告，据实写了现实情况，并提出了对应的意见和建议。要求上面适当大幅度减轻赋税，以免群众被迫变成盗贼。
而对于那些采取暴力方式反抗的“敌对势力”，苏轼主张“弄痛”，一步到位，对于捉住这种“不良分子”的，严重奖励。只有给足够的钱，才有人愿意出头卖命。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采纳。果然杀鸡儆猴的作用十分明显，捉拿了几十个人后，密州太平了。
但是，苏轼也学会了顺应潮流。在大家都在装睡的时候，自己也不能一直醒着。有些时候，也不得不应付了事。
大宋熙宁七年（公元一千零七十四年），吕惠卿等人倡导，强烈推行“手实法”，意思就是要求老百姓搞财产申报，以便后期收税。同时还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那种不如实申报的，一旦查实，对方三分之一的财产归到举报者名下。
这是一个十分扯淡的要求和政令，如果实施，群众相互举报，天下必将大乱。
想到这一点，苏轼给前来宣布文件精神的常平官说：“这个法令，应该由朝廷宣布，司农寺这种做法，越权了哦，是严重的不讲政治。”领导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回去汇报，然后朝廷也觉得这种做法不靠谱，就专门下文件取消了。
对于密州群众遇到灾荒、丢弃孩子的行为，苏轼单独筹措了很多粮食，用于群众收养弃儿。这样一来，收养弃儿的家庭和弃儿本身，都能好好地活下去。这种举动，救活了几千个弃儿。他还把这种做法，作为经验推广。
吹牛打草稿，苏轼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中写道：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爱民如子，莫过于此。
十
在密州工作的第二年，苏轼仍然坚持创作，不停地发状态和朋友圈。只不过，他的写作重心，已经由诗逐渐转向了词。
虽然诗和词都是用来演唱的，但相比之下，词却显得十分活跃。
苏轼的词，实际上是从在杭州工作起，正式实现的自我突破。他曾经给好兄弟鲜于同学写过一封信《与鲜于子骏》，推荐其点读自己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信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竹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里面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细节。一个细节是，完全没想到苏轼这种文化人，竟然也会说“呵呵”。另一个细节是“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意思是要叫一位猛男拍手顿足演唱自己的作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气势的场面。
这里有一个故事背景。作为词这种文体，向来都是小美女拿着小道具演唱的。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这样将柳永和苏轼的词作品进行对比：
“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词，能这样不按照常规出牌，引导得潮流都为之转变呢？不妨一起围观苏轼创作于大宋熙宁八年七月的这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处拍黑板，这是一首苏轼豪放词的处女作，是有史记载的第一篇。
当时，距离密州不远的辽，凭借武力，胁迫大宋割让了七百里土地。“犯我大宋者，虽远必诛”的声音，在大宋的土地上激荡。“给老子弄！”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满怀着追随太守，杀敌报国的决心和态度。
当然，除了这种大气而夸张的作品，苏轼也在密州写了不少贴近生活的词。比如，那首写作于大宋熙宁九年秋天、被大宋宣传部推荐传唱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宋著名文学家胡仔在他的《苕溪渔饮丛话》中说：
“中秋词自苏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当然，苏轼也写了十分悲情的词。比如他在大宋熙宁八年正月，为妻子王弗逝世十周年写的悼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世间的情，莫过于此。
大宋熙宁九年（公元一千零七十六年），十二月。苏轼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中央组织部安排他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的身份，担任河中府知府。
在和新上任的密州新知府周翰完成工作交接后，苏轼开始了行程。经过安丘，然后在除夕之夜，遇到大雪天气，晚上在潍州住宿。第二天继续赶路。在到达济南时，弟弟苏辙已经去了首都。三个侄儿冒着大雪，出来接待叔爷，让苏轼十分感动。
这是间隔七年后，两家人在一起吃到的一次团年饭。
这个时候，国家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石已经在去年十月份，第二次被罢免宰相职务，离开京城。他的铁杆粉丝吕惠卿、曾布等，也先后下台。老百姓各种议论，认为“又要变天了”。
这是一个机会。苏辙没有来得及等到哥哥，就带着自己写的《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到首都去给皇帝建议去了。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带来了运气。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应天府判官。
苏轼在济南逗留了一个多月，然后继续进京，苏辙出城迎接。兄弟二人一起走到了帝都开封城北边的陈桥驿，突然收到了一份文件，改变了之前的职位，任命苏轼为许州知州，同时还明确要求，不准苏轼进京。
不准进京？苏轼吃了一惊。继而又淡然了下来，这一准又是因为所谓的党派之争。无所谓了，我又不沾惹谁，听组织安排，不去就是了，不至于整死我。苏轼这样想。
由于大儿子苏迈这时候刚好娶妻办酒，苏轼就在京城东郊的范镇住了一段时间。四月份，两兄弟一起，沿着汴河往东，到达南都（商丘）。一道去拜见了担任南都留守的老师张方平。五月份，苏轼终于到达徐州。
完全没想到，这个徐州竟然十分不错。虽然比不上杭州，但比密州好多了。
这个地方地处水陆要冲，依山临河，风景十分漂亮，尤其是产业兴旺，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基本上没有扯皮的，群众懂得感恩，且知道奋进，素质很高。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意比较清淡，最理想不过了。苏轼有着说不出的欣喜。
不料，在徐州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麻烦事情来了。
这一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曹村发生决口，洪水泛滥，不可收拾。八月二十一日，洪峰到达徐州城下，城池危在旦夕。苏轼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靠前指挥，安排手下干部分段负责。九月二十一日，水位已经涨到二丈八尺九寸，一直不退，就快漫过城墙了。情况十分危急。
于是，就有那些十分怕死的有钱人，开始出城避难。眼看就要引发恐慌，苏轼果断挡在门口，表示：“众志成城，大家必须留下来，齐心协力抗洪。如果跑出去，绝对死在半路。”然后亲自到达武卫营，把驻军首领叫出来说：“危难时刻，军民鱼水情，人民需要你们的时候到了。”于是，部队官兵和广大群众一道，参与抢险救灾。在城里挖了十五个大坑取土，修建堤坝，洪水硬是被挡在了城外。
这一次洪灾，竟然持续了七十多天。城外，已经成为一片汪洋，波浪中，到处都是尸体。不少人被困在了树上和山头。苏轼安排小船，把这些人接到城中避难，同时还安排工人，开凿清冷口，把大水引入黄河故道。十月十三日，一场大风后，洪水终于消退。
抢险救灾成功，苏轼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河复并序》：
熙宁十年秋，河决澶渊，注钜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风终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复故道，闻之喜甚，庶几可塞乎。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休，盖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见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
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鳣。
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
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
吾君仁圣如帝尧，百神受职河神骄。
帝遣风师下约束，北流夜起澶州桥。
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
楚人种麦满河淤，仰看浮槎栖古木。
苏轼率领群众抢险救灾取得重大胜利，群众赞不绝口。消息很快就传到神宗皇帝赵顼的办公室，皇帝一拍桌子，下了一封表扬信《奖谕敕记》：
敕苏某。省京东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为中国患久矣，乃者堤溃东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
挨了一顿表扬。苏轼充分运用好上级安排的专项资金，改建了防洪工程，还新建了四处木结构的护岸，并填补了救灾时挖出的十五个大坑。
群众给苏轼赠送的锦旗，挂满了办公室的墙壁。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没有比得到群众和上级认可更高兴的事了。于是，那几个月付出的牺牲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十一
太平闲适的生活，大家都奢望。能在工作中收获赞誉，得到群众爱戴，实现自己的梦想，更是许多敬业的基层公务员心中的理想。
但命运之皮，让人始料未及。特么的，你想舒坦，他偏不。不服，咬他么？
当年离开帝都到地方工作，已经过去了八九年。苏轼从密州、徐州，到了湖州。离开了中央高层，本来以为就是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苏轼十分超然洒脱。
不与人争东西，真好。苏轼这样想。
但想到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和欧阳修等人坚决反对，朝廷大部分干部被分成了两派，政治意见完全相悖，大家斗争简直就是剑拔弩张。
为了最大化避免新法造成的社会动荡，苏轼曾先后两次给神宗皇帝写信提建议，措辞十分激烈。于是，苏轼又想到了自己当年在熙宁四年（一千零七十一年）三月写的《再上皇帝书》（一千七百五十六字），里面对皇帝批评的言辞十分直白，一点也不委婉：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臣非敢过为危论，以耸动陛下也……”
一通怨气发完，结尾，他甚至顺便给皇帝来了一句威胁：
“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或再失望，则知几之士，相率而逝矣。岂皆如臣等辈，偷安怀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逊，忤陛下多矣，不敢复望宽恩，俯伏引领，以待诛殛。”
仔细想来，苏轼忍不住唏嘘不已，辛亏皇帝没有较真，否则就没有然后了。
神宗皇帝也说过，只有调研才有发言权。
当年，苏轼在杭州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生产生活状态有着深入的了解。朝廷“青苗法”等一系列事关“三农“的政策推行后，有不少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昧着良心邀功请赏，强制推行新法，导致群众意见很大。
群众不舒服，但是，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是表达不上去的，半路就遭截停了。但苏轼却把这些见闻写出来，表达对新法的不满。比如，他曾经写过的《吴中田妇叹》（前文已记）。
苏轼是有公众号的文化人干部，他的言行，就如同现场直播，只要一发朋友圈和博文，很快大家就扩散了。
他在文章中表达的对新法的不满，搞得很多人不舒坦。
既然你让我不舒坦，我也不能让你舒坦。他的对手们这样想。
杀人灭口的事情是不敢做的，虽然很想做。毕竟苏轼这个人，社会影响力十分巨大，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通过“合法”的渠道给搞下课才好。于是，就开始着手收集苏轼的“黑材料”。
性情十分耿直以至于“如蝇在台，吐之乃已”的苏轼，经常性的口无遮拦，于是，他的笔墨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写作一时爽，但这些东西，都成了他今后倒霉的伏笔。
当年，他刚到湖州上班，按照惯例，给神宗皇帝写过一篇《湖州谢上表》（三百三十字）。
按理说，这文章为谢恩而写，里面写正能量、写感激就行了，他却毫不知趣，故意历述自己坎坷遭遇，把平时心中的不爽见诸文字，以示对时政的不满。
重点是以下这几句：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这里面的“新进”，是在讽刺以当时的御史中丞李定为代表的这种，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得以上位的小人。
李定在御史台上班。这个御史台，是大宋的中纪委，权力大得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拥有生杀大权。李定是王安石的门生，在中了进士后，先后当过定远尉、秀州判官等，也算是在基层干过。在王安石推行新法需要人才的时候，他被推荐了出来。由于十分擅长拍马，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
当年，李定的母亲病逝，按照规定，应该辞官回家，守孝三年。但这个李定却为了“把工作搞好”，对这件事情隐瞒不报，行径十分卑鄙。
这种小人，苏轼各种瞧不起。
于是，就用“新进”这个词，表达嘲讽。李定知道这个事情后，十分老火。给老子，必须整死才爽！于是，他就和舒亶、何正臣等几位同事一道，把苏轼的《谢表》中几句牢骚话摘抄出来，然后还选择了苏轼在大宋元丰二年（公元一千零七十九年）写的《灵璧张氏园亭记》（六百三十五字）中几句：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
翻译过来就是：古代的君子，不是非要做官，也不必一定不做官。非要做官就容易忘掉自我，一定不做官就容易忘掉国君。就像饮食一样，自己感到适意就行了。
他们认为，这是在“侮慢圣上”，请示皇帝逮捕苏轼。
皇帝看了片面之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信了这几个土贼的邪，果断签署了逮捕令。然后，御史台的官差，马不停蹄，直奔湖州。
七月的某天，苏轼正在院子里面晒书。弟弟苏辙突然派人过来报信，说是御史台有人要来搞事情。原来，是苏轼的好兄弟驸马都尉王晋卿听到了消息，说给了苏辙，然后前来报信。
苏轼当场惊呆。他知道这些人是烂贼，但完全不谙他们会烂到这种地步。这个时候，如果跑，反而证明心虚。苏轼选择了一种大义凛然的态度，等。
不久，官差果然赶到。苏轼淡定地和家人道别。家人痛哭不已。
行到宿州，御史台又发来通知，要求查抄苏轼的文章。于是，州郡的干部派遣官差，把苏轼的家，翻了个遍，收走了不少诗稿。苏夫人吓得半死，果断把家里的书烧了。
那个喵的，这次，绝对凶多吉少。苏轼这样想。
卧槽，难道人生就这样洗白了？他又表示各种不服。
十二
苏轼被押解进京途中，经过太湖的鲈香亭，因为船只保养，在这住了一晚。月黑风高之际，苏轼十分痛苦。想到此次凶多吉少，突然滋生了自杀的念头。忽而转念一想，自己这样“抄近道”倒是简单，多半要连累家人尤其是老弟，于是，忍了。
幸亏他及时收住，否则，这篇文章就无法写下去了。
被囚禁在御史台监狱中的苏轼，遭到了李定、何正臣等人的轮流审讯。他们想方设法，打算给苏轼扣一个“攻击当今”“不讲政治”的罪名，把案子弄大，取得爆炸性效果那种。
苏轼已经抱定了“活不出去”的决心。他把自己日常服用的青金丹悄悄埋进土里，计划在被定为死罪后，一起全部服下，死个痛快。
李定看着被告席上的苏轼，心中十分得意：你不是太守么？你不是特别能写、特别能出风头么？你不是一个人能干完了么？没想到居然也有今天吧？看我整死你。
于是，李定拿出证据。是苏轼在杭州工作期间，写的一百多首诗。他诱惑苏轼：来，如果承认你这是写黑材料攻击朝廷，我就给上面建议，放你一马。
苏轼说：“你个烂贼，诬赖我？”
李定说：“来，你解释一下这篇是几个意思？”他拿出的是《山村五绝》的第二首：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看起来是在写农村劳作，实际上你在写政治。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是在讥讽朝廷的盐法，如果不实行严格的盐法，老百姓就愿意去投资耕牛，就会自己去从事农业产业。你这用心叵测啊！”
“还有，这首你写得更加明确了，看你如果抵赖。”说完，李定又拿出《山村五绝》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你这说我堂堂大宋，竟然还有群众三个月没有吃盐？又在讥讽盐法，混淆视听，扰乱舆论，简直是罪大恶极！”
“讥讽盐法，已经胆子不小了，你竟然还敢讥讽青苗法！”他们又拿出了《山村五绝》第四首：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你这是写老百姓得到了农业补助后，马上到城里去吃喝嫖赌花光了，我勤劳善良的大宋百姓，咋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苏轼十分无语：“现在国家就是这种情况，本身新法实施，就步子太大，容易扯着那啥。我真实记录和反映基层状况，错哪了？”
李定桌子上一拍：“不要以为我没有到过农村基层，就不晓得情况，我大宋歌舞升平，皇上英明，不可能有你说的那么老火。你这《山村五首》只是一个典型。还有这么一大堆反动文章，我看你如何抵赖！”
于是，他们翻出来苏轼的其他所谓“反动文章”。
比如，他在《戏子由》中写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被指认为是在讽刺新法让皇帝昏庸，并无叉用。他在《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中写的“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被指认为是在讽刺有些基层投机钻营者，贿赂收买大领导，为自己争取进步机会。他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首之四》中写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指认为是在讥讽朝廷的水利建设搞了耍的……
苏轼听了这些，当场惊呆：老子当时真没想这么多，你这种理解水平，不去教大学语文把学生带进沟里，确实可惜了……
看苏轼有口难辩，他们终于搞出来一个杀手锏。重点是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一》：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你这个所谓'蛰龙’，难道不是在辱骂皇帝毫无建树，无品无行么？竟然如此大胆，不讲政治！”
苏轼并没有捉慌，而是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的老板当朝宰相王安石，写过一首《龙泉寺石井》，里面写的'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和他写的龙，是同一条。”
审讯苏轼的人听了，惊呆当场，说不出话来。
但是，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审讯者而言，嫌疑犯认不认罪关系不大，有的是方法让你认罪。
李定他们，把关于苏轼的“反动文章”卷宗整理好，上报给了神宗皇帝。然后，还写了一个十分恶毒的建议稿：
“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反正意思就是一个意思：苏轼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力巨大，“妖言惑众，诽谤朝政”，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必须从重从快，杀一儆百，以此打击社会上那些反动文人的嚣张气焰，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此言一出，朝野震惊。文武百官纷纷上书，“刀下留人”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连变法派中的有识之士都站出来劝谏神宗皇帝，不可因言论不当而诛杀大臣。
宰相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操能容得下击鼓骂曹的祢衡，您为啥容不下苏轼呢？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苏轼兄弟俩都是宰相之才，能说杀就杀吗？
到最后，就连苏轼的政治对手，已经退居二线的变法领导小组组长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哪有太平盛世诛杀才子的道理？万万使不得。
本无杀心的神宗皇帝当即送了个顺水人情给王安石：“以公一言而决。”就听你的吧，从轻发落，对苏轼免于刑事处罚，只给予朝内行政纪律处分。
苏轼在狱中关了整整一百三十天，以为难逃一死，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连后事都安排好了。
他写给兄弟《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万万没想到，年终岁末，大宋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喜讯传来，神宗皇帝宽厚仁慈，法外开恩，仅对苏轼做了如下处理决定：朝内严重警告，记行政大过一次，下放到偏远落后地区挂职，职务由正省级降为副处级，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是湖北省黄冈县武装部副部长。且“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不但没有签字权，还要受地方长官的约束，不得擅自离境。相当于在基层挂了个没有实权的虚职，接受监督，以观后效。
苏轼算是活出来了，但一大批亲朋好友受到了连累。苏辙被贬官，担任筠州盐酒税务，老师张方平被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被罚铜三十斤，受牵连者，竟然有三十九人。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终结。
好了，翻篇。人，总算是活出来了。苏轼松了一口大气。
十三
大难不死的苏轼，惊魂未定。
刚刚想喘口气，可条件不允许。中组部使劲发文件催，要求苏轼尽快到黄州上任。不去？抗旨的不行。
大宋元丰三年（公元一千零八十年），一月，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赶赴黄州。一路上，没有“耳性”的苏轼，照样是看景写景，感觉表现毫无波澜，而内心，却焦灼得一匹。从一定角度上说，这次劫难，让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产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这一年二月，终于赶到黄州。在定惠院暂时居住。这个定惠院，是一处寺庙，在黄州东南边，周边绿化很美，环境清幽。
苏轼到黄州来，并不是工作的，更不是来养老的。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处于监视之下的苏轼，必须摆明一种政治态度，那就是闭门思过，深居简出，几乎不与外界交往。实际上，他也是乘此机会，整顿一下心情。
在当时被捕之时，苏轼就已经见识了人情的冷暖，关键时候，那些平常关系最铁的朋友，掉链子最厉害。一下子就被拉进黑名单了，生怕有半点瓜葛。大宋组织上也经常说，要为干部撑腰，不能让干部受委屈。但在关键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出来撑腰，反而的隔岸观火的不在少数。大多数人都在打算看笑话呢。
想当年，自己二十六岁走进公务员队伍，现在几近二十年过去，自己已经四十五岁。这二十年工作期间，算起来，也是殚精竭虑、兢兢业业，结果却如此下场。很多时候，他工作忙碌之余，都觉得甚为愧对自己的家人子女，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关注。
如今，自己失去了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反而赢得了时间。是时候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人，必须为自己而活。
苏轼算是想明白了这个人生哲学问题。
于是，那些当时把他拉黑的朋友，现在又加了回来。给他来信，要诗、要字画。苏轼一概回绝，理由是：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一定时间内，不再写诗写字，明说，不得给你们。
实际上，苏轼遭蛇咬了后，见到绳子都开始怕。他深知，自己是因为文字和口舌惹祸，要死死地记住这个教训。于是，他一走出监狱的大门，就写了一首《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表示深刻反思：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的诗人，咋可能说不写就不写呢？除非挂了。
于是，就有了他一到黄州就写下的《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诸如这种诗歌，都是写景色，写生活，写心情，再也不写政治了。并且，他学到了一点手段，朋友非要索诗词，他勉为其难写，但在末尾都会特意写一句：不要传出去，不要印刷出版，看完就烧。
黄州工作期间，苏轼的生活十分清贫。大宋的惯例，是用物资折合银钱。苏轼领到手的，是公家造酒用剩下的袋子，为了变现，他只好把这个物件低价售出。本身钱就不多，再加之他对待金钱一向不计较，于是就经常入不敷出。
时间一长，苏轼总结经验，想到了一个过日子的方法。计划每个月总开支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袋，每袋一百五十钱，挂在房梁上，每天开支控制在一袋以内，坚决不超，结余下来的钱，则用来待客。
这种日子，竟然坚持了一年多。
生活虽然清苦，但苏轼却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有价值的朋友。比如直接上司打得火热的知州徐君猷、比如被苏轼幽默为“河东狮吼”无话不谈的陈季常，比如苏轼儿子的老师巢谷，不一而足。
同年同月生的好兄弟、跟苏轼结交二十年的马正卿，对于苏轼的困苦生活实在是看不下去，就动用私人关系，向州里申请了一块废弃的军营用地，大小有五十亩，送给苏轼。苏轼把大部分土地用来耕种，其中一块，盖了五间房子。竣工时，下起了大雪。于是，苏轼果断给自己的这处房子写了一个匾额“东坡雪堂”。
于是，苏轼多了一个称呼“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
这一处白雪堂，是苏轼大多数时间的居所。每天都有文化人前来拜访，好不和谐。
南宋文人袁文在他的八卦笔记《瓮牖闲评》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元丰年间，“苏东坡谪黄州，邻家一女子甚贤，每夕只在窗下听东坡读书。后其家议亲，女子云：“须得读书如东坡者乃可。”竟无所谐而死。故东坡作《卜算子》以记之。”
这里所说的《卜算子》，全文是：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既然是一个八卦新闻，所以，鬼知道真实性。但是话说回来，作为一位文化人，有女子追求，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这里，他醉心于文学研究创造，取得了大量的成绩。通过研究《周易》，写了一本《东坡易传》。通过研究《论语》，写了一本《东坡论语解》。通过研究《尚书》，写了一本《东坡书传》。即便是旅游，也写下了两篇“赤壁赋”。
顺便举一个例子，《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五年时间，他取得了重大的文学成就。一时间，已经在朝廷内外，获得了一个极高的声誉“苏轼文章天下第一”。
十四
仔细想来，神宗皇帝对于把苏轼流放到偏远的黄州这个艰难的决定，其实心态是十分纠结的。
当苏轼到达黄州后，曾经有一段时间闭门不出、杳无音信。整个京城，嘈转了“苏轼因病挂了”的谣言。宋神宗就把当时的左丞相、苏轼的老乡蒲宗孟逮来问。老蒲表示“我也不晓得到底啥情况，可能也许吧”。搞得神宗吃饭时，再三叹息道：“人才难得！”然后胃口全无。
在得知苏轼还健在时，神宗曾经好几次想把它召回重用。他把宰相王珪找来谈话：“大宋国史的编辑工作十分重要，如果苏轼来做，感觉更加靠谱（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但这个王珪假装懂不起，硬是不表态。事情没有搞成。
但是，神宗皇帝总觉得该为苏轼做点啥。大宋元丰七年（公元一千零八十四年），正月，皇帝亲自下发了一个诏令，安排苏轼到汝州工作。汝州离京城比较近，条件比黄州好多了。
苏轼的职务还是没有变化，仍然是检校水部员外郎兼汝州团练副使，仍然“不得签书公事”。但在诏书上，皇帝特意写了一句有分量的话：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三月份，这份诏书快递送达。苏轼身边的好兄弟都觉得，咸鱼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苏轼却显得十分淡定。
他在黄州居住的五年期间，结交了不少朋友。在黄州经营的“东坡农家乐”胜友如云。再加之经历多了，对功名利禄已经看得很淡。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十分慎重的进行了考虑。
如果同意皇帝的安排，则很有可能遭到新的嫉妒和打击。但是，如果不接受皇帝的安排，则是严重的不讲政治。
权衡再三之后，他感觉，皇帝的面子是必须给的。于是，果断给皇帝写了一篇谢表，接受了安排。
苏轼要调走了，朋友们都舍不得。于是，纷纷请客吃饭喝酒，然后请苏轼留点墨宝。苏轼心情好，一一答应他们的请求。
有位叫李琪的女歌星（歌伎，大家懂的，卖艺不卖身那种），也瞅准敬酒的机会，找苏轼题诗。因为没有纸张，就果断让苏轼写在自己的围巾上。苏轼乘着酒兴，写了两句：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写了之后，继续和人家喝酒冲壳子。大家都觉得没写完，酒席快结束时，李琪说：“苏老师，还有呢？”苏轼大笑，然后继续写：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意境十分迷离深远，大家忍不住拍手叫好。
苏轼四月启程赴任，粉丝们纷纷前来送别。途经庐山，苏轼受到了山上僧人的热情接待，并写下了十多首诗。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近千年来，这首诗，已经成为了庐山的经典广告语。
途中，他还去顺道看望了兄弟苏辙，送儿子到饶州德兴担县尉，途经湖口石钟山，顺手写了一篇《石钟山记》。七月，到达南京。
完全没想到，这时候，妻子儿子都生病，小儿子竟然病死了。
命运捉弄，在写罢《洗儿诗》不过十个月，苏轼又给小儿作了一首悼诗，题为《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十分悲情，其中第一首是：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
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
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
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
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
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
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
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苏轼去看望了已经退休八年的王安石。这一对政敌，在下班收工后，居然因为对人生、学问、道德的共同追求，竟然成了好朋友。二人无话不谈，甚至王安石还给苏轼建议，到南京来买房子，当邻居。
这时候的苏轼，似乎经历了家庭的劫难。一家人都病，小儿子死了。盘缠已经用完，饥寒交迫。总不能流浪住岩洞吧，他在朋友蒋之奇的帮助下，在常州买了田产。也好，毕竟这是苏轼在杭州工作期间就看中的地方。
给皇帝面子的事情，看来是搞不成了。到汝州工作，已经很不现实。苏轼忍着哀伤，给皇帝写了一篇《乞常州居住表》（七百九十三字）。里面写道具体的原委：
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独知免于缧绁，亦将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终见天日。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神宗皇帝从元丰八年一月份开始，突患疾病，忽阴忽阳，迁延不愈，完全无法正常上班。在三月一日时，突然病情加重，高太后开始摄政。五日，皇帝挂了。六日，苏轼的申请被太后批准。
为了表示对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和哀婉，苏轼写了《神宗皇帝挽词三首》，对皇帝进行了高度评价。比如第二首：
未易尧舜德，何须数舜功。
小心仍致孝，余事及平戎。
典礼从周旧，官仪与汉隆。
谁知本无作，千古自承风。
狗血的剧情是，虽然神宗皇帝上班十九年，却仅仅是对苏轼的才华表示欣赏，从未予以重用。也就是说，提拔苏轼，仅仅是一个构思，还没有落实到行动上。但苏轼不计较，他对皇帝的崇拜，是由衷的。
元丰八年（公元一千零八十五年）四月，苏轼突然接到上级文件，被恢复朝奉郎官职，并被任命为登州知州。苏轼有点发蒙，咋不按剧情来？
问了朋友圈好大一圈，才搞清楚了故事背景。新上任的哲宗皇帝只有十岁，在他老妈高皇后的辅导下工作。高皇后的政治理想是，尽快恢复祖宗法度，所以开始修理变法派，让主张变法的领导“休息”，并重用司马光以及一系列因为反对变法而“被休假”的干部。
当然，这其中必须有苏轼。惊喜不已的苏轼，给高太后和哲宗皇帝写了谢表。他在《登州谢上表二首其一》（三百零五字）的末尾，十分郑重的赌咒发誓：
“恭惟先帝全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
然后，怀着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果断上任。
十五
一个人运气来登了，啥都挡不住。
苏轼到达登州知州任上刚五天，简直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接到中组部通知，被任命为礼部郎中。然后也就只有短短半个月，又被提升为起居舍人。然后半年左右，在元祐元年（公元一千零八十六年）三月，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
这一顿猛操作，一路走来，好像太顺了，苏轼都有点不相信自己。尤其是这个中书舍人，职责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令、圣旨，要参与国家机要工作。这个职位上的人员十分重要，既往都是逢进必考，唯独苏轼是免试录取。
看来，机会总是给有准备和实力的人。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终于转到苏轼这边来了。命运如此安排，只好接受现实。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高太后要求他写一份关于处分李定的文件（就是那个害得苏轼入狱的李定）。高太后的“指导意见”是，把他从龙图阁学士降低到分司南都的闲职上，并如同以往一样兼职通议大夫。
苏轼认为，对于这种“烂贼”的处分方式不到位，于是写了一篇《缴词头奏状六首李定》（三百三十七字）给高太后建议，必须让这家伙回家休息三年（不领工资），为母亲补孝。高太后觉得很有道理，批准了。
奸臣吕惠卿被驱逐出朝廷，文件也是苏轼写的。这篇《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四百零七字），十分给力。
骂人不带脏字，可以学一下。全文有点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覆教戒，恶心不悛”。接下来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车了。
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骂：“苛可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反目成仇、互相残杀。最后一句总结：“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给老子弄死！
苏轼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喜形于色。有人问：“苏老师，为什么这么开心呢？”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做刽子，今日方刚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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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苏轼按照朝廷要求，写了《王安石赠太傅》（三百二十字）。苏轼是作为旧党中的一员大吏而起草这份文件的，但他没有以旧党的口吻全盘否定王安石，而是公正地评价了王安石，对他的事业、学术、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理解与推崇。其中这样评价道：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九月份，朝廷提拔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受宠若惊，写报告推辞。但上级态度十分明确，不同意不行，并且安排仪仗队，带着皇帝御赐的官服、金腰带、配置着金银鞍辔的宝马，到家中接他上班。场面轰轰烈烈，简直是无法低调。
苏轼很感动。他写了一篇《笏记》，向高太后和朝廷表达自己的忠心：
升荣秘殿，列职西清。并此光华，付之衰朽。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刚健纯粹，缉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将建无穷之业。顾惭浅陋，将何补于圣明；惟有朴忠，誓不回于生死。
这个翰林学士、知制诰职位，那是相当的关火。属于皇帝的顾问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皇帝的思想，甚至可以决定国家的重要政策，有点接近于副宰相。
但是，树大招风。
干了一年，苏轼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嫉恨。大家都在担心：照这种节奏下去，这家伙多半要当宰相。苏轼也觉察到了同僚对自己的疏远。他总觉得，在这位置上干久了，多有不妥。
于是，在元祐三年十月，苏轼给以高太后为核心的朝廷上报了一个请求到地方任职的申请，这篇《乞郡札子》二千零三十字，详细解释了自己“压力山大”的原因。主要一是身体不好，“左臂麻木，两目昏暗”（注意，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糖尿病症状），二是性格不好，“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仇怨”（太耿直了混不转），三是目前的棘手问题摆不平，“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这样混下去，迟早完蛋）。
材料写得很动情，高太后准许了。于是，元祐四年（公元一千零八十九年），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担任杭州知州（市长），并兼任浙西路兵马钤辖（相当于军区政委）。
杭州是苏轼的第二故乡，距离上一次离开这里，已经十五年。这次回来，心情十分激荡。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
还従旧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觅手书。
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
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
这次回来，苏轼踌躇满志。由当年的副职领导，成了现在的一把手，他有许多振兴杭州的想法和设计。
他积极实施危房改造，申请专项资金，修复了严重损毁的办公大楼和粮食仓库；组织人力疏浚了十余里的运河，并修建水利堤坝；又一次整治杭州六井，彻底解决群众的安全饮水问题；治理西湖，修建了八百八十丈长、五丈宽的“苏堤”；将西湖产业盘活，租给群众种植菱角；修订和完善了西湖管理细则并在办公大楼张榜公示。
忙碌的工作，并没有耽误苏轼的闲情逸致。他在西湖边，有流动办公室，十分的闲适安逸。比如他的朋友圈《寿星院寒碧轩》：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在杭州干了两年，元祐六年（公元一千零九十一年），二月，苏轼突然接到朝廷的通知，要求回京述职，另有任用。
这一次回去，有啥安排呢？苏轼也不晓得。
十六
苏轼三月从杭州出发，五月份到达帝都。途中，收到任命通知书一看，竟然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皇帝身边工作人员）。
苏轼简直受宠若惊，连续上书三道，请求不要担任这个职务。理由是，自己老眼昏花，左手麻木，身体条件不允许。再加之弟弟已经当上了尚书右丞，国家的高级干部，自己应当避嫌，最好还是在地方任职。
理由很充分，然而，高太后没有批准。
果然，到达京城后，苏轼马上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自己兄弟受到朝廷重视和重用，已经引起了一大批人的嫉恨。他们生怕苏轼做大做强，各种焦虑。于是，苏轼继续坚持辞职，内心其实压力很大。
结果，他越是辞职，对方越是紧张。大家一致认为，苏轼是嫌弃朝廷给的位置太小了，这是想施加压力，想当宰相。
折腾了一个月，苏轼还是最终胜利了，他最终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兼任颍州知州（市长）。远离政治中心的纠葛，惹不起，我躲。这才是苏轼的愿望！
颍州距离京城其实不太远，经济能力还不错。城西有个湖，正好也叫西湖。苏轼十分喜欢这个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少的，苏轼安排专项资金，对湖进行苏浚，还修建了堤坝闸门，让西湖水充分发挥灌溉作用。
在颍州干了三年，到元祐七年（公元一千零九十二年）正月，苏轼调任扬州知州。
上任途中，正好麦子成熟，感觉夏收在望。却见不到多少群众，大多数是人去楼空。苏轼微服私访，才得到一个真相：一旦遇到丰收年，官府就要来催钱讨债，十分凶狠，还不如遇到灾荒年景，反而不开腔。
对于这个情况，苏轼果断给高太后和皇帝写报告《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为群众免除成年旧账。他在汇报材料中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建。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杀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日，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青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苏轼知道关键处，高层的“研究”大法一旦祭出，神仙也没招！但有一人能解套，这就是高太后。
苏轼充分使用了自己与太后的关系，“走后门”递交了一道给太皇太后的密奏：
“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浮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
往往，正途办不成的事，一般“后门”偏走得通，元佑七年七月，苏轼如愿以偿了。他在表章中所提请的各种官债，朝廷终于下令全部宽免。
消息传来，苏轼十分高兴。果断发了一个朋友圈《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一》：
民劳吏无德，岁美天有道。
暑雨避麦秋，温风送蚕老。
三咽初有闻，一溉未濡槁。
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
颓然笑阮籍，醉几书谢表。
在扬州仅仅工作了半年，苏轼又被召回京城。八月份，被提拔为兵部尚书。九月份，被提拔兼任侍读。十一月，又被提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一生最高的职位。但在苏轼的再三推辞下，最终以这个职位兼任定州知州。
这一年，苏轼又遭遇了厄运。在母亲和前妻王弗去世后，给苏轼最多关爱的另外两位女性也相继辞世，她们是年仅四十六岁的妻子王润之和一贯赏识并支持自己的高太后。
苏轼怀着悲痛的心情，为妻子写了一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十分动情：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离开首都，到定州上班那一天，苏轼打算向哲宗皇帝辞行。却不谙皇帝说“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借口给推辞了。
但苏轼对这个事情，根本没从坏处去想，他感觉皇帝是想低调。而且自我感觉也算是给皇帝当了五年老师，有责任和义务给皇帝提个醒。
于是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一千四百五十三字）。言辞恳切，提示皇帝要注意搞好上下级关系：现在连我这种和你关系亲近的大臣想和你见个面都不行，估计其他人更加恼火。
他还劝皇帝“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让皇帝想起了在高太后“指导”下的工作状态，直接气个半死。但皇帝稳重，没有说出来。
这个时候的苏轼，地位简直是如日中天，身边一大堆追随者。听说他要到定州工作，竟然有半数的朝廷干部打算跟他一起搞事情（皇帝觉得压力很大）。
这个定州靠近契丹，算是一个川北重镇。苏轼到这工作，还兼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属于统兵大帅。
结果一到任上，就发现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气势雄伟，风景绝佳，但边防工作十分虚火。他在《雪浪石》一诗中这样写道：
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
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
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
千峰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
朅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
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
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
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
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
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
军队的士兵，不好好坚守岗位，反而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盗窃、违纪开垦捞钱，部分士兵吃不下苦，开小差逃跑，还参与赌博。局势各种混乱，苏轼一时间焦灼了。
咋搞？心焦。
十七
打造一支铁的部队，需要铁的纪律。苏轼深谙其道，但也不能没有适当的谋略。
他针对实际情况，修订工作制度，约束士兵的言行，违反者，严惩不贷。同时，还不失时机地裹挟人情。对于那种前来告密者，他不但处理举报对象，也处理举报人，军心明显稳定。
在调查清楚军队混乱是因为物资被贪腐的真相后，他处理了军中的“老虎”，改善了生活条件，修复了损毁的营房，为了争取项目资金，他亲自撰写了《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一千三百八十六字），详细列支了预算，精确到文。
在整顿正规军队的同时，他还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写了《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两篇，请求上级落实专项资金，支持和发展转达民兵组织弓箭社，提升战斗力，保家卫国。
苏轼的军事才能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大宋元祐八年（公元一千零九十三年），河北发生自然灾害，苏轼积极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赈灾。
这期间，哲宗皇帝开始逐渐成长。在他亲政后，开始重用“自己人”，把当年高太后重用的高级干部一个一个地清理、调离，开启了朝廷的大清洗、大整顿活动。实际上，开启了一个凭着自己喜好厌憎而随意妄为的路线斗争。
没办法，有权就是任性。
苏轼的弟弟苏辙，意识到了国家面临的政治危机，就毫不避讳地建言献策，劝说哲宗皇帝不要因为对高太后的私愤为理由，轻易动摇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批评皇帝不搞民主集中制，不和大臣商量，就随意发表攻击元祐政治的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皇帝十分生气，虽然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仗义辩护，但没几天，苏辙还是接到了到汝州担任知州的调令，被清理出了朝堂。
御史台的干部开始弹劾苏轼，说他在那篇《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四百零七字）文章中写的所谓“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其实是在讽刺和隐射先帝，是严重的大不敬。尽管范纯仁依然出面辩护说这是典型的政治投机，但皇帝不予理会。以这个为理由，撤除了苏轼的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职务，把官阶降为承义郎，还取消了他皇帝老师的资格，贬为英州知州。
这一年四月，苏轼到英州上任。这位已经五十九岁的老人，竟然没有享受到迎送的待遇，想到要在路上颠簸四千多里，苏轼各种难过。路途艰难，交通十分不便。加之苏轼太过清廉，竟然无能力雇佣车马。
于是，他给哲宗皇帝写了一封《赴英州乞舟行狀》（五百七十七字），表达自己的难处和诉求。
他说自己的身体条件：“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重，上孤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瘳。”
他说自己的经济水平：“加以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橐已空。臣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
他希望皇帝念及八年的师生之情，放自己一马，免了这次岭外之行，最起码不要再把知州这一职务免掉：“窃伏思念得罪以来，三改谪命，圣恩保全，终付一郡。岂期圣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经筵之旧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
如果换一个一般人，看见这种泣血求情的文章，都会滋生怜悯之心。而哲宗皇帝却不。他恨高太后，现在只好把气发在苏轼这种被高太后赏识的人身上。苏轼的诉求，他仅仅批准了乘船这一项，其他的，维持原状。
六月份，御史台又有人把苏轼“讽刺和隐射先帝”的事情摆上桌面，说舆论认为，处罚太轻。于是，对苏轼的处罚又变为“责授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不久又变成“授建昌军节度使、惠州安置”，这下更惨了。
新上任的宰相章惇（普及知识，读敦）为了取得哲宗皇帝的信任，不停的顺着皇帝的思想搞事情。他带领杨畏、吕惠卿、蔡京、曾布等，将大清洗活动推向高潮。三十多位有声望的高级领导干部被逐出京城，遭到贬谪，甚至流放和关押进监狱。
他们想把这些大臣一次性搞定，永绝后患，但大宋皇室家法不允许杀害大臣，他们就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把事情做大。
在途中的苏轼，接到了皇帝的圣旨，他看见写的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定州知州苏轼，前为翰林时，代拟圣旨，诽谤圣考，罪实不轻。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子言低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态？念汝曾为朕师，姑谪贬英州知州。钦此。”
苏轼明白了，皇帝这是想让他死在岭南。
人生死不足惜，苏轼反而放下了。他安顿好家人子女，按照要求，泰然赴任。
一路上，他虽然满含优思，但思如泉涌。一路行，一路诗歌，比如咏九华石、咏秧马、咏庐山、咏湖亭。还有他的咏大庾岭《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
宋哲宗绍圣元年（一千零九十四年），十月二日，苏轼到达惠州。他发表了一个朋友圈《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迎接。他已经不指望自己能够有当年苏武的运气，能够回到中原。既然来了，安排。
所幸，工作之余，朋友不少。这样的人生，其实别有乐趣。经常和市长詹范、博罗县令林忭（普及知识，读变）、定慧寺长老守钦等在一起喝酒吃饭。
苏轼已经逐渐适应了惠州的生活，他和当地干部群众混得很熟，基本上，只要差什么东西，都有人主动送来。看见朝廷局势一团混乱且每况愈下，苏轼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北归的想法，安之若素。
当地的荔枝，给苏轼带来了惊喜。他吃了后，忍不住写了一篇推销软文《食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生活刚刚适应，苏轼竟然又接到了朝廷的诏令，被贬到儋州（普及知识，读丹）。原来，朝廷继续加大针对元祐干部的惩罚力度，苏轼在前段时间发表的《纵笔》，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状态，惹毛了章惇，这家伙竟然过得这么滋润？得整一下才舒服：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狗日的，惹不起，躺着也中枪。
十八
这一次，苏轼感觉自己活不出来了。和长子诀别，并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决定一到儋州（海南岛）就制造棺材、修建墓地，在那长期定居。
绍圣四年（一千零九十七年），四月十九日，苏轼和子孙在江边告别，一家人痛哭不已，如同生离死别。
六月十一日，苏轼终于踏上了海南岛的土地。他在睡梦中，得到了两句诗：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醒来之后，一场清风急雨，竟然让苏轼感觉到流云如梦，政治局势瞬息万变，自己未必就身临绝境之感。继而补充这两句诗，成为一首《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七月十七日，苏轼到达儋州。
这个地方，条件十分艰苦，群众“一超、两不愁、三保障”均未解决，连个像样子的房子都没有，竟然漏风漏雨。当地主要领导昌化军使张中将苏轼安排在公租房里，并抓紧时间派人维修，进行了危房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漏雨问题。两人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成了一对好兄弟。
张中后面帮助苏轼，在城南买了一块有着许多竹子和桄榔（棕榈科植物）的林地，盖了五间竹房子，带着学生和邻居，积极参与义务劳动，只用一个月就竣工入住。苏轼把这新居取名为“桄榔庵”，还用桄榔叶子写了一篇《桄榔庵铭》（二百零三字）。搬家的当天晚上，苏轼听见邻居小孩的读书声，竟然觉得这是天底下最美的声音。
然而，因为张中给予了苏轼帮助，得罪了有关领导，被免职，且没有再复出。
苏轼的居所在林地，虽然风景优美，但十分潮湿。尤其是在夏秋之交，湿气非常浓厚，散发着腐烂的味道。九月，苏轼竟然发现，自己的床已经被白蚁蛀坏了，心里凉了半截。
但的想到这个地方长寿老人很多，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就在修房子、坏房子中恶性循环，竟然把积蓄用完了。生活突然就进入了谷底，要啥没啥。苏轼在《与程秀才书》（二百四十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
尽管如此，苏轼也不忘苦中作乐。吃着儿子换着法儿制作的山芋汤，竟然写了一首《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奇绝，天上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
被贬在天边的苏轼，其实也拥有了更加难得的友情。不仅在当地建立了十分良好的群众基础，得到了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更有之前的老朋友、学生等，前来看望探视。
大宋元符三年（公元一千一百年），正月，一心想把苏轼往死处弄的宋哲宗，却没有等到苏轼挂，却因为“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官方新闻这样说的。但对于真实情况，皇帝年轻人嘛，读者懂的），仅仅二十三岁，自己先挂了。
这一年，六十五岁的苏轼，身体竟然还行。
哲宗有一个儿子，然而没有活过三岁。于是其弟弟宋徽宗继承皇帝位，由母亲向太后摄政。换了掌舵人后，之前被修理整顿的元祐大臣，逐一被平反。
这一年五月，苏轼得到中组部通知，去廉州（广西合浦）上班。苏轼很清楚，回到朝廷的日子不远了。
海南岛的乡亲们知道苏轼要走，纷纷前来送行。苏轼已经把自己当着了海南岛人，群众的行为，让苏轼很感动。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离开海南岛的最后一晚，苏轼写了一首压卷的海南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当抵达英州时，苏轼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被恢复了朝奉郎的官位，并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可以在地方上各州随便居住。这表示，苏轼正式恢复了自由身。
四月，苏轼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邀请他去颖昌一起安度晚年。而这时候，向太后已经病逝一个多月，宋徽宗勤政，但实权落入了狡诈的曾布手中。于是，元祐老领导又遭排斥。颖昌是不能去了，苏轼决定去常州。
已经在路上行进了一年的苏轼，走到真州时，病倒了。急性肠炎，下泻不止。煎药治疗，没有效果，然后开始厌食，步履维艰。
苏轼感觉人生就要走到终点了。他给弟弟写了一个信，交代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苏轼过长江，乘船到润州，一路昏昏沉沉。途中，竟然收到章惇的儿子章援的来信。果然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时候的章惇已经因为反对徽宗上任而被流放到了雷州，怕苏轼报仇，特意前来拉关系。而苏轼却不计较，反而写了一封回信，叫他两爷子往好处想，还顺便交流了一些养生经验。
到了常州后，苏轼马上给中组部写了退休申请，上级批准了。
到了七月，苏轼的病情加重。十八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面前，交代遗言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堕，慎无哭泣以怛化”（我平生没有做坏事，自信不会进地狱。你们不要哭泣）。
七月二十五日，苏轼不能起床，康复绝念，他的好友，僧人惟琳方丈从杭州赶来，劝他念佛经，以期病能转好。他以笔答之：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
惟琳问神咒何指，他索笔写道：
“昔鸠摩罗什病极，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
七月二十八日，呼吸困难，惟琳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说，“端明宜勿忘”（不要忘记去西天的事）苏轼说：“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西方是有的，但此中不应用力）。钱世雄在旁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今此更须著力”（你平时信佛，现在更要用力）！苏轼声音已很微弱，他说：“著力即差。”语绝而逝。
苏辙为苏轼写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七千一百四十四字），记载了苏轼病逝后，世人对他的追思：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
唐宋第一全才，就此终也。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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