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凤凰大学文第285期，原题：曲新久：打人就该入刑，无论轻重
最近一段时间人身权相关案件频发，顺丰小哥蹭私家车被暴打、和颐酒店女生事件、南京地铁性骚扰等都广泛引起社会关注。打人应不应该入刑？怎么样的文化土壤让“打人不算事儿”成为社会风俗？公共事件里谁是个人人身权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中该负怎样责任？公共社会里和私人生活中，对打人的规制方式应该一样么？是否可以援引寻衅滋事罪在同类案件中？凤凰网就此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
曲新久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主任
访谈嘉宾：曲新久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主任
访谈员：刘昱含
一．打人就该入刑，无论轻重
凤凰网：最近一段时间人身权相关案件频发，和颐酒店女生事件、南京地铁性骚扰、川师杀人分尸案等等都广泛引起社会关注。以和颐酒店女生事件为例，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各相关法律对人身权的保护情况？
曲新久：现在中国的人身权保护，需要宪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这几块共同起作用才行，现在这些领域其实保护力度都不够。比如宪法中还没有“生命权宣誓”这种等级的保护；民商事法律的侵权责任法也不够发达，最近几年才有相关侵害人身权的赔偿条款进入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本来就不发达，那个男孩生拉硬拽的行为走程序的话赔偿不了多少钱，赔五百、赔一千都是对那女孩子的羞辱，对于此类事情司法也保守，都不愿意推进太远。
关于和颐酒店女生事件，我依旧认为其实是个小的治安案件，就事论事。
凤凰网：您觉得当下人身权保护，刑法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关于人身权保护的入刑门槛问题一直受到诟病，有人觉得是当下起刑点低，有人觉得是构成要件低，您怎么看？
曲新久：刑法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构成要件低，不是起刑点。
起刑点不是很低了，起刑点和国外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且在中国，像故意伤害、伤害致死、故意杀人、强奸，刑罚最高档都有死刑，这在全世界都很少，只有比较传统的国家，非西方国家才会有，美国强奸罪都没有死刑的。
我们重的很重，轻的很轻，轻在我们自古以来都没有殴打他人这个罪。刑法修正案把恐吓写到刑法条文里，但是恐吓是放到对社会秩序侵害那一章，而不是人身权保护里。
凤凰网：低构成要件导致“没有造成轻微伤害打人就没问题，不入刑”成为社会普遍认知，这种认知是现行刑法和社会风俗共同培育出来的。您觉得依靠治安管理条例来规制一般程度的打人就可以么？
曲新久：不，打人就不行，没有轻微伤害也需要入刑，只是我们现在确实做不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立法。我多年讲课都在说“打人不入刑不”，打人不入刑越来越不适合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里彼此是陌生的，如果不把这种情况作为犯罪，它会少一个门槛，一个防止其他重罪的门槛。因为一般的拉扯、打人可能是更重犯罪的表现和预演。
曲新久：其实不算推不动，立法者重要的事情很多，相比于其他修法项目，不造成轻微伤的人身权保护入刑并不那么紧急。以及确实已经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放在那里进行保护。
当然，也许民众呼声大了，媒体关注多了，情形又会不一样。
凤凰网：问题就在这，只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惩戒保护级别不够，施暴者会不以为然。如果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因打人不入刑而时刻有人身担忧，这很荒谬。在其他国家此类人身权保护情形如何？我们知道美国对人身权保护很周密，之前留学生施暴在美国被判重刑在国内也引起很大争议。
曲新久：所以它需要在刑法有规定，非常需要。打人不定罪，全世界都没有。攻击无论有无原因，无论是否造成伤害，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入刑的。
在美国大多数洲打人都是很严重的犯罪，如果打两次以上的，都会判很重；如果是有缘故的打人，比如被害人有挑衅、语言冒犯等，会给警告。无缘故打人处刑都是相当重的，各个洲它比较重视。
二．中国人为啥不把打人当回事
凤凰网：不需要把打人当回事，您认为这种风俗在国内是怎么形成的？
曲新久：社会传统习俗所致。传统文化里的，还有文革以来的很多方面，造成社会不把打人看成事情，首长打领导，领导打群众，爸爸打妈妈，妈妈打儿子，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所有人打成一团。这可能需要两三代的人时间慢慢修正，需要一个文明的提高。和颐酒店女生案件也不是常态，就这一点我并不特别悲观，向未来看，文明还是慢慢在提升。
凤凰网：法律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如果打人在社会风俗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就没有必要用法律去规制和制止？在和颐酒店视频里，女生被撕扯时旁边一直有围观人，在女房客出手之前他们并没有上前制止。
曲新久：周围人如果觉得是两个熟人在发生争执，别人是不会干预的，而如果有打人动作，一般人都会干预，后来女房客干预时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因为女生大喊大叫了后来，其实最开始时未必搞得清状况。
这么多年打成一团，你打我，我打你，都是很复杂的。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打人？因为打人成本低。打了就打了，只要没啥大伤害都不会有严重后果。如果在立法上规定只要打人就是不对的，没啥随意不随意，警察抓犯人时扇耳光、老百姓抓小偷时踢几脚，这都不对。如果这种意识形成了，打人风俗自然就会消弭了。
凤凰网：公共秩序里和亲密关系里的打人在法律限制上是否一致？有人认为在公在私的人身权保护应该有区分。
曲新久：道理是一样的，在亲密关系中发生的行为对外面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做出区分依旧是恶的指引。所有的私在刑法里都涉及公，只是责任不一样，伦理上有区别，但是在违法上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人是你的丈夫，是你妻子，你也不能打他，他是一个人，你打他时就意味着你出去也能打别人，他出去也能打别人，在违法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伦理上会感到在亲密关系上，形成轻微伤害，容忍度会高一些。
凤凰网：关于公私人身权保护之分，反家暴法出台之后对于私人关系里的人身权保护有了很大推进，比如保护令申请等。我们能看到虽然法律植根于社会风俗，但也应在社会风俗改变过程中起到底线和引领作用。
曲新久：对，法律是社会文明底线。啥叫实质伤害？被打的小姑娘吓得要死了，一辈子都是个心理阴影，都会对人留有不信任，这不是实质伤害么？
如果被打了在当下社会里继续维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文明很难走下去，该受到限制的野性的那部分就没有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也不用再谈。再说白点，社会它不可能是个让人舒适的社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法律问题永远在个案当中体现，大背景只是背景，而不是作为案件材料来参与个案。
这个案件公权力的着力点应该是反推，这种殴打行为本来应该入刑，要判六个月或半年，去向立法方向努力，而不是一概盖帽子。
四．依旧要警惕“寻衅滋事罪”滥用
凤凰网：能否在和颐酒店女生事件中援引寻衅滋事罪？
曲新久：不太好，因为寻衅滋事要要求扰乱社会秩序，什么叫扰乱社会秩序？本案里如果将寻衅滋事罪做极端解释，也是可以解释通的。只不过司法机关在裁定过程中要慢慢的来，不会走得那么快，他们会觉得寻衅滋事罪不能接受。
我支持“不援引”这一点，司法机关保守一点并不是缺点。
凤凰网：寻衅滋事罪现在范围已经够大了。就和颐酒店女生事件，您如何在学理上对“公共秩序”扩大解释？您觉得扩大寻衅滋事罪的解释会有哪些风险？
曲新久：再大就不得了了，会有不可测的风险。
虽然我刚刚强调了，和颐酒店女生事件如果只做学理研究，我是支持可以做极端解释、引入寻衅滋事，因为那个女孩代表的是一个特定的人。任何一个人在正常的公共环境被打一顿、撕拉一顿，代表的都是同时刻的公共秩序。
再强调一遍，只做学理研究，引入是可以的。但是我并不想引导司法机关在这方面走得更宽，走的太宽会把扰乱公共秩序要件废掉，过于扩大化寻衅滋事罪的解释对于一般的公众绝对不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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