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道人与诗仙李白的“神仙交”

紫阳道人，姓胡，随州人，唐代著名道士。曾受唐玄宗征召，到东京洛阳主持皇家道观太微宫。诗人李白旅居安陆十年，与在随州仙城山修道的胡紫阳，多有“神仙交”，深受其影响，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传为千年佳话。
    紫阳道人，从仙城山到太微宫
    仙城山，又名现光山，位于曾都区府河镇。据《李太白全集·汉东紫阳先生碑铭》载，胡紫阳“八岁经仙城山，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岁出家，十二休粮，二十游衡山。”清同治《随州志·方外》则写得更为详细，说他“生便开悟”，八岁登仙城山，即有“出世之想”，回到家里，“凝思累日”，再取出道教的经书细读，就明了其意，“稍稍行导引法，即能数日不食”，达到不食五谷的“休粮（辟谷）”的境界。
    紫阳道人既有“仙根”，又勤学苦练，“云游洞府，水涉冥壑”，师法异人高士，拜谒天师李含光，成为一代名道。且广传道法，“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禀训门下者三千余人。”在仙城山，则“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楼，手植双桂，栖于其下”，全心修道。
    唐代李姓皇帝尊老子李耳为始祖，把道教列为三教之首，慕道学仙之风盛行。紫阳道人传道，门庭若市；地方长官遇其静坐修道，即屏气凝神静悄悄走开，敬慕有加，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唐玄宗李隆基鉴于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教训，登基之日，便大力强化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地位，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东京洛阳上清宫重建，先名曰“玄元皇帝庙”，玄宗封其名曰“太上玄元皇帝宫”，天宝二年 (公元743年 )，改名太微宫。这次重建规模宏大，集皇家宗庙、国立道教大学和国家道观于一身，地位显赫，其首席住持，非高士大德不可，紫阳道人成为不二人选。
    但紫阳道人却自甘淡泊，太微宫“三请”，紫阳道人“固辞”。不久，唐玄宗亲自下诏征召，紫阳道人“不得已而行”，为“太微宫使”，“入宫一革轨仪，大变都邑”，颇有建树。
    但此时的唐王朝，已将由盛而衰，处于“安史之乱”的前夕，即便是出家人云集的道观，也是乌烟瘴气。方士竞相炫耀炼丹匿影、登刀吐火之术，“争为幻惑”。而紫阳道人“退然自处，日集诸弟子讲说道德经，剖析渊奥”，并与以幻术惑人的方士针锋相对，对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进行新的阐述，指出魏伯阳吞丹死而复活是后人的妄传，“以辟诸谬说”。
    为 “太微宫使”，本是紫阳道人碍于皇上的颜面，“不得已”而为之，“出世之想”一直是其夙愿。终于，他积劳成疾，只得“称疾辞帝”，回归山林。他自知在世不久，“临别自祭，其文曰：神将厌予，予非厌世。乃顾命侄道士胡齐物具平户舆，归骨旧土。”
    离开东都洛阳的那一天，洛阳倾城而动，“王公卿士，送及龙门”。走到叶县，他“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轻空衣。”临终之际，他恬淡无欲，得道升天。
    他的遗体回到随州（唐初改称汉东郡，后复称随州），“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举郭雷动”，他“开颜如生，观者日万”，“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东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
    对紫阳道人的存亡，李白的赞叹也到了至境：“存也宇宙而无光，殁也浪化而蝉蜕！”
    太白谪仙，终生不渝的仙道因缘
    或许是李白豪放不羁的性格使然，或许是唐代崇尚道教的潜移默化，李白一生与仙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与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胡紫阳等著名道人有“神仙交”，而且他自身曾两次被授予道，取得正式的道士身份。而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不仅仅在于贺知章读其诗后“谪仙”的惊叹，更在于他诗情里浑然天成的仙风道骨与浪漫主义情怀。
    公元725年 （开元十三年），25岁的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江陵（今湖北荆州）与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相遇，受到88岁的老道人司马承祯的赏识，夸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两年后的727年（开元十五年），李白再遇好友元丹丘。元丹丘是李白早年在蜀中认识的道友，经元丹丘推荐，李白到随州仙城山拜访了元丹丘的老师胡紫阳，由此，成就了李白与紫阳道人、与随州的一段因缘。
    李白在其《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对这段因缘叙述较详，“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谷，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李白与元丹丘、元演志在学道，“历考天下，周求名山”，来到随州，“入神农之故乡”，向紫阳道人学习，“得胡公之精术”。“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起餐霞之孤楼，炼吸景之精气。”且欣然传道，“延我数子，高谈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
    从紫阳道人学道，李白受益良多，在紫阳道人去世之后，仍难以忘怀。他在《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写道：“予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其弟子元丹丘等，更是“咸思鸾凤之羽仪，想珠玉之云气。”
    又过了若干年，李白对紫阳道人仍推崇备至：“夫汉东之国，圣人所出，神农之后，季良为大贤。尔来寂寂，无一物可纪。有唐中兴，始生紫阳先生。”即从神农炎帝时代到唐朝，数千年的时间，随州才出了神农、季良、胡紫阳这三个杰出的人物。
    正是紫阳道人的感召，和仙城山的吸引，使元丹丘、元演来此学道，而已在相邻的安陆成家定居的李白，更是时时来此就教。
    与紫阳道人等“神仙交”的场景，在元演到谯郡（今安徽毫州）任参军一职之后，李白仍历历在目。他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写道：“相随迢迢访仙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当筵意气凌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分飞楚关山水遥。”
    李白吹笙，太守起舞，鸾凤和鸣，一醉方休，枕股而眠，锦袍覆身……仙城山访仙问道，道义友情其乐融融，既有神仙的逍遥自在，又有朋友的依依不舍。
    在《题随州紫阳先生壁》一诗中，李白更是对神农故里一脉相承的养生之风称赞备至：“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复闻紫阳客，早署丹台名。”并希望自己受到紫阳道人的帮助，得道成仙：“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名僧贞倩，李白托付平生述作
    紫阳道人仙逝之日，李白已离开安陆，而告知李白并请为之作《汉东紫阳先生碑铭》的，是随州名僧贞倩；安史之乱后，李白颠沛流离，将平生所作的诗文手稿相托，还是这位贞倩……可见，李白与贞倩也具有非常深厚的情谊。
    但这种情谊，较之于李白与紫阳道人、元丹丘、元演等人的“神仙交”，是全然不同的。
    李白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中说，倩公“蓄壮志而未就，期老成于他日。且能倾产重诺，好贤攻文”，即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
    《随州志·方外》也有载：“贞倩，随人也，少任侠好结交，至破其产，中年浪迹四方，迄无所就，遂归入仙城山为僧。”
    李白所述贞倩之“壮志”，绝不是紫阳道人等的“出世之想”，而是“兼济天下”的入世抱负，他重义轻财，好结交贤能有志之士，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他一诺千金，爱好诗文，人品文品兼备，因而，李白对他寄予了美好的祝愿：“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冀相视而笑于新松之山耶？”安史之乱已平，武将当刀枪入库，文臣当有用武之地，而当倩公等大展才华，在新松之山相视一笑，长眠于此的紫阳道人也会欣慰不已。
    而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诗中，李白更将贞倩喻为汉东随侯的明月之珠：“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
    贞倩返回汉东，将会如随侯之珠一样，焕发夺目的光彩，这是李白对贞倩的祝愿，也表明了李白在屡经磨难之后，对“兼济天下”的入世之志，仍始终不渝。
    “出世”的访仙问道，与“入世”的经世报国，在李白的心中，都极为真诚极为强烈地融为一体，注定了其一生的坎坷与磨难。
    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秋，经紫阳道人作媒，李白与前朝宰相许圉师孙女成婚，入赘许家，定居安陆，先后在寿山（在今广水境内）、白兆山生活，生女平阳，生子伯禽，夫妇相敬如宾，直至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底许氏病故。
    但这样舒适温馨的“小日子”，显然非李白所愿，以致他后来在《秋于敬亭送从侄癩游庐山序》中，称这一阶段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刚定居寿山时，他的心情是闲适的，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将寿山人格化，以拟人的口吻称他自己：“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似乎是专心向道，以唐尧时代的隐士巢父许由自比。随后述及朋友的责备，希望他应“达则兼济天下”。于是，他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首先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即以春秋名相管仲晏婴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建功立业，报效君国，如此，“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後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在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之后，隐身而退，泛舟江湖，这便是李白的梦想，也是中国无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梦想。
    但这样的梦想，少有实现机会，陶朱公范蠡与留侯张良的故事，不具备普遍意义。
    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的骄傲，不久即荡然无存。他“酒隐安陆”，其实是以安陆为中心四处交游，不过效果不佳，以致“蹉跎十年”。
    《与韩荆州书》就是李白“干人”、求取功名俸禄的生动写照。
    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为了得到韩荆州的赏识与推荐，此文开头即大拍马屁：“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甚至恭维他“有周公之风”。接着自我推销：“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随后提要求：“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不知韩荆州是不屑于李白 “心雄万夫”的口气，还是不满于接见李白还要“高宴”侍候的架子，此次投书干谒，再也没有下文。
    在唐朝科举为寒门子弟打开上升通道的大环境下，李白执着于“遍干诸侯”求取功名，是有其苦衷的。
    据《新唐书·选举制》载，科举应试者的来源，由学馆荐送的称作生徒，一般都是官员子弟，即便有百姓，也要求“庶人之俊异者”，要求较严；由州县荐送的称作乡贡，“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牒，是谱牒一类证明家世身份的文件。乡贡先由县一级考试，经过淘汰，再经州府到中央逐级考试、淘汰、选拔。而李白的家世，哪里经得起层层的审查？
    以公信力最高、李白族叔李冰所作的《草堂集序》来看，虽然李白有“凉武昭王詗九世孙”的显赫头衔，但其后“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而在其后不久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更是明确说“绝嗣之家，难求谱谍”。
    科举之途不通，“遍干诸侯”也没有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但李白最终在作为道友的吴筠、作为诗人的贺知章的推举下，其诗才为唐玄宗所知。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42岁的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其激动之情跃然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不仅享以“高宴”，唐玄宗甚至“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并“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
    这是李白最风光的时刻。但很快，李白就明白了离“出将入相”的梦想越来越远。关于国政的进言，玄宗不听，只“欲得白为乐章”，作一些助兴娱乐的诗歌罢了。失望之余，李白“浪迹纵酒”，甚至，兴之所致，“使高力士脱靴”，得罪了深得唐玄宗宠信、官至骠骑大将军的大宦官，不为皇上“亲近所容”，不得已，只得“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
    李白辞帝出京，如释重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作为诗人的李白，即便到了晚年，也没有明白自己不是从政的料。安史之乱中，他受永王李瞞之邀，为其幕僚，以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却不料上了李瞞叛乱的“贼船”，差点丢掉性命。后来被救、被赦，四处流落，六十二岁即病重而逝。
    李白一生漂泊，“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李白托付给贞倩的“平生述作”，可能就被李冰收集在《草堂集》中，这或许也算得上随州人对中华文化宝库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