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杰出校友华生教授在母校东南大学作了一场“漫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专题报告，本场报告也是学校113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
报告开始，华生教授对“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经济新常态是新一代领导人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形势的一种判断，同时也是一种盼望和期待。主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打破了国际上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记录，但08年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发展的局面变得复杂，增长回落到7%的水平，今后很难再实现此前的高速增长。其次，今后的经济增长希望长期保持在一个次高处，或是比较稳定的高度。新经济常态是我们的一个愿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存在，但要从潜力转化为现实，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
农民市民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它推动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中国要达到7%左右的增长，华生认为，光靠科学技术和大众创新是不够的。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研究认为：“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是基本停滞的，进入工业社会后才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增长奇迹。”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动力，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所释放出的力量。
因此华生认为，我们现阶段工作的重点，不应该是鼓励创业，而应该努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调整了经济增长的重点，将占人口比例一半的农民，从低产出的农业转到第二三产业中来，让农民进城，变成市民，实现城市化。
“一百多年前，农民进入城市，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驱。一百多年后，当他们再进城时，却变成了农民工。”
大量农民无法实现自身的城镇化，入城后住在地下室，享受不到市民的基本权利。无法从“农民”变为“市民”，生存处境很严峻。因此当前的经济增长，其实是排除了占有相当大比例的增长基础——农民。
“有人说，成为市民凭借的是户口，户口解决了，城镇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城市吸纳不了这些人口，光解决户口是不行的。”华生说。中国有几亿农民工，即使他们在城市有工作，但仍享受不到市民的权利，他们的市民化被人为的阻止了。“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意义重大，要把这些好处惠及到每个人身上去，促进人口流动。”
“但目前我们的进展还是非常缓慢，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足，要想实现经济的新常态，农民市民化问题必须得到很好的解决。”华生说。
股市有风险
在华生教授看来，中国股市目前这样的牛市是不可持续的，他调侃言“当前股市看似还有希望，那是因为羊太多狼还来不及吃”。
中国股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股价不断在涨，买入的人不断增多，反过来又使得股价继续增涨，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和资金涌入，形成了无休止地循环。一方面，资金不断涌入，但另一方面，是股票数是有限的，为了维持供给平衡，股价一定会降下来。“况且，市场上的绝大部分企业连基本的运营都维持不了，这更加增添了风险系数。”
“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但对实体经济的投入却逐年减少。一旦股市泡沫破灭，对国家经济将会产生巨大冲击，会是一场浩劫。”华生说。
对一个自由的市场来说，企业要上市、融资，股市是可以得到调节和控制的。但中国企业上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耗费长时间排队，而一旦上市成功，就像进了保险箱，这大大降低了股市本身的能动性。“所以，我经常对我身边的人说，一定要沉住气，远离股市，否则会付出代价的。”华生说。
楼市继续热
华生教授认为：“该买房还得买。”
房价持续走高，尤其是中心区房、学区房价格更高，这是全球性的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后房价普遍降低但这些地区依然很贵。但对于中国楼市价格过高的问题，华生教授认为这跟土地价格的分配、税收体制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国家在降低房价方面具有很大的责任和作用”。
“首先国家政策要做大的调整。要照顾一般民众，优先考虑进城的农民，否则城镇化很成问题，要加大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和建设。其次，对个人来说，合理理财很重要。”他建议，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买房的还得买。
华生教授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之一。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长期致力于国计民生热点问题的研究和社会难点的探讨，具有前沿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此次回母校开讲，现场互动热烈，东大学子受益匪浅。（邬楠 胡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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