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可回避的接触到关于文艺运动的案列。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运动过程中，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受到批评的小说，至今看来仍有许多的疑惑值得我们去深思。
《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部短篇小说，先发表于1950年《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后《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也先后发表了推荐文章，再后这部小说被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推上银幕。而这也似乎变成了《我们夫妇之间》这部小说被批评的直接导火线。那么这部历经波澜的小说又究竟讲述的是个怎样的故事？
知识分子身的李克与工农民出身的张同志作为一对夫妻，用原文的话来说“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正是这样的身份的不同，就他们在进城后所面对城市生活的不同态度以及发生冲突埋下了伏笔，故事的结尾是他们历经一系列事情后，对彼此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后重归于好。小说的风格一贯延续了萧也牧温情，寻常之风。张同志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李克在这一过程发现自己重新认识了“我的妻”。小说的冲突与矛盾的解决是故事的两大吸引点，但也是小说争议的存在。批评的人认为这部小说展示的明明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根本就不是小说开头讲述的什么公农生活。
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即陈涌所作《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但态度较为温和，在否定之之前也不忘给予小说温情部分的赞同。而后来《文艺报》上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李定中”的读者来信，则是将《我们夫妇之间》这部小说推向舆论的顶峰。陈涌文章是“好”的，但仅堪视为一个“开始”；它用对李定中来信的称赞――“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来暗示对陈涌文章的不尽人意之感，觉得他还够不上“尖锐”，仅仅指出萧也牧有一种创作倾向却没有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而《文艺报》发表李定中信时，为其拟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其标题的尖锐性更是未有的。在这封信的开头的“编者按”中“李定中”更是最后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它明白无误地认定，萧也牧“有罪”。信中话语远比标题凶猛。
而萧也牧本人等到批判正式展开，曾经试图将小说再加修改，但终于放弃了。为什么呢？萧也牧说他“把自己所写的作品以及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全部“细读一遍，并加以分析，推敲，思索”，检讨人发现“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删去，才能不见到它的错误的痕迹！”这句话，听上去像是气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关键在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整个创作意图、出发点，被彻底否定了。所以，萧也牧最后索性痛快地以这么一句话来了结此事：“不论我原来的写作企图如何，确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
《我们夫妇之间》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的确算不上是佳作，但是其的出现是具有先导性以及远瞻性的。它的出现让作家开始思考城市生活的书写知识分子的书写问题，能不能书写?怎样来书写?当然对于历史的审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在一定的历史，物质条件下，这样的批判的出现也是有原因的。在历史发展的今天，不少人选择重新对这一小说进行挖掘，解读。《我们夫妇之间》也终究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关键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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