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周敦颐的历史地位
（一）周敦颐为何不显于北宋
作为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使传统儒学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形成新儒学──理学。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却不显于北宋。人们不禁纳闷，这究竟是为什么？实际上，这里面的原因极其复杂，其中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1、 程颢、程颐不尊周敦颐为师的影响
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嫡传弟子。当年，出任南安军副职的程珦，出于对周敦颐学术思想和人品的信任，将二程托付给周敦颐。由于当时周敦颐的夫人陆氏没有随署，其生活全由周通打理。二程来到周敦颐这里后，周敦颐既要肩负起教育二程的责任，又要负责二程的生活，身兼师、父二职，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如此，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后，二程也跟着到了郴县。正是在周敦颐的悉心培养教育下，二程的学业大有长进，为日后继承发展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周敦颐还手绘《太极图》给二程参悟。二程是何时离开周敦颐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二程离开周敦颐以后，周敦颐仍然将自己所写的《通书》各篇章寄送给二程，也有可能是二程到周敦颐这里索取的。这样，才有了二程学习研究的蓝本，才有了二程后来率先发表周敦颐《通书》（包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可能。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恩同父母的老师，二程后来却从不尊周敦颐为师。二程是以师道尊严著称的。特别是程颐，在做“崇政殿说书”时，还对皇帝摆老师的架子，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强调师道尊严的二程，却从来没有正面提及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即使在提及周敦颐时也是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周惇颐”或“汝南周茂叔”。无论是当时或现在，这种情况都是令人费解，并且要被人指背的。二程为何不尊周敦颐为师，其原因是复杂的。对于这一点，已经在本书《周敦颐与程颢、程颐》一章中作了详细的研究探讨，这里不再重复。然而，二程不尊周敦颐为师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周敦颐的学术地位被贬低。程颐有两句被引用得很广的话，就是“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里的“吾学虽有所受”，可以理解为受学于周敦颐，也可以理解为受于其他；“'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强调“天理”二字是二程所独创。这两句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由于二程不尊周敦颐为师，而且他们又没有其他老师，于是在二程的弟子及外人眼里，“吾学虽有所受”这句话就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而人们所记住的只是程颐的后一句话，即“'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将周敦颐──二程──朱熹这一学术思想体系称之为“理学”。这样，周敦颐就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二程则堂而皇之地被称为理学创始人，即“程朱理学”。不管二程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不尊周敦颐为师，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割断与周敦颐之间的师承关系，突出自己学术思想的独创性，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讲，就是独占理学这一学术思想的知识产权；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周敦颐的学术思想被贬低，周敦颐本人也被边缘化。
2、 新旧党争的影响
在学术思想方面，由于宋王朝实行以文立国方针，从而开启了继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的一个新时代。同时，宋代的学术争鸣又与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联系在一起，使学术争鸣染上了深厚的政治色彩。周敦颐生活在北宋中期。在这期间，北宋发生了两次大的政治改革。一次发生于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另一次是发生于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这次变法较之“庆历新政”，无论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不可同日而语，其余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这两次大的政治斗争，周敦颐都没有直接参与。实施“庆历新政”之际，周敦颐正在江西一带任职，职位也比较低，只是县级官吏。因此，他与“庆历新政”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瓜葛。“王安石变法”之际，周敦颐在广东路任提点刑狱，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也没有直接参加变法斗争。虽然如此，这次变法形成的新旧党争，却给周敦颐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影响。
在王安石变法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旧党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甚至是殊死的斗争。旧党的诸多头面人物包括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赵抃、苏轼、苏辙等，均遭打击或贬谪。王安石本人也在变法中几起几落，最后在忧愤中去世。新旧党争期间，周敦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党争，但是由于他与诸多新党、旧党的头面人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也对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周敦颐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头面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思想上倾向于新党。他甚至在归隐九江后的病重期间，还给内兄蒲宗孟写信称颂新政，对未能亲自参与变法、不能看到变法最后胜利而抱憾终身。另一方面，周敦颐与旧党的头面人物，包括自己的弟子二程兄弟、鼎力推荐自己的吕公著、自己原来的老上司赵抃等，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然而，在新旧党争中，周敦颐并没有因为自己同新旧两党的头面人物都有着密切关系而左右逢源，反面因此受到新旧两党头面人物的猜疑。王安石执政时，并没有因为周敦颐曾经与自己“语连日夜”而提拔重用他，究其原因，很可能就是顾忌周敦颐同旧党头面人物的密切关系。旧党的头面人物包括周敦颐的弟子程颐，也因为周敦颐同新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信任他。程颢、程颐终其一生不尊周敦颐为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顾忌周敦颐同新党头面人物特别是王安石的关系。这样，周敦颐就在新旧党争中处于一个两面受猜疑的不利地位，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打压，从而使他在北宋时期被边缘化。
（二）朱熹、魏了翁如何推崇周敦颐
进入南宋以后，新旧党争的余波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北宋时，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到了钦宗时，变法彻底失败，天下又完全成了旧党的天下。在旧党的强烈要求下，钦宗下诏停止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庙。到了南宁，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王安石“舒王”的封号。至此，王安石变法被彻底否定。一切与新党有牵连的人和事，都成为人们谈论的禁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南宋大儒还是不断地推崇周敦颐，为确立周敦颐的历史地位而奔走，其中就有朱熹、魏了翁等。
1、朱熹对周敦颐的推崇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另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后随母迁居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后官至秘书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1200）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亦即周敦颐的五传弟子。他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朱学派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在如何对待周敦颐的问题上，朱熹一改二程讳言周敦颐的态度，理直气壮地推崇周敦颐。为此，他从三个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其一，大力整理周敦颐的著述。朱熹将当时刊印的各种版本的周敦颐著作进行认真校核，先后三次刊印。在最后改定本中，朱熹将程颐刊印的周敦颐《通书》一分为三，即分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三篇独立著作，并对这三篇著作进行注释。这方面的情况，已在本书《周敦颐的著述》一章中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通过朱熹的整理与注释，周敦颐的著述进一步引起了学术思想界的高度关注，使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广为传播。
其二，表明自己的学术思想源于周敦颐。这一点，他是通过别解太极为理而实现的。朱熹在注释《太极图说》和平时讲学中，将“无极而太极”这一著名哲学命题，曲解为“无极者无形，太极者有理也”。简言之，“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朱熹认为，“无极”只是一个修饰词，是修饰和说明太极的，说明太极的性状，说明太极的程度。这显然违背了周敦颐的原意。周敦颐的“无极”是作为宇宙生成的一个序列，而且是先于太极的序列，并非什么修饰词。朱熹还认为，“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朱熹之所以曲解“无极而太极”，完全是从自己的理论需要出发，别解“太极”为理，而又把这个思想强加于周敦颐。通过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改造，朱熹建立起以“理”为核心的范畴的哲学思想，亦即理学。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以太极为理而不为物，几乎成了不刊之论。实际上，朱熹以太极为理，只是对程颢、程颐思想的发展，与周敦颐毫无关系。朱熹曲解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这一著名哲学命题，起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表明自己的学术思想源于周敦颐，从而为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找到了理论依据，即“天理”源于“无极而太极”。二是明确周敦颐是程朱学派之宗。这一态度，与二程不尊周敦颐为师是截然不同的。他这样做，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其三，撰《先生事状》等，广为传播周敦颐的为人、为官、为学。朱熹在潘兴嗣《先生墓志铭》、蒲宗孟《先生墓碣铭》、黄庭坚《濂溪词并序》等的基础上，对周敦颐的生平事迹重新进行了整理，形成《先生事状》。在《先生事状》中，朱熹充分肯定了周敦颐的人品、官德；对潘、蒲之《铭》中一些不利周敦颐的记载，一律不予载入。同时，他对蒲宗孟的《先生墓碣铭》进行了大手术。凡是他认为不实或不利于周敦颐的文字，一律予以删除。经他删定的《先生墓碣铭》，文字只有原来的一半。此外，朱熹还所写了《江州濂溪书堂记》、《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隆兴府学先生祠记》、《邵州特祠先生祠记》、《
2、魏了翁对周敦颐的推崇
魏了翁，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开禧元年（1205），以
在学术思想方面，魏了翁反对佛老学说，认为圣贤只言“寡欲”，不言“无欲”，指出“虚无，道之害也”。推崇朱熹理学，但也怀疑朱注各经是否完全可靠。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强调心的作用，其主张又和陆九渊接近。对于周敦颐，魏了翁亦极为推崇，认为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为周敦颐请谥。南宋嘉定七年（1214），时任潼川转动判官的魏了翁上疏宋宁宗。他在奏疏中这样写道：
盖自周衰孔孟灭，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适与归。醇
质者滞于占毕训诂，隽爽者溺于记览词章。言义理则流于清虚寂灭。论事功则鹜于
权谋知功，诬民惑世，沦于肌髓，不可救药。而敦颐独奋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
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使诵
其遗言者殆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年谓学盖有不足于学者。于是河南程
颢、程颐亲得其传，而圣学益以大振。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嗣往圣，开来哲，
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
不小。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到，魏了翁对周敦颐确实推崇备至。他认为周敦颐与二程之学的宗旨在于“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在儒家学说的发展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也是治国治民的“功用所系，治理所系”。这是对周敦颐学术思想重要地位与作用的充分肯定。此外，魏了翁还写下了《题留书堂》、《道州建濂溪书院记》、《道州
除了朱熹、魏了翁对周敦颐的推崇外，还有诸多名家对周敦颐多所赞誉。如黄庭坚在《濂溪词并序》中赞誉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大诗人杨万里写有《邵州重复旧学记》、《希濂堂记》等文章。著名理学家张栻写有《先生像赞》、《永州州学先生祠记》、《邵州增辟旧学记》、《广
（三）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南宋著名文学家、端明殿学士洪迈编修的《国史》（即《北宋史》），按朱熹《记国史濂溪传后》所载，“中有濂溪、程（颢、颐）、张（载）等传，尽载《太极说》及《通书》，盖濂溪于是始得立传”。既然周敦颐已经在国史中立传，并“尽载《太极说》及《通书》”，那么他的历史地位也就已经确立。但是，此前的宋朝皇帝并没有给周敦颐赐谥，也就是说周敦颐还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一般地说，朝中大臣或著名学者去世后，皇帝都会赐谥。然而到洪迈修《国史》时，周敦颐已经去世一百多年，却依然未能赐谥。而此前，朱熹已经谥文、张栻已经谥宣。直到魏了翁于嘉定七年（1214）上疏，请为周敦颐与二程谥号，宋宁宗才于嘉定十三年（1220）
那么，在中国思想史上和哲学史上，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及其影响到底如何呢？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探究：
1、宋明理学开山鼻祖
周敦颐被后世称为理学开山鼻祖，也有的称之为理学宗师，这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在周敦颐之前，虽然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新的儒学理论系统。而真正突破旧儒学的束缚，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将儒学引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是周敦颐。在这方面，他有两大重要贡献：
其一，提出 “无极而太极” 的著名哲学命题，建立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宇宙生成论，为理学的诞生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自东汉以后，儒学本体论方面的不足，一直是自己的软肋，也是儒学不能与时俱进，并在同释道的长期较量中逐步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之一。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建立，改写了旧儒学在本体论方面的不足，使儒学处于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这一点，《宋元学案》的续编者黄百家在《濂溪学案》周敦颐小传后的一段按语很说明问题。他这样写道：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
复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
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黄百家是清代著名学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把“圣学大昌”的原因，首先归结于“元公崛起”。正是由于周敦颐的崛起，二程继承发展，诸多大儒辈出，才有了儒学的重新繁荣。而周敦颐首要的功绩，又在于“破暗”，使儒学冲破了“黑暗”，走向了光明。周敦颐能够“破暗”，当然在于他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突破，在于他提出了“无极而太极”的著名哲学命题，建立起崭新的“宇宙生成论”。同时，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哲学命题的提出，又促进了诸多大儒对哲学本体论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二程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把“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正因为如此，后世将他们的学说称为“理学”或“道学”。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由于二程师承周敦颐，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天理”二字虽是二程自家体贴出来，但也是对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继承与发展，或者说是在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启发下“体贴出来”的。后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最终使“圣学大昌”。
其二，提出“太极动而阳，静而阴”的思想，实现了哲学宇宙论与人生观的统一，为强化人的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长期以来，儒学一直在努力寻找宇宙观与人生观的一致，希望能站在宇宙生成的高度来解释人生，指导人生，然而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儒家所据的经典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儒家据以解释宇宙和人生的主要经典是《易经》与《易传》。然而，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其对宇宙万物生成的解释，都是从物种生殖繁衍的直观感觉出发的。他们所推及人的思虑行为，没有上升到宇宙观，从而“与天地不相似”，所以总觉得很勉强，总是宇宙观与人生观相脱离。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继之者善”的命题，怎样从一阴一阳的生生不息中引出“善”呢？《周易正义》也只是勉强解释说：“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这种解释，我们读后仍然无法想象如何继之以善。“善”是儒家宣扬的人的本性，不能不与生物之初的阴阳相联系，然而从生物之初中又无法推出“善”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儒家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相一致而又无法统一的矛盾。
千百年来，儒家在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矛盾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直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问世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这样写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他又在《通书·动静》章中写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周敦颐的这种运动观，揭示了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力与规律，认识事物变化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2、宋元明清的官学
周敦颐生于湖南边陲之地，学不由名师，官不过提刑，主要著作字不满三千，然而却影响深远，功在孔孟之间。这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早在北宋期间，周敦颐就以他高尚的人品、深刻的修养和淳正的学术，赢得了同时代学人的尊敬。特别是在学术上，因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的宗旨，及其“功用所系，治理所关”的治国治民作用，以它自身内存逻辑结构所体现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性质，从而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自宋理宗以后，由周敦颐创立、二程继承发展、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学，即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思想，时间达七百年之久。
以周敦颐为开山祖的理学，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到了巩固作用。历宋元明清四朝，无论无论汉人立帝，抑或外族入主，统治者都对理学的重要作用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即使到了清王朝，整个封建社会已经呈现衰落趋势，而封建统治者对理学为封建统治服务本质的认识，却仍在提高。如清乾隆帝在《钦定精义》的按语中这样写道：
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
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理之界，辨之至明，
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
成俗、修已、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
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
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乾隆所说的“治统原于道统”，“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已经把理学与封建统治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理学对维护封建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元明清四朝的统治者都大力推崇理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读周子之书的浓厚气氛。与此同时，讲周子之学的濂溪书院和奉祀周子的濂溪祠相继迅速发展起来。如湖南有道州濂溪书院、道州濂溪祠、故里濂溪祠、永州濂溪书院、郴州濂溪书院、桂阳濂溪书院、衡阳濂溪书院、邵阳濂溪书院、宁远会濂书院等二十四处；江西有南安道源书院、江州濂溪书堂、赣州濂溪书院、南康濂溪祠、万安濂溪书院、江州濂溪祠等十五处；广东有广
附：主要参考书目
《宋史》
宋版《
邓显鹤《周子全书》
《宋元学案》
《濂溪志》
《二程集》（中华书局标点本）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标点本）
《续资治通鉴》
《十三经注》
《太平御览》
《老子注》
《庄子集解》
《吕氏春秋》
《淮南子》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张友文《宋明理学研究》
梁绍辉著《周敦颐评传》
冯克诚、田晓娜主编《中国通史全编》
吴怀祺主编《中国文化通史》
胡正耀著《理学鼻祖周敦颐》
梁绍辉主编《濂溪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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