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楠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她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在舟山的女孩子能读到高中毕业,可以说是不多。舟山过去只是一个闭塞的海岛,女孩子早早就被嫁人。 而亚楠的父亲是教师,亚楠又聪明伶俐,成绩一直很好,所以一直读到高三。正当她踌躇满志地幻想着升入大学,幻想着辉煌前景的时候,学校突然停课了,这一停就不知那年那月还可以再回到学校,文革武斗把这批学生彻底耽搁在家里。 亚楠从小失母,下有两个弟弟,可以说在这个家里,亚楠成了主妇,父亲全靠这个女儿在支撑着这个家。
一九六七年,舟山曾把一批社会无业青年送到宁夏插队。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乡的号召又传达到舟山,虽然那几年因为当地武斗激烈,无法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但在社会上一样引起家长们的恐慌。尤其上海,宁波周边的大批青年上山下乡消息不断传来,有些家长就开始考虑让子女在附近农村落户。
亚楠的父亲也一再和亚楠说:“楠楠,你可不能走那么远,你走了爸爸怎么支撑这个家呀?”
想了很久,亚楠决定不离开舟山,效仿别人家的姑娘,下嫁农民,留在舟山。就这样,亚楠嫁给了史家村的一个叫史进财的农民。
史进财只读过二年书,比亚楠大四岁,长得人高马大,好像挺憨厚。突然间白白送来一个老婆,史进财喜不自禁。在农村讨一个老婆,怎么也要花一笔钱的,就因为花不起这笔钱,所以近三十岁的史进财还没有老婆。
令亚楠没想到的是,把户口从城里迁出去的速度,快得惊人,亚楠人还没到史家村,户口已经迁到村里。于是,亚楠再不是城里的姑娘,一夜之间,她仿佛重新投胎,变成了史家村的村民,变成了农民史进财的老婆。
亚楠逃离了上山下乡,其实只不过没有欢送和建立知青户的过程,直接走进农户家庭里,立刻变成了农民。
我把这种现象定位:边缘知青。
据我所知,在舟山这种现象有许多,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宁波等地的年轻人,当然大多是女性,个别也有男性的,投靠亲戚朋友或者经人介绍,为的就是能留在南方,离家近一点。
亚楠由一个城镇的高中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农民的老婆,实在是不适应。好在她可以经常回家照料父亲和弟弟。亚楠也知道从此要委屈自己,是为了逃避发配去遥远的北方,要仰仗史进财作为依靠的避风港。
开始,这个家的经济由亚楠掌握,但是史进财对不多的钱财查问得很严格,一笔笔花销必须记账,月底如果对不上,史进财就要怀疑 是亚楠把钱拿到娘家去。
其实,亚楠父亲有工资收入,比农民史进财家的日子好过。
史进财有四个兄弟,只有三间破旧的房子,老父母住一间,另外两间兄弟四人只能一人住半间。
再则,史进财虽然心里为能娶到亚楠在窃喜,但他也有自卑,觉得亚楠文化太高,自己配不上她,所以更要压制她,否则将来会更不听话。而且他有一种想法,用北方人的话说就是:女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这样,每到月底亚楠就头疼害怕,史进财查账稍有对不上,就会骂骂咧咧。于是,亚楠干脆把经济大权拱手相让,让史进财当家。以致后来亚楠有了工作,也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史进财管理。
亚楠有文化,很快,村里让她当了代课教师。亚楠在学校时就是班干部,组织能力很强,遇事泼辣干脆,上台不怯场,做代课教师对她来说并不难。只是没代上几个月,有人说亚楠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亚楠不配做人民教师,于是,亚楠被辞退回家。
亚楠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在他们家的后院曾经驻扎过一群国民党军人,那是在还没逃往台湾时的事情。亚楠父亲有和国民党接触过密的嫌疑,也就是说亚楠父亲也许就是国民党的间谍或者特务。于是,被打成右派,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
亚楠下嫁给史进财,在他们夫妇吵架激烈时,史进财甚至会骂亚楠是:阿爹是右派,有啥好闹热?(当地方言,就是说有啥了不起)。
其实,史进财这个人并不坏,勤劳节俭又能吃苦,只是文化水平太低,认知有问题,容易被人洗脑。
后来,史进财开始在社会上做生意,开个小饭店,钱包渐渐鼓起来,他的大男人自尊也更加膨胀起来。
而亚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开始显现出来。亚楠后来又去另一个学校当代课教师,还当过妇女干部,担任过工会主任。
亚楠在外面显山露水,颇有威望,但在家里她始终翻不了身。
史进财说亚楠是:身兼多职,狗屁不值,工资两级(那时二级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啥好闹热!
偏偏社会需要亚楠这样有文化的女性。那时舟山还没有律师这个职业,而一件持刀强奸的案件急需一个女律师出台,于是找到亚楠让她充当这个身份出庭。后来亚楠又考取律师函授大学取得毕业证,这以后家里就热闹了,常有人上门哭哭啼啼地述说冤情,要求亚楠替他们伸冤,或者写状纸。
史进财看在眼里,他接受不了亚楠作为一个女人,不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风风火火地在外面张扬,每当有人上门找亚楠时,史进财就冷言冷语地讽刺:”哼,又要吃上堂饭了!”意思是指在家里哭哭啼啼上堂审会似的氛围下吃饭,搞得家里不安宁。埋怨牢骚这是轻的,如果亚楠回应一句,史进财就会教训亚楠,嗓门提高八度喊道:“还敢顶嘴?”夫妻已经是水火不相容。
开始,他们的一对儿女还小,亚楠怕夫妻吵架影响孩子学习,只有忍耐。后来孩子大了,都考取大学在外地成家立业,亚楠再也忍受不下去,开始顶抗,史进财甚至动起手脚,开始家庭暴力。直至分房各寝,接着冷战到分灶各自开伙,夫妻感情荡然无存。
后来,史进财在外面也有了相好。
曾经,亚楠提出离婚,但公开上堂时史进财一变在家里的凶狠样,像只绵羊一样条条答应再不欺负亚楠。回到家里史进财就说:”想离婚,反了你了!你进了史家的门,死了就是史家的鬼!”
也有人问史进财,为啥不离婚再娶?史进财说:“ 再娶不是一家人,肥水不能流外田。”
不成夫妻就是冤家,俩人每天怒目相对,史进财进家就砸门摔凳子,把亚楠吓得心惊肉跳。亚楠想搬出去租房自己过,想到史进财可能会闹到出租房丢人现眼,于是想到去养老院。
和孩子们商量,孩子们也同意了。于是女儿设计带史进财出去旅游,亚楠收拾东西搬去养老院。
待史进财旅游回来,看到亚楠的房里已经搬空。女儿说:“养老院里有门岗有监控,还有领导,爸爸切不可去闹,就让妈妈在那里养老吧。”
史进财说了一句话:“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舟山武斗还在升级,沈家门岭坨山武斗死了七人,定海城关武斗,死了五人,岱山死五人 …… 甚至还搞汽车载尸体游行 ……” 这是来自《舟山文革武斗计略》一文的记载。
当时我还在公司职工医院干临时工。舟山的上山下乡无法展开,整个舟山还都是无序的状态。
但是,老百姓要正常生活,该嫁的嫁,该娶的娶,婚礼该办的还是要办。
那时,不抓生产建设,许多职工没房子住,公司就盖了几排简陋的毛竹棚子,当做职工宿舍,我家就住在毛竹棚子里。
公司在城外,和村民杂居在一起,毛竹棚子旁边就是农民的家园。那天一大早就听到鞭炮声,还有敲锣打鼓的欢闹,原来是汪村长的儿子根土要结婚。
根土我们都认识,是村长的独生儿子,也是村长的宝贝。长得白白净净,村长没让他下过田,现在一个加工厂里当保卫队长。村长家里崭新的大院子,里面一圈青砖红瓦、几进几出的正房和厢房,显示着令人羡慕的阔绰,比毛竹棚子不知要强多少倍。
这次的婚礼,也是让人大开眼界,亲戚朋友一大群,张灯结彩,鞭炮轰鸣,而且新娘子竟然还是个上海姑娘,据说是来插队的。那时,知青这个词汇还没像现在喊得这么人人皆知。
上海自然不会像舟山,把上山下乡搁浅,早就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有去黑龙江的,有去内蒙的。许多上海姑娘在家长的安排下,为了离家近一点,自找门路在上海周边插队落户。
此时,新娘子苏馨被打扮得雍容花貌,披红挂绿,被上海娘家人簇拥着送进这座大院。送亲队伍里的娘家人洋溢着上海人那种时尚又骄傲的派头,看得乡下人眼花缭乱,我也看傻了。只见新娘子脸蛋粉嫩嫩的,一双眉眼略含羞涩,头上还披着一块纱巾,个子挺高,有点居高临下的威风,她毫不避讳乡下人好奇的目光,但看她的眼神好像也带着好奇,东张西望地在看着陌生的四周,和陌生的乡下人。
据说新娘子的娘家是老上海人家,家境不错,不愿意让女儿去寒冻冰雪的北方,托人来到舟山。恰巧遇到汪村长正在给儿子根土找媳妇,村长说干脆就落户到我家吧,一个人插队也不好安排。村长带着上海人参观了他的大院子,又见了他的儿子根土。两个年轻人也不反感,两家大人也都满意,这门亲事很快就订下来,新娘子的户口也顺利地迁进了这座大院。
结婚时,新娘子苏馨十八岁,新郎根土二十岁,正好符合婚姻法。
后来听说让新娘子去当代课教师,原来的教师生孩子去了,这个教师负责的唱 歌课也由苏馨代教。苏馨偏偏不会唱歌,一开口就跑调,每次上音乐课,学生们忍不住就哄堂大笑,在教室门外偷听的老师也忍不住笑出声,搞得苏馨很尴尬。苏鑫也知道自己那点文化,当不好教师,她连班级里的一个调皮学生都镇不住。这个调皮学生看见她就捏着鼻子学她跑调,羞得苏馨满面通红。
不久,苏馨也怀孕了。汪村长高兴地说:“甭去上班了,在家生孩子吧。女人嘛,会生孩子就行 ……”
等到舟山武斗结束,一九七一年十月,我要去内蒙兵团时,苏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待我三年以后探亲回家,再看到苏馨时,她已经变了样,两儿一女跟在身旁,肚子又鼓起来,当年的风姿一扫而光,除了她的服装还有点上海的味道,但也是旧塌塌的,失去了光鲜。当年那个披着纱巾,睁着好奇的眼睛四顾张望的新娘子,变成一个疲惫邋遢、拖儿带女的农村妇女,可她才二十三岁呀。
汪村长春风得意地说:“我们汪家现在人丁兴旺了,再生几个孙子我也不嫌多,我汪家养得起 ……”当爷爷的汪村长踌躇满志。
再后来,知青大返城,我没有再见到苏馨,就问别人。有人说她的老公根土,身边老有相好的女人,苏馨哭啼啼也没用。后来一对儿女留在村里,苏馨带着另外一对儿女坚决回上海了。可是她们的户口又无法迁回上海,上海知青办说苏鑫是自己投亲靠友,下乡嫁人,不属于知青办管理。
老乡们说: 苏馨和孩子在上海没有户口,是黑人,早晚还得回到村里。
小娘娘第二次探亲回到上海,她弯弯的媚眼好像还在笑着,却是泪汪汪泣不成声。一提起贵州的插队生活就浑身哆嗦。面对姨婆的询问,她结结巴巴不知从那说起、、、那里没有电,住的是吊脚楼,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十几岁就叫女孩子结婚……
上海人称呼姑姑为娘娘。
小娘娘是姨婆最小的女儿,她有五个姐姐,姐姐们都叫她小尾巴。姨婆说小尾巴不好听,就叫芭芭。
芭芭卷卷的头发,一双媚眼笑嘻嘻的,小巧的鼻子,脸颊上透着两朵淡淡的红晕,长得像个洋娃娃。
芭芭的父亲我叫公公,解放前自己开公司,几个女婿都在他手下任职。
解放后公司被关闭,公公被管制,这以后他一蹶不振。我常看见他高大的身子蹲在地上默默地修补那张破旧的老沙发。有一次他帮居委会修理房顶摔下来,身体就每况愈下,不久离开人世。
芭芭和我同岁,也是六六届的,也成了知青,被分配到贵州插队。几年以后回家探亲已是面黄肌瘦,脸上的桃花晕消失了,最可怕的是她的月事也消失了。
姨婆心疼至极,又毫无办法。
小娘娘第二次探亲回到上海,她弯弯的媚眼好像还在笑着,却是泪汪汪泣不成声。一提起贵州的插队生活就浑身哆嗦。面对姨婆的询问,她结结巴巴不知从那说起……那里没有电,住的是吊脚楼,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十几岁就叫女孩子结婚……
贵州啊贵州,望不尽的荒山野岭,一个苗民不与外人通婚的地方,如今还是落后的省份,一个上海姑娘突然被插队到那里,叫她怎么生存?
这是我的姨婆和我的小娘娘
姨婆决定不再让芭芭去贵州,于是芭芭在上海成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黑人。
姨婆对其他几个女儿说,只要我们有饭吃,就有芭芭的一口饭。可是芭芭年龄大起来,总不能让她变成老姑娘吧?于是姨婆开始给芭芭张罗婚事。
可是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黑人,而且月事也没有恢复,以后能不能生育也不知道,姨婆一边天天逼着芭芭喝下一碗碗黑黑的汤药,一边托人在上海郊区的乡下给芭芭找女婿。
终于找到一个孤儿叫勤,人长得瘦小,个子比芭芭还要矮一点,但眼睛挺有神。干活勤快又能吃苦。勤喜欢芭芭,可芭芭不喜欢勤。
有一次我到姨婆家正好看见勤在忙着,他从乡下带来一桶活蹦乱跳的鲤鱼,只掏出几条鱼跑出去在小巷卖掉。然后再掏出几条去卖,这样来回几次就把一桶鱼卖光了。
那时这是小资产阶级尾巴,要被抓的,可勤不怕。他卖光鲤鱼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钞票,塞到姨婆手里说:“给芭芭买套新衣服”,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芭芭。可芭芭却像个冷美人似地不瞅他一眼。
那时我看在眼里真替他们担忧,一个美丽的上海小姑娘,一个没啥文化的乡下小二郎,将来怎麽生活在一起?
小娘娘眉头蹙蹙着,很是忧愁。想到自己没工作,没户口,出身又不好,呆在上海走投无路,贵州是再也不敢回去,只好听从姨婆的话,还是和小二郎结了婚。
小娘娘结婚时,我还在内蒙兵团,我没钱送她,只给了她几十斤粮票,小娘娘拿着粮票泪汪汪地说:“鹿鹿(我的小名),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小娘娘虽然是中国的公民,但是没有户口也没有口粮。
老天怜悯他们,小娘娘在姨婆的坚持下,喝了二年汤药,总算恢复了月事。后来生了一个儿子,这使他们的生活有了希望。
姨婆有胃溃疡,在文革时的一次发病中,胃出血抬到医院求治,因是黑五类家属被拒医,换了几家医院都拒收,悲惨离世。我没有见到姨婆最后一面,至此,我在上海最亲的唯一长辈也不复存在,从此与上海彻底告别。因为相互搬迁丢失了地址,与小娘娘也失去联系。
有知道她消息的朋友请告知。小娘娘是上海六六届的知青,姓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