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一个谁乐意从事就可以做好的职业。把医学这种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宝贵知识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就低估了医学的社会价值,会造成学术退化,学科的衰落。
乡村中医是历代中医创新的基地,应该从保护原产地的高度保护民间中医,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老中医配备传承人,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把中医的根留在民间,把三级卫生网的中医网底补牢。
中医属于低碳环保的学术体系,也是道术并重的国学,理应受到尊重,保障传承。应承认中医诊疗疾病的合理合法性,不用西医西药的管理方法要求中医,让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使其充满创新的愿望和能力。
中医不断发展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历史上中医的传承,兴衰相继,断断续续,高潮低谷连绵不绝,坎坷发展到如今,既有师徒相遇的偶然性,也存在着学术发展的必然。
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后继人才的培养。然而由于用西医模式管理中医,乡以下的中医传承日渐困难,三级卫生网中医网底出现了漏洞,造成了必须“进城看中医”的困难局面;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造成了中医制剂创新越来越难,城里的中医须“以西养中”。这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发展传统医药”不相符,也使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难以实现。
回望历史,面对现实,如何实现中医传承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保障“中医体系自立”必不可少的措施。
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
《内经》说:“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轩辕黄帝的时代也需要医学救助,只是那时的知识积累和传播比现在困难得多,因此也就格外珍惜医学人才的选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保于无穷,流于无极”的大事,既不能“得其人不教”,也不能“传非其人”。黄帝谦虚地说自己德能不足,不能作为恰当的传承人,但是自己有管理资源,可以领导、决定这件事的落实情况,用行政力量保障医学事业的长盛不衰。
黄帝关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政方针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医历代的传承过程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扁鹊、仓公的记载,就说明了中医传承的过程。
扁鹊“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扁鹊是客舍的主管,他对神秘客人长桑君感到神奇,这没有什么意外。令人惊奇的是作为客人的长桑君,他认为“扁鹊非常人”,考察了十多年,才悄悄地把“禁方书”传授给他,这种慎重态度就是黄帝对岐伯所说的不“失道”。
仓公淳于意早年拜公孙光为师,深得其传;公孙光觉得淳于意人才难得,“必为国工”,就把他介绍给另一个高明的医家公乘阳庆,并得到他的器重,使淳于意的医学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在仓公淳于意的心目之中,公乘阳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学家。但是,公乘先生“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而且告诫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如果公乘阳庆先生保守,他就不会轻易把医学知识传授给仓公,而应该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如果说公乘阳庆不保守,那么他为什么不肯把医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孙,而传授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假如公乘阳庆遇不见淳于意,他传承中医的方法就只有著书立说了。书籍是文明的载体,所谓“文明”,有文才明。隔代的读者,只要情思一致,就能心心相印。因此,《黄帝内经》多次提到要把医学的道理,“著之玉版”,“藏之金匮”,或者放置于名山石室,储存于灵兰之屋。千年等一回,只要有缘人。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一个谁乐意从事就可以做好的职业。医学关系到人的生死,不聪明善思做不好医生,心中没有大爱只考虑钱财也不是学医的材料。把医学这种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宝贵知识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就低估了医学的社会价值,明珠投暗,会造成学术退化,学科的衰落,属于“慢泄天宝”。假如传给罔顾病人死活,一心经略钱财的人,就不是“慢泄天宝”的问题了,而是等于犯罪。
长桑君告诫扁鹊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但是,扁鹊后来不仅收了几个徒弟,而且还有《内经》《外经》等著作流传下来,他难道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就冤枉了扁鹊,也没理解“泄”真正含义。只有“传非其人”,才是“慢泄天宝”;见到了合适的人才,不传授就是“失道”。在不“失道”与非“泄天宝”的条件下,扁鹊授徒著述,开创了中医学术传承的先河。
扁鹊“有医无类”,无论病人贵贱贤愚,只要有缘,一概救治,但是他选择传授医学知识的对象很严格,绝对不是孔夫子开门办学那样的“有教无类”。扁鹊认为,嫉贤妒能的秦太医令李醯就不是传授对象,宁肯惹来杀身之祸也不能把医学的真谛传授给他。
现代中医,来自高考
兴办中医学院,开创了学历教育,这是中医与时俱进的体现。但是,很多学生高考之前对中医的知识基本不了解,或者只从“良药苦口”的经历接触过中医中药。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在家长和亲友的劝说之下,报考了中医学院。满堂灌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使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学子,如坠五里雾中。
本来就没有思想准备,也谈不上对中医有多少感情,再加上老师说中医就是这么朴素,古代科学不发达,技术落后,你们就凑合着听,慢慢熬着毕业就是了。
学生看到有成就的教授都做动物实验,发表的论文全以SCI为时尚,问问方药为何会治病,得到的答案是等着化学分析研究的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医医院工作,却只让在病房里写病历、抄方子,独立应诊需要等到晋升中级职称之后。
看到一起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无论经商的还是做行政,都事业有成,身居重要岗位,自己仍然没有把中医学明白。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中医的诊断都不算数,无论打官司还是写论文,都必须前缀一个西医的病名,动不动就要求大数据、随机双盲对照,有限的课题经费捉襟见肘还是幸运得来的机会,熬到年过六十才算中医成才。而处于成长期的中医人才,面对各种按照西医模式制定的法律法规,只能感叹自己没赶上历史的好时光。
带着感情,才能学好
张仲景贵为长沙太守,他坐堂行医的初衷,是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并且把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超才能,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皇甫谧、孙思邈学习中医,研究方术,是因为自己有病,体质虚弱,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
葛洪、陶弘景学习中医,是因为崇尚得道成仙,又关心劳苦大众多有疾病困扰,因此著医方,研药物,都把“学以致用”作为原则。
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都怀揣着政治理想,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悬壶济世,普度众生,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报效祖国养育之恩。
即使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的时候,李东垣见到矢志医学的罗天益,他这个师父拿出钱来,让徒弟回家安置好妻子儿女之后再来学医。罗天益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他不好意思要老师的钱财,来回推搡之中,李东垣动了气,他说:“我把比钱重要得多的学问全都给你了,对此尚且不吝惜,何况这点小钱呢?你不要再推辞了。”东垣先生所期望的事情可想而知了。
李东垣临终前,把一生所写的书稿清检、校勘,分卷装函,按类编排,摆列在书案上,嘱咐罗天益说:“这些书籍交给你,不是为了你罗天益和我李明之,而是为了天下后世人。希望你谨慎保存,千万不要让这些书湮没于世,要把它们推广使用。”东垣先生去世之后17年,罗天益说老师的教诲好像还在耳边回响,回忆起来更有新意。东垣先生得到了所寄托的人,师徒之间有一种心灵的默契。
罗天益没有违背“传道”的承诺,从李杲习医多年,得其精髓,后升为太医,著有《卫生宝鉴》二十四卷;整理李东垣的遗作,著成《东垣试效方》九卷传世。诚如元代文人砚坚《东垣老人传》所说:“君之学,知所托矣!”
政策扶持,传承可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兴办中医学院,鼓励中医师带徒,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学生,比照师范生的待遇,免收学费,给予生活补贴。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时候,培养了大批半农半医式的“赤脚医生”,他们扎根在基层,治病救人,经验丰富,然而如今大多年事已高。1999年施行《执业医师法》的时候,说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旧证可以换新证。体制之内的医生,因为有旧证,所以可以幸运地换到新的医师证,乡以下的农村中医从来没有发过证,所以一夜之间无论行医多少年,都成了无证行医者。由于他们很多人没有正规学历,也就没有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资格。从有证到无证,再从灰色无证行医到黑色非法行医,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这样的人,尽管满身学问,但是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子女不会跟着学,也不可能有徒弟,中医在基层的传承,出现了巨大的障碍。
乡村中医是历代中医创新的基地,那里最适合中医的简便诊疗。应该从保护原产地的高度保护民间中医,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老中医配备传承人,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把中医的根留在民间,把三级卫生网的中医网底补牢。
应该把中医的知识普及给中小学生,不应该到了大学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中医的学术特色,让新入学的大学生学中医比学外语还困难。
承认中医诊疗疾病的合理合法性,不用西医西药的管理方法要求中医,让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使其充满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这样做即使不能产生规模化的工业产值,也可以为国家和民众节约很多血汗钱。
中医属于低碳环保的学术体系,也是道术并重的国学,理应受到尊重,保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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