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这句话是唐代皇帝李世民所说。因为他的大臣魏征经常给他提意见，所以他才能开创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大唐盛世。
正是因为有了借鉴，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跟魏征的故事给与后人的启发。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由司马光主编的史家著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因父亲时任光山县令所以被起名叫做“光”。司马光七岁时就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同时因为他“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
宝元元年，司马光一举高中，进入仕途。那一年，范仲淹写下来《岳阳楼记》，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司马光日后生涯的准则。
在他当官期间，他心思百姓，将百姓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他看到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给百姓带来的伤害，故而与王安石交恶，成了朝堂上对立的两派代表。随后，司马光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
也就在他辞职离京后，司马光有感于帝王之道，缺乏参考，于是立志编撰一部史学作品，以警醒后人，为后世人提供经验。这就是《资治通鉴》的诞生。
《资治通鉴》共计294卷，将近四百多万字，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是为司马光一生的心血。他在献与宋神宗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成书不足两年，司马光就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宋时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作为中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初期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记载了中国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王应麟说他：“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无数人为他啧啧称奇。那么这部史学大作，又蕴涵了多少警世的价值呢？为此，我们可以选取书中几句话作为赏析。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这句话说有才能的人有了钱，会失去志气；愚笨的人有了钱，会增加过错。而且有钱的人往往被人怨恨，我既然没有能力让子孙聪慧，就不可以让他们因为有钱而被怨恨。寥寥数语，阐明了钱财的害处，引人深思。
“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
这句话中指明，任用有才能的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指出，统治者启用人才，并不是统治者没有识人善用的能力，出错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情面。
通过这句话，司马光阐述了自己的用人观念，指出统治者用人应当注重才能，而不是与那个人的关系。
“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司马光的这句话，再一次把人民放在国家的核心位置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钱财是百姓的基础，基础没了，根源也就没了，根源没了，国家就会像树木枯死一样倾倒。这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思想。
可以看出，《资治通鉴》中的很多部分都是教给统治者如何治国安邦的，如“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劝诫统治者要多多听取意见。而“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则是强调了法律的施行，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世多称《资治通鉴》为帝王的教科书。正如宋神宗说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正是这部史学大作对帝王的作用。
其实，这部书中还包括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值得我们普通人一阅。如在《资治通鉴·陈纪》中，“得财失行，吾所不取。”一句就是在劝诫世人不要光顾着追求钱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
很多人反映《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文言文作品，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此，我为大家推荐这套有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他选取书中的价值较高的部分，并配有译文进行解析，方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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