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这句话是唐代皇帝李世民所说。因为他的大臣魏征经常给他提意见,所以他才能开创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大唐盛世。
正是因为有了借鉴,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跟魏征的故事给与后人的启发。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由司马光主编的史家著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因父亲时任光山县令所以被起名叫做“光”。司马光七岁时就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同时因为他“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
宝元元年,司马光一举高中,进入仕途。那一年,范仲淹写下来《岳阳楼记》,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司马光日后生涯的准则。
在他当官期间,他心思百姓,将百姓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他看到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给百姓带来的伤害,故而与王安石交恶,成了朝堂上对立的两派代表。随后,司马光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
也就在他辞职离京后,司马光有感于帝王之道,缺乏参考,于是立志编撰一部史学作品,以警醒后人,为后世人提供经验。这就是《资治通鉴》的诞生。
《资治通鉴》共计294卷,将近四百多万字,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是为司马光一生的心血。他在献与宋神宗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成书不足两年,司马光就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宋时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作为中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初期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记载了中国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王应麟说他:“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无数人为他啧啧称奇。那么这部史学大作,又蕴涵了多少警世的价值呢?为此,我们可以选取书中几句话作为赏析。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这句话说有才能的人有了钱,会失去志气;愚笨的人有了钱,会增加过错。而且有钱的人往往被人怨恨,我既然没有能力让子孙聪慧,就不可以让他们因为有钱而被怨恨。寥寥数语,阐明了钱财的害处,引人深思。
“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
这句话中指明,任用有才能的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指出,统治者启用人才,并不是统治者没有识人善用的能力,出错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情面。
通过这句话,司马光阐述了自己的用人观念,指出统治者用人应当注重才能,而不是与那个人的关系。
“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司马光的这句话,再一次把人民放在国家的核心位置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钱财是百姓的基础,基础没了,根源也就没了,根源没了,国家就会像树木枯死一样倾倒。这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思想。
可以看出,《资治通鉴》中的很多部分都是教给统治者如何治国安邦的,如“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劝诫统治者要多多听取意见。而“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则是强调了法律的施行,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世多称《资治通鉴》为帝王的教科书。正如宋神宗说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正是这部史学大作对帝王的作用。
其实,这部书中还包括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值得我们普通人一阅。如在《资治通鉴·陈纪》中,“得财失行,吾所不取。”一句就是在劝诫世人不要光顾着追求钱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
很多人反映《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文言文作品,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此,我为大家推荐这套有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他选取书中的价值较高的部分,并配有译文进行解析,方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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